【大紀元11月2日訊】 九月中國五大文化名人發表《甲申文化宣言》,以武斷決絕的姿態代國家、民權發言,要反對異質文化入侵。其背後有看不見的權力運作。
由季羨林、任繼愈、楊振寧、許嘉璐、王蒙等人發起的「二○○四年文化高峰論壇」會,於二○○四甲申年九月三日至五日在北京隆重舉行。會後,這五位頂尖級的中國知名文化人,邀集七十多位海內外著名華人作家、學者,包括任繼愈、白先勇、馮驥才、湯一介、許倬雲、吳祖強、陳映真、杜維明、龐朴、喬羽、劉厚生、于友先、劉詩昆、劉夢溪、周汝昌、黃苗子、謝晉等,簽名發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向國際社會表達我們的文化主張」。
把早說過的話再吆喝一遍
《宣言》強調認為:「文明既屬於歷史範疇,既已成為不同族群的恆久信仰、行為方式和習俗,則理應受到普遍的尊重。我們主張文明對話,以減少偏見、減少敵意,消弭隔閡、消弭誤解。我們反對排斥異質文明的狹隘民族主義,更反對以優劣論文明,或者將不同文明之間的關係形容為不可調和的衝突,甚至認為這種衝突將導致災難性的政治角力和戰爭」,「我們主張每個國家、民族都有權利和義務保存和發展自己的傳統文化;都有權利自主選擇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體領域完全不接受外來文化因素;同時也有權對人類共同面臨的文化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我們為世界上許多古老民族、經濟次發達地區的文化命運深感憂慮。國家不論大小、歷史不論長短、國力不論強弱,在文化交往和交流方面均享有平等權利。我們反對文化沙文主義和文化歧視,並認為此類行為是反文化的」。
這些論調其實並不新鮮,背後的目的還是為了抬高自己的固有文明,華夏文明,來抵制「物競天擇」的、傳統的西方文明。
二十世紀下半葉,季羨林、杜維明、龐朴、成中英等深受儒學浸染的名流,早就在這麼強調了。到了季羨林預言的「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二十一世紀真就來到時,他們不得不拉幫結夥,站出來一齊大聲吆喝,不過是把過去的話再重復一次,以示他們一貫如此的堅持,眾人皆醉,獨我不糊塗而已。
代表個體的聲音還是官方的意志
在這個武斷、決絕,遠遠大於理性、寬容的宣言裡,有著致命的邏輯上的不周延:你們的「主張」與「反對」,究竟是代表民間的聲音、獨立的聲音、個體的聲音,還是官方的意志、權力的意志?
如果是前者,那你們代表自己,自由選取就行了,為甚麼又要打著「國家、民族」的名義,聲稱「有權利和義務保存和發展自己的傳統文化」,「有權利自主選擇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體領域完全不接受外來文化因素;同時也有權對人類共同面臨的文化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呢」?
