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日訊】 編者按 ：反映中國農民人權慘狀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獲歐洲著名報導文學獎。推薦者中國旅英詩人楊煉評述該書獲獎的意義，並尖銳抨擊造成中國農民悲慘處境的中共黑手黨制度，以及社會的冷漠自私和西方雙重的人權標準。這是一篇充滿政論激情的散文。
二○○四年十月二日，柏林。一個令我激動、令有良知的中國人振奮的日子。這一天，二零零四年度「LETTRE—尤里西斯世界報導文學大獎」揭曉，英、法、俄、西、中、德、阿拉伯、日本、葡萄牙、印度十種語言的十一位評委，從全世界各地區過去兩年內出版的報道文學著作中，挑選、比較、評價，最終把本屆大獎賽的首獎以及五萬歐元獎金，頒給了由中國作家陳桂棣、春桃夫婦寫作的《中國農民調查》。那個柏林深秋的晚上，出席盛大頒獎儀式的數百位嘉賓，屏住呼吸，聆聽了該書第二章中「一切，發生在五分鐘之內」一節。一個陌生的中國地名「小張莊」，和那裡發生的村幹部惡霸五分鐘之內令對苛捐雜稅略有怨言的村民四死一傷的悲劇，震動了所有人的心，並通過傳媒傳遍了世界。
在黑手黨制度下農民悲慘真實處境
《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的獲獎，在於它揭示了九億中國農民今天的真實處境。並解答了一個懸置於全世界人們心中的疑問：中國的經濟「起飛」靠的是甚麼？那些把中國城市打扮得五彩繽紛、一派光鮮的「銀子」，是從誰那裡搜刮來的？遍地忽忽竄起的摩天大樓底下，一轉眼鋪滿了全國的高速公路底下，紙醉金迷的夜總會、歌廳、酒吧和引擎轟鳴的「F1」賽車場底下，是一塊血肉澆鑄的地基｜｜九億農民被無數苛捐雜稅吸盡的血汗。這是那枚神話般的「中國月亮」漆黑的另一面。《中國農民調查》揭示出了，今天的中國社會是如此「不公」：當城鎮居民每年的人均收入超過了一千美元，他們的年稅賦只有不到五美元；而農民苦幹一年的收入，只有四百多人民幣（我甚至羞於說出五十美元這個數字！），卻不得不被各種官方捐稅奪走近一百五十元！鄉、村幹部橫行霸道加橫徵暴斂，連義務教育的「義務」也要農民自己負擔。村裡稍通文墨者，受不了此等豪奪而上書上訪，招來的結果已如前所述，共產黨土豪劣紳才懶得繼續意識形態時期的「批判」、或者用所謂法治的「拘押」和「判刑」，他們乾脆帶了狗腿子上門，一把刀將你捅了，甚至殺人後連血淋林的匕首都不藏，只往辦公桌抽屜裡一扔。在這個共產黨制度就是黑手黨制度的天下，老百姓除了忍氣吞聲還能怎麼樣？
我說「黑手黨制度」，一點也不過份。細讀此書就知道，中國農民苦不堪言，並非僅僅因為中、下層幹部天良喪盡，他們敢於肆無忌憚地作惡，完全是受到中央政府的教唆和縱容。這盞可怕的綠燈就是：中央政府停止發給縣、鄉以下政府機構運作的費用，卻在一筆拿走自己要徵的款項後，把徵稅的權力下放給下層政府，任由他們向農民開刀，徵少了自己少花，徵多了也無須上繳。這樣，中央省了錢，餵養「父母官」的代價，卻完全攤在了農民頭上。且不說下層官員都有塞滿無數臃腫機構的七大姑八大姨要養，就是沒有負擔，又為甚麼要放過這個攫取別人血汗的機會？中共之大惡，就在於毀掉人性和常識裡發自天良的限制，而全力鼓勵人赤裸裸放出其貪婪和肮髒。想想當年一句「打土豪，分田地」口號，是怎樣把幾千年教化養育出的中國人心毀於一旦的吧！多麼簡單，只要把地主拉出去斃了，你們就能獲得代代夢想的土地。難怪血腥的紅旗下，能那麼快匯集起一支邪惡的大軍！八十年代初，農民曾在四、五年的短暫時間裡，得到過一點經濟利益，但接下來，就是長達近二十年的持續盤剝，以至今日許多農村的日子甚至比六十年代初還難過！在我看來，剝奪農民，是一場中國官方蓄謀的犯罪：當中國城市裡的抗議之聲，比較容易被國內和國際媒體關注，從而對政權的「形象」和中國「投資環境」造成負面影響時，農村的分散和偏遠，卻逼使農民在慘遭迫害時，不僅無助而且無聲。這一大群「人」，分辨不出面孔、名字、性格，最完美的形容是「肉」、或「泥土」。「九億」是一個大得多麼抽象、多麼空洞的數目。他們甚至沒有死亡，因為他們從未存在過！
推薦給尤里西斯獎的過程
