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9日訊】中華民族生息繁衍了五千多年﹐飢荒﹐戰亂﹐自然災害連綿不斷﹐無數的天災人禍沒有中斷過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然而﹐她但卻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面臨着資源﹑文化﹑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的全方位危機。這些危機猶如猙獰的猛獸正在無情吞食着中華民族的最後一線生機﹐一步一步把她逼到絕境當中——中華民族已經危在旦夕﹗
資源危機
一，土地資源已接近超載的極限，糧食危機迫在眉睫。
「近半個世紀以來，由於以人為破壞為主的各種因素，我們丟掉了近20億畝安身立命的耕地。在急劇增加的人口壓力下，我們又被迫以破壞林地、草地為代價，開墾了24億畝耕地，勉強維持著民族生存。」1到目前為止，在幾乎開發了所有的後備耕地之後，我國的耕地總面積大約只有18.5億畝左右，而我國目前的人口總數已經突破了13億，也就是說人均耕地僅1.4畝左右，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
前全國人大環境委員會主任曲格平和生態經濟學家李金昌指出：「按照中國的國情，中國最適人口數量為七億左右，最大（極限）人口數量為十六億左右，超過這個數量，就會發生全面崩潰」。這裡所說的「最適人口數量」是指在維持土地資源的生態平衡，保證其可持續利用的情況下，土地資源的承載能力。「最大（極限）人口數量」是指在不顧生態平衡，不擇手段剝削土地的情況下，土地所能夠承載的最大人口數。很明顯，我國目前的人口數已經遠遠超過了土地適宜人口數，也就是說我國土地資源目前正在超負荷運轉著。1995年到2003年，中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大約以每年0.056個百分點的速度下降，2003年的自然增長率為0.601％,已經達到了發達國家的較低自然增長率水平。但是即使在未來的幾十年內，中國以平均每年0.5％到0.6％自然增長率增加，那麼在2040到2050年之間，中國人口總數將達到16億這個大限。
然而即使在後備耕地幾乎已經耗盡，人均耕地嚴重匱乏的情況之下，由於各種原因，中國耕地目前仍然以每年2000萬畝以上的速度在減少；而且由於對耕地的過度利用和其他一些原因，中國耕地質量不斷下降——我國約18.5億畝耕地中只有大約1／3是高產穩產農田，其餘2／3是中低產田。如果把以上兩個因素考慮在內，那麼我們還得給我國土地資源的承載能力達個折扣——也就是說土地資源的人口承載極限應該少於16億。
美國農業經濟學家、華盛頓地球政策研究所 （EPI）所長布朗（Lester Brown）指出：中國從1998年開始已經在走下坡路，到2003年糧食產量減少了約7000萬噸2。今年上半年中國糧食出口額為106億美元，與前年同期相比增長了10.7％，而進口額則同比增長了62.5％，高達143.5億美元，進口額比出口額高出37.5億美元。按照中國糧食生產和人口增長的趨勢，中國從2004年開始已經成為糧食貿易的淨進口國，而且在未來二三十年內，每年需要進口3000萬噸以上的糧食，而且對於進口糧食的依賴程度將不斷擴大——中國實際上已經無法維繫自身的糧食安全！
二，高污染，高消耗，低產出的粗放式高速經濟增長，已經嚴重破壞到了中華民族的自然生存基礎。
二十幾年的高速經濟增長讓中國政府和許多中國民眾沾沾自喜甚至於引以為豪，然而卻很少有人會考慮中華民族為之負出了多麼沉重的代價。經濟的增長往往伴隨著自然資源的消耗和生態環境的退化，而高污染，高消耗，低產出的生產模式則會加速這種消耗和退化的進程。不幸的是，中國就是以這種生產模式維持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在能源消耗方面，中國每萬元GDP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4倍；在環境污染方面，中國每增加單位GDP的廢水排放量要比發達國家高出4倍，而單位工業產值產生的固體廢棄物則要高出10倍以上。我們以舉世震驚的速度促進經濟的增長，同時以觸目驚心的速度消耗著寶貴的自然資源，破壞著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在此，不妨應用中國環保局副局長潘岳的話來說明中國為經濟增長所付出的沉重代價和中國目前嚴峻的生態狀況。