這與多少獨裁政權所呼籲的,不允許別國「干涉」本國內政,而只要把高壓統治、殺人如麻、貪贓枉法,打擊追求言論、新聞、出版、信仰自由的持不同政見者等醜惡行經,一概標之以「內政」,就可以關著門橫行無阻,聲稱是自家的「權利和義務」,「穩定壓倒一切」,他國就無權干涉的思路是一致的。
所以,袁偉時先生在批評這個宣言時,所問的一個問題以及對於它的實質之分析,都極其精彩。這就是:誰是國家、民族的代表?…… 在正常的現代國家,國家的代表應該是具有合法性的政府。那麼,在文化問題上,這個代表||政府,有權做什麼和不能做什麼?它可以像《甲申文化宣言》說的那樣「有權利自主選擇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體領域完全不接受外來文化因素」嗎?政府在文化領域可以做的事情很多,給教育、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 撥出足夠的經費,保護文化遺產,支援文化產業發展…… 但有些事是不能做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是對文化的內容不能橫加干涉…… 中國人不應忘記:從大清帝國到民國,就是因為政府自封有權選擇「不完全接受」或「完全不接受」現代文明,弄得貪官污吏和特務橫行,老百姓因此動輒得咎、不得不處處仰人鼻息的……
那麼,有些有害的內容政府是否有權禁止?但甚麼叫「有害」,就應認真討論。中國人喜歡拿色情說事,並且咬定那是「資本主義腐朽文化」,其實任何民族的傳統文化中都不乏這類內容,而且淫穢與藝術之間的界線頗難劃分。…… 《宣言》對政府在文化領域中的「權利」的界定,侵犯了現代政府和公民社會之間不可逾越的界線,犯了現代社會的大忌。說得徹底一些,《宣言》鼓吹的政府文化權力,有可能為重演「包括上層建築的全面專政」留下一條後路。這並非杞人憂天。
在這次「高峰論壇」上,名列五位發起人之首的許嘉璐教授,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民進中央主席,其發言就是最有力的注腳。作為第一個發言人,他猛烈抨擊「異質文化凌人的攻勢」,要中國人反對「文化入侵」;提出的對策之一是:「要重視社區文化的建設,從社會學角度看,家庭是最小的社區,是文化普及的最細微之處;再稍稍放大,一條街道、一幢居民樓、一個村莊都是社區;再放大到學校、軍營、企業、機關、城市…… 如果所有社區把文化放到重要位置,人人就可以生活在濃郁的中華文化氣氛中了。」
假如這個建議真被權力部門採納,一個遍佈全社會各個角落的全國性的文化控制網不就成為現實了嗎?那些信仰外來文化和外來宗教的公民和族群,那些願意讓自己的生活全盤西化或半西化的公民,是不是要在反「文化入侵」中成為教育、改造的對象呢?
血腥內政也給世界帶來災難危機
不僅如此,那些打著「內政」幌子,不許別國干涉本國事務,對本國國民實施紅色與白色雙重恐怖的專制政權,還在不斷地把它的恐怖行徑、卑鄙伎倆、惡劣作用,向著全世界擴散,通過利益、外交、文化等上得了臺面的手段,或者通過各種「超限戰」方式,如暗殺、追剿、誣陷、挑撥、威脅、懷柔、引誘等,把人性中最邪惡的部分污染到全世界。
歷史早已揭示,希特勒政權、斯大林政權、薩達姆政權、文革諸時期的毛澤東政權…… 在屠殺、虐待本國人民,實現血腥統治時,也給全世界帶來了極大的災難與危機!這豈能圈定在「內政」問題之內,不許外人指手畫腳,就過得去的呢?
「混沌學」裡的一個假設,在個體利益和人類命運前途上日益緊密相系的「全球社會」裡,在北京的一隻蝴蝶,扇了一下翅膀,有可能引發紐約的一場龍捲風。
中國的一切問題,最終都能歸咎到現有的政治環境之嚴酷苛刻,普遍黑箱操作,缺乏起點公正,過程上由於新聞、言論、出版的不自由,而毫無監督上來。
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季羨林、王蒙等人的「文化」宣言,無非是個「蝴蝶」罷了,它經由背後那個看不見的權力巨臂之作用,無窮倍數地放大後,就可能颳出再一場了不得的「龍捲風」!
當年,季羨林、王蒙等先生本人,都是從那裡面(「牛棚」)颳出來的,劫後餘生,今天掌握話語權了,是不是也想颳別人呢?
不過據我瞭解,那些最初曾經打算只颳別人的人,最後未嘗不是也把自己颳進去的。一九四九年以後,這種先整人致傷致殘致死,再被人致傷致殘致死的例子,數不勝數,無一不是拜譚嗣同說的「兩千年之政皆秦政也」以及毛澤東說的「百代皆行秦政制」的那個「政」「制」裡的「權力法術」所賜。
中國人一隻手坑人,一隻手害己,「兩隻手都要硬」的本事,當真已獨步「武林」,絕無可以堪敵者!
──轉自《觀察》11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