《中國農民調查》甫出版，就在中國熱銷。我認為，這是中國人天良尚存的一個證明。感謝作者，在資訊封鎖之中，在黑手黨駕輕就熟的肉體消滅陰影下，通過三年艱苦的實地調查和寫作，把大地撕開了一道裂隙，至少泄漏出了「無聲者」深埋地下的一絲呻吟。中國政府掛在嘴上的「生存權」，由九億活不下去的農民證明了何其虛偽！一個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在現實中何等不公！人們由同情而感慨，由感慨而激憤，那追問就自然而然了：「誰之罪？」「誰是最黑的資本家？」此書的被禁止發行，倒也可以被視為罪犯的一種不打自招。我是把這本書直接推薦給「LETTRE—尤里西斯獎」的人。這本書的獲獎本身，對每個參與推薦過程的人，是一個格外的獎勵！
事情是這樣的：最初，我更關注有關中國愛滋病患者的題材，但由於沒找到這方面的成書，旅居美國的杜女士遂向我最先提及《中國農民調查》。我立刻覺得，這是擊中中國現實靶心的著作。但到那時我還沒有這本書，為了找到它，杜女士向她的親戚朋友到處詢問，直到她住在北京的姑姑答應為我去買盜版。七十多歲的老人，先買了一本寄往我的英國住址。後來發現位址上寫錯了一個字母，怕我收不到，又去買一本寄來。即便如此，她們還是怕書被當局截住。杜女士又上網「緊急求助」，並獲得了住在美國的一個網友（後來才知道是在美國經營溪流出版社的王女士）的幫助，把她手裡的原版寄給我。最後，我一共收到了三本書！那些日子，我被這些從未謀面的熱心人深深感動了。雖然事關一個獎，但我相信，沒人哪怕一分鐘想到錢。全部的努力，只是為了感到自己在幫可憐的農民們一把。路見不平，出手相助。要這樣做，心存一點古老的「俠義」之氣就夠了。與此無價之寶相比，五萬歐元算得了甚麼？
中國知識界的自私冷漠和玩世不恭
「天安門大屠殺」之後，我寫了一首短詩《一九八九年》。詩的最後一行「這無非是普普通通的一年」，曾令不少朋友大惑不解。其實，我要寫的，正是對他們眼淚和震驚的驚訝｜｜「天安門」之前那麼多政治災難的記憶哪兒去了？對幾千萬受害亡靈的記憶哪兒去了？比死亡更觸目的，是遺忘。「六四」不止是一個事件的名稱，它凸顯出的是一種人的處境：無出路的、絕望的、不變的、甚至——空洞的處境！
但我其實並不知那絕望的深度。我十五年前寫下的話「用不了多久，哭過的人們，又該嘲笑那些還笑不出來的人們。」恐怖地變成了現實。《中國農民調查》寫出的中國，有一系列命名：「最壞的社會主義加最壞的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和我稱謂的）「黑手黨專政」。德國「南德時報」的記者問我：「為什麼城市人對農民的痛苦無動於衷？」我不得不回答：「因為他們的自私、冷漠和玩世不恭。」是的，這三個詞，畫出了今天這個世界的肖像。
在中國，權力遊戲中貫穿的赤裸裸的慾望，污染了社會生活、以及人性的一切層次。連當年同樣插過隊、挨過批判、痛恨政治專制的老朋友，也還沒「闊」臉就變了，一個區區《三聯生活周刊》主編、一輛桑塔納轎車，就能把一個人的良心「買」走，還吼得出口號似的「我就是擁護共產黨！」我說的是朱偉。更早些見了面，說話還略有含蓄，隱隱尚存廉恥之心。到兩年前，大約終於被自己的自相矛盾壓得太累了，或者自己終於把自己說服了：知道這輩子也就值共產黨賞的那頂頂子、那車子、那房子，於是話也就說白了。不敢砸自己的飯碗，那取消心理不安的捷徑就是認可現狀。既然認可了，為什麼不努力攀爬權力上層，在社會資源的分配中佔據有利地形？他們不是不知道農民的痛苦，就像不可能聽不見下崗工人、城市被迫拆遷戶的哭嚎。但，那正是他們「擁護」的！
共產黨的成功，應當首推造就出這樣一種徹底無恥的「理想主義者」！那片土地上，佈滿了識時務的「俊傑」：那些海外競爭中的被淘汰者，搖身一變成為光榮的「海龜」，懷揣外國護照周旋於官場，開口「愛國」，閉口「民族」。他們標榜鼓吹的「祖國」，正像他們（或如洪晃者流的她們）給自己貼金的「名門之後」，是當不得真的。最終，還得露出站櫃臺賣相出身的俗胎賤骨，「海龜」也無非一種王八而已！那些打出國際硬通貨旗號的「新左」，振振有詞地譴責貧、富國之間的「不公平」，卻對身邊舉世最黑的資本家保持沈默，甚至曲意維護，好像一個還沒加入的WTO就是令農民二十年來一貧如洗的罪魁禍首。