「改革開放20多年，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更加突飛猛進。從1990年到2001年，中國石油消費量增長100％，天然氣增長92％，鋼增長143％，銅增長189％，鋁增長380％，鋅增長311％，十種有色金屬增長276％。這樣的消耗速度，迅速耗盡了國內的資源。中國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儲量僅佔世界1.8％，天然氣占0.7％，鐵礦石不足9％，銅礦不足5％，鋁土礦不足2％。到今天，我們已經不可能靠國內資源來支撐今後的發展。從消費總量看，到2010年，我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將達到57％，鐵礦石將達到57％，銅將達到70％，鋁將達80％。
我國的國內資源再也難以支撐傳統工業文明的持續增長，我國的環境更難以支撐當前這種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產方式的持續擴張。我國現有荒漠化土地面積267.4萬多平方公里，占國土總面積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萬多平方公里；我國18個省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脅；我國目前的廢水排放總量為439.5億噸，超過環境容量的82％；我國七大江河水系，劣五類水質占40.9％，75％的湖泊出現不同程度的富營養化；我國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個城市嚴重缺水；我國尚有3.6億農村人口喝不上符合衛生標準的水；我國廢氣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為1927萬噸，煙塵排放量為1013萬噸，工業粉塵排放量為941萬噸，人民身體健康受到嚴重損害。」3
中國現在真實的資源和環境形勢，只會比以上提到的狀況更加嚴峻。頻繁的洪水和乾旱，污濁的河流和空氣，肆掠的沙塵暴表明大自然對於中國社會以殘酷掠奪的方式開發資源和污染環境的短期行為已經展開無情報復。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每年由於生態和環境破壞帶來的損失，要佔到GDP的8％以上。而鄭義在《中國之毀滅──中國生態崩潰緊急報告》4一書指出：上世紀末，為了追求「高速增長」，中國每年所投入所破壞的資源與生態環境，用生態經濟學的方法折算為貨幣，大約在年均20萬億人民幣以上，而中國每年的毛收入（GNP），還不及投入總成本的1/3。」對中華民族而言，中國在過去二十幾年時間裏的經濟生產的的確確如鄭義所言是在幹著「自殺性的賠本買賣」——我們陪進去的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自然生態基礎不僅僅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也是我們子孫後代的！
文化危機
一，社會文化價值體系崩潰，而道德、信仰陷於危機。
中共建政之後，為了鞏固其高度集權的一黨專政制度，通過「去其精華取其糟粕」的方式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無情的摧殘：一方面，中共繼承了中國傳統政治秩序中所強調的極權和專制的思想主張，並將其發揮到了極至；而另一方面，為了向民眾灌輸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中共不遺餘力攻擊與階級鬥爭和專制極權思想相違背的中國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比如儒家所提倡的仁和、寬容和中庸的思想，以及道家所提倡的天人和一，無為而治的理念。尤其在文革期間，中共高喊著反封建和階級鬥爭的口號，揮舞著血淋淋的屠刀，以滅絕人性的方式迫害和殺戮敢於維護傳統文化和社會良知的人士，使中國的傳統文化價值觀念以及社會道德秩序遭受了沉重打擊。此外，中共對於中國民眾的宗教生活也進行了嚴密的控制和壓制，不允許任何獨立於政府之外的宗教組織存在。
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共所推崇的文化價值體系、道德規範、政治和經濟指導思想、甚至於一種准宗教信仰，在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中曾佔據了不可動搖的主導地位。然而在「文革」這場中華民族的浩劫之中，中國政治局勢動盪不安、社會秩序蕩然無存、國民經濟瀕臨崩潰，中國民眾切身體驗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對於自身利益和中國社會所造成的巨大傷害。文革的終結正式宣告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實踐中的失敗，人們對於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美好憧憬也隨之幻滅，中國社會因此產生了空前的文化、道德和信仰的危機。社會主義實踐的失敗，迫使中共不得不放鬆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方面的控制，但是為了維護專制統治的需要，中共繼續實施愚民政策，沒有對文革的罪惡進行徹底的揭露和反思，無意去重建中國傳統文化和價值體系，而對於西方的文化和價值體系則是千方百計加以污蔑和抵制。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出於對文革的反思和對中共意識形態控制的抗爭，中國的知識界興起了一場文化熱，引入了大量的西方學說和思潮，積極倡導西方的人道主義精神，宣揚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憲政民主理念。但是這次啟蒙運動由於中共對六四的血腥鎮壓而不幸夭折，沒能使中國社會走上文化復興的道路。而這次啟蒙運動之後，中國社會就再也沒有產生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力的文化潮流。從文革結束到現在，中國社會一直處於文化價值體系崩潰的狀態當中，而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則加重了中國民眾在道德和信仰上的危機：
1.中共官僚在中華大地掀起的一場史無前例的反社會、反法制、反道德的無恥化運動——公開傳播和鼓勵赤裸裸的謊言，倡導各個社會階層參與反法制的互利性交易5。入黨申請書、四項基本原則以及江澤民拋出的三個代表等等無非都是中共用來自欺欺人，摧殘人格尊嚴的赤裸謊言；而且中共官僚的制度性腐敗（尤其是司法體系的腐敗）為官員和民眾利用自身所掌握的資源進行反法制的互利性交易，獲取不道德、不合法的利益大開方便之門。
2.在鎮壓「六四」之後，中共大力推行對於中國知識界的「胡蘿蔔加大棒」政策，多數知識份子在中共的威逼利誘之下，背叛了學術良知和社會責任，成為了維護中共腐朽政權的工具；而少數堅持維護學術良知和社會責任的知識份子，則被排擠出了主流的知識界，甚至於被迫流亡。作為社會道德燈塔的知識界，它的腐化和墮落為中華民族的道德和良知的毀滅舖平了道路。
3.中共極力壓制宗教信仰自由，瘋狂鎮壓獨立的宗教人士和組織，中國民眾一直缺少能夠超脫世俗利益的宗教信仰和價值觀念，民眾在壓迫和利誘之下，往往會屈從於強權，為了眼前的利益而背叛良知和道德準則。
由於中國社會的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識，宗教信仰的缺失和知識界的墮落，使得中共能夠憑藉對於各種社會資源分配的控制以及對於國家暴力的濫用，促使這場無恥化運動迅速在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和群體當中蔓延。
中國社會在無恥化運動的狂風惡浪沖擊之下——拜金主義氾濫成災，規則意識喪失殆盡，社會信用分崩離析，道德底線汲汲可危！
二．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憲政民主理念逐漸式微，而扭曲的民族主義卻盛囂於世。
1978年10月，中國社會爆發了反對偶像崇拜，反對專制和極權制度，呼喚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民主牆運動。北京、上海、天津和廣州等地興起100多個獨立的民刊社團組織，魏京生、徐文立、王軍濤、胡平、任畹町等民主人士向中共展現了中國知識分之的人權意識，並提出了他們的民主訴求，但是這次民主牆運動僅僅持續了一年半的時間就被中共鎮壓下去。
八十年代，以西方的學說和思潮為主導的文化啟蒙運動中，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憲政民主理念為中國知識份子所認同並且廣為傳播。1989年六四民主運動中，以高校學生為主體的知識份子群體向中國政府提出了落實政治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憲法權利的訴求，並且得到了中國廣大市民和中共體制內開明派的支持和響應，中國社會出現了中共建政以來規模最大也最具有影響力的民主浪潮。然而中共動用坦克和機槍阻止了這一波民主浪潮的前進，並使之迅速退卻。