那樣的「詩人」，竟在聽到別的詩人將被官方以「色情宣傳」罪名抓捕時，脫口說出「活該」二字。那樣的「藝術家」和「知識份子」，什麼時代了，還在翻弄「保爾．柯察金」、「切．格瓦拉」這種歷史骷髏，還把毀滅中國文化的毛澤東吹捧成「英雄」，投機也不至於如此昧著良心吧？為甚麼當我坐在老朋友們的大房子裡，環顧裝修得雪亮的四壁，聽著價值數十萬元的音響，卻突然感到內心空空、無話可說？當年那些熱血青年哪去了呢？有人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辯解如此的無恥肮髒，但，別人那時還沒有一種制度範本，那是真正的「摸著石頭過河」，如今呢？你們明明知道什麼是好的，可偏偏要堅持壞的，只因為你們在壞制度中更方便謀私利。事情其實就這麼簡單。八十年代的中國那場歷史正劇，以如此醜陋的鬧劇收場，也算一個不值得一寫的文學主題！
西方的雙重標準
我強調的是，世界性的自私、冷漠和玩世不恭。誰看不見到處明擺著的雙重標準呢？一邊是伊拉克，人類有史以來第一場以「人權」名義進行的戰爭，英、美等西方國家堂而皇之扮演著「正義的化身」；另一邊是中國，西方政府、大公司、大投資者，爭先恐後趨之若鶩，去握中國政府那雙同樣在屠殺中沾滿污血的手。其原因無非「利益」使然。利益一，未來市場的誘惑；利益二（也許現實得多），確保已經投入中國的億萬投資。現實就能夠荒誕到如此地步：西方資本家比共產黨更害怕中國「不穩定」。他們需要共產黨的專制，來保護其投資，為此不顧尷尬對中共惡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當年把人權和貿易脫為；現在對禁書、鎮壓法輪功不置一詞，是同一個邏輯。當中國共產黨成了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我的詩「現實，再次貶低詩人的瘋狂」，比起這個世界是否太缺乏想像力了？問題不在別處，恰恰在所謂西方「民主」本身：「民主」有沒有原則？它自己是不是一個原則？如果只有雙重標準，誰來決定用哪個標準？如果只由當權者根據一己私利掌控一切，民主制度與專制制度有無本質的區別？是否這「民主」正在變成獨裁？中國農民的血汗錢，第一被中國貪官吸走；第二讓國際資本主義體系分贓；第三透過西方的就業、工資、福利系統，滲入西方大多數人的腸胃，變成政客們夢寐以求的選票。世界就這樣被「買」了。每個人就這樣參與了分贓集團。自私的沈默、冷漠的無動於衷、玩世不恭的逐臭作惡——人性之淪喪，莫此為甚！
沒有天堂必須反抗每一個地獄
一九八九年以來，作為中國詩人，我參加過不計其數的詩歌節、文學節，那裡的「政治」題目，幾乎是為中國這樣的專制國家特設的。聽著西方詩人侃侃而談別處的、他人的、與自己無關的「政治」，我常震驚：人們怎麼可能如此視而不見自己眼前的處境？所謂「反抗」，離開反抗自己所在的現實有什麼意義？特別是，當腳下的現實其實直接銜接著那個「遠方」？當我讀到有些中國流亡者對西方政策的一味奉承，也不禁想，這些人的獨立思考哪兒去了？「反共」是否一定意味著「親美」？難道我們非得從追逐一個官方轉向追逐另一個官方？「政治」，是每個人對自己現實的態度。說到底，就是對自我的態度。它就在這裡、腳下。這每個個體之內的「處境」，遠比「冷戰」式的群體意識形態深刻，也無須冠以「中國」、「伊拉克」等等異國情調的名稱。這深度，能把剛剛結束的「冷戰時期」、正在談論的「東、西方衝突」等等包容進來，使之成為人類共通的經驗。「沒有天堂，但必須反抗每一個地獄」——這，就是所有人的匯合點。
什麼是我們今天的現實？這思考也回到了文學上。文學，必須有深度。必須以追問人之處境為前提。通過剖析自身的「不清白」，而保留一點良知之美。這是文學的信用。它的必要性，正被這個自私、冷漠、玩世不恭的世界反襯出來。我們被人性的黑暗澆鑄成一整塊，也或許，只有借助各自感受的沒有出路的窒息，來彼此慰籍吧。《中國農民調查》讓我知道，還有人在「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為此我深深向作者和參與推薦這本書的朋友們致謝。
英國倫敦，二零零四年十月三日
──轉自《開放》11月號(//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