九十年代到現在，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旗幟之下，中共收縮了中國社會的言論空間，極力壓制憲政民主理念，殘酷迫害民主人士和異議人士。在中國知識界整體的腐化和墮落過程中，許多知識份子淪為中共維護專制統治思想言論，抵制憲政民主理念的工具。後學家們（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等）以「反對全盤西化」為由，對於八十年代的民主啟蒙運動進行了猛烈攻擊；而新威權主義者則與中共官僚集團沆瀣一氣，公開叫囂反對人權、民主、自由和法治的言論，並且使之成為了中國社會的強勢話語。在中共、後學家和新威權主義者的夾擊之下，憲政民主理念從九十年代開始逐漸式微。雖然九十年代中後期中國興起了自由主義思潮，但在中共和新威權主義者的壓制之下，勢單力薄的自由主義者目前還無力促使憲政民主理念在中國社會再度復甦。
與憲政民主理念的式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民族主義在九十年代的迅猛崛起。民族主義的根本出發點在於要維護民族利益和民族尊嚴，憲政民主理念強調維護民眾的自由，通過建立民主的制度，促使政府遵循法治的原則行使管理社會的職責和權利。因此從本質講，二者談的是兩個不同問題，並不存在衝突和矛盾（除非有人認為在中國實施憲政民主制度，維護公民的權利有損於民族利益和民族尊嚴）。但是，中共為了維護其腐朽沒落的統治，試圖讓民族主義取代名存實亡的共產主義成為其進行意識形態控制的工具，故意製造憲政民主理念與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和矛盾：首先，中共在輿論宣傳當中，故意混淆政權、國家和民族的界限，把反對中共政權等同於反對中國民眾和中華民族；其次，中共極力宣傳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是為了壓制中國的發展壯大、阻止中華民主的崛起而反對中共政權；最後，中共極力鼓吹「主權高於人權」的主張6，以維護主權為藉口來抵制國際社會希望中國政府啟動民主改革，改善中國人權狀況的呼籲。
每當一些國家和國際組織對於中共政權壓制民主自由、迫害人權的行徑提出批評和施加壓力的時候，中共的喉舌就將其扭曲成這些國家和國際組織是在反對中國民眾和中華民族，然後宣揚這些國家和國際組織「以民主、自由和人權為幌子，對中國的內政進行粗暴的干涉」，惟恐中國不亂，壓制中國的發展壯大。因此按照中共的邏輯，為了要維護中華民族的利益和尊嚴，無論中共政權如何踐踏人權、迫害民眾，中國民眾都就必須維護中共政權的權威，反對外國和國際組織向中共政權提出任何批評；而且既然這些國家和國際組織是「以民主、自由和人權為幌子」來損害中華民族的利益和尊嚴，因此對於民主、自由和人權這些東西，中國民眾就應該時刻保持高度警惕。
在中共這一套卑劣宣傳手段的蠱惑下，民族主義不幸成為了威權主義之外，中共藉以鉗制憲政民主理念的又一個思想工具，憲政民主理念的生存空間受到了進一步擠壓7。
１鄭義，「中國每年大約喪失多少耕地——中國生態崩潰緊急報告（20）」， //www.chinesenewsweek.com/100/ChinaAffairs/8035.html、
２ 楊明，「中國糧食短缺狀況和專家評論」，//www.dajiyuan.com/b5/4/7/30/n611727.htm
３潘岳，直面中國資源環境危機———呼喚以新的生態工業文明取代舊工業文明，//www.people.com.cn/GB/huanbao/2329598.html
４ 如果你想要對中國生態環境的破壞情況有更多瞭解，這本書有很大的參考價值的
５ 反法制的互利性交易指官員和民眾利用自身所掌握的各種資源（比如權力，金錢，學識、姿色和榮譽等等），為獲取某種利益，在違背法律、道德的基礎上進行交易。反法制的互利性交易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由官員和普通民眾共同參與的社會性腐敗
６「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主權只是維護人權的一種手段，認為「主權高於人權」無異於捨本逐末。中共所認為的「主權高於人權」其實質是「政權高於人權」。關於「主權與人權」之間關係的精彩論述請參閱「全球化背景下的『民貴君輕』」 （焦國標），搜狐視線，2002年9月23日16:35
７ 希望民族主義者能夠清楚的意識到：中華民族獲得生存和發展的最大威脅來自腐朽無能、專制極權的中共政權而不是其它國家，更不是憲政民主理念，不要成為中共壓制自由人權，抵制民主憲政的幫兇。
（待續）@(//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