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丰:殺人少年相視一笑說明了——

共產主義乃是一种毒文化,這种毒叫做侵略或攻擊

孫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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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18日訊】《北京晚報》:4個未成年人因綁架人質,索要150万贖金,并在贖金到手前把人質殺害,于11月11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分別判處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在听到法庭到決時,4個少年相視而笑,慶幸自己逃過了死刑。

這些涉世未深,正值花季的青少年犯的殺人、輪奸、綁架等罪行,讓人們惊心,特別是四少年逃過死刑后的微笑,更令人感到震惊,是什么使這些少年的心靈如此邪惡?

如何使法律更具有威懾力,如何使法律沒有漏洞可鑽,正是這一笑為我們法律工作者提出了新問題。

這一笑也是對教育的挑戰,在四個少年身上我們的教育是失敗的。

此文的作者叫陳魯民,他提出一個現實的,尖銳的,同時也是立國戰略的問題,具有重大意義。但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卻是根本不得要領的,連方向也摸不著。把這個問題歸綹于教育失敗也不貼邊際。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遠比教育更基礎,更深邃。

我毫不猶豫地告訴作者:是我們現實的社會環境—-构造了這個社會的那些聯系原則,這個社會里各色人眾在爭取自身生存時所使用的那些原則—-也就是构成為叫做共產主義意識的那個形態,它對人發生作用后又由人反轉來貫徹在行為中造成的文化發酵和輻射,做為孩子們受育的范模,當然也只能翻出這樣的殘廢劣質產品。

做為規范孩子們的精神的原料就是邪惡的。

國家所強力貫徹的最高理念就是邪惡的。

用來立國的那個本就是邪惡的。

做為社會精神出發點和立法基點的共產主義就是邪惡的。

它們作用出的產品能夠不邪不惡嗎?

這是一個用什么理念、什么价值來立國的問題,什么价值觀就造成什么質量的机制剌激。什么樣的机制剌激就培養什么樣的產品。

這是孟母早用身教回答了的問題。我在其他文章里引證過遼宁遼河的王憲風做為例子—-證明是環境造成人的品性。她落了地,就被扔在豬群里,喝豬奶長到十三歲,她完全成了一個豬。這個例子里沒有“教”只有“育”。“教”能夠造成“育”,“不教”也不是“不育”。可見,“教”是致“育”的一种努力,但成“育”的條件卻不只是“教”,只要發生剌激,就會被感應,含著信號的剌激,就會使感應成為感知。一個純粹動物的初生儿,被浸泡在什么質量的染缸里,多般就成什么質量的個性人品。被扔在豬群里的王顯風成了豬孩,落在狠堆里的(印度)xxx則了成了狼孩—-由什么質量的信號所剌激,就由該質量來規定它的性,就成就為該質量的人品道德。影片《流浪者》中的拉滋,就是很好的例子。

試問:這四個殺人的少年犯人“性本惡”嗎?那雷鋒就是性本善的嗎?不!他們來到世上時都無惡無善,只是待染的白板,周圍環境質量的善惡就是他們道德善惡的決定條件。人只是一种能感應,能被剌激所規定的物質,道德品位的高下善惡是由環境來提供。

呀呀學語的孟子摸仿過殺豬宰牛,又摸仿吹鼓手,最后摸仿讀書—-嬰儿沒有招架能力,哪一剌激近水樓台,它就先于為主;哪一剌激強烈深刻,烙印就難以抹掉。

毛澤東時代有句:“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紅旗的血浸泡了這些孩子。

在“傷痕文學”時期,一位叫金河的作家寫一個從小被祖父(老干部)訓練著用紅纓槍放哨抓漢奸的孩子,紅纓槍就對他發生了深刻剌激,培養了他的仇恨心。

我們這個現實社會,向四周輻射著的是什么信號啊!

安徽蚌埠的張林這几天的遭遇:那幫黑社會只憑拳頭就可以掠去上十万的錢,政府秩安机關竟膽怯地在黑道流氓面前屈膝,這對正發育的孩子輻射出什么教導呢?

1、拳頭大的是哥哥,有力打遍天下;

2、搶劫遠比勞動來得痛快;

3、心要狠、要硬;

4、要培養仇恨;

5、只要我想要就是理由,不需通過倫理;

6、“該”出手時就出手

7、當官不要負責任……

……

我們沒有辦法考證出一個行為,一個事件究意能輻射出多少樣式的信號。

我們這個社會的孩子們:從小就耳濡目染地看著父輩們怎么去賣官買官,或者怎么被人追逼;怎么裝假酒,制假貨;看著寶馬怎么壓死人卻揚長而去;看著警察叔叔怎么強取豪奪,行凶動武;看著書記市長怎么与黑社會兄弟往來,相得益彰;看著總書記爺爺怎么編“三個代表”,怎么編造家世,他家的雞狗又是怎么升天;不知科學為何物的儿子怎么當上科院副院長……他怎么男盜和女娼……

我們這個社會,行為雖是千變万化著,它沉淀的摸式卻只是恃力型,如打、逼、搶、劫、掠;恃智型,如坑、騙、滿、拐;權力的運用則是好話對外無邊無沿地說,利益歸己多多亦善填不滿的貪婪洞;六親不認,橫豎不分……共產主義做為一种文化,它也就是行為發生所依仗的根据,它最集中地表現為道德上不要羞恥,利欲上貪得無厭,手段上不須選擇;一是欺騙,二是搶奪……這就是孩子們受育的心靈氛圍,相當于鑄造的范模,試想一下:一個殺人不眨眼的第二代,殺了人還說一個沒死;一個從來不知什么是誠信,什么是羞恥的第三代……這种無邊無際的精神范模又怎么會鑄出伯夷、齊叔;俞伯牙呢?怎么會造出梁啟超、蔡元培、胡适、沈從文呢?說了實話就有六、七十万右派,几百万反革命的背景里又哪來的信如燕尾生呢?

從一個根本上拒斥實話的政權下能結出誠信果?誰信。

對于“育”來說,這“教”才占了多點比例?有多點的力量呢?而且,這教育的本身也是這霸占、欺騙文化的一個環節,到哪里找淡泊明志呢?

共產之下無蘭天,就別指望在不除共產為立國之本的條件下能造出大勇大智与大善!

就別提法律的威懾力啦,它夠威夠懾啦,咱到了問問中國的法律合法不合法的時侯了。也不是少年們鑽了法律的空子,而是法律違背了人的性質和生命的价值。共產党自已不正在長嘆:執政能力赶不上形勢需要嗎,能力原本就是一個功能問題,功能的強弱是由机制上的可靠不可靠來決定,而机制的可靠性就是道理上的合法性。這個政權是正當還是失當,這個理念是可證還是不可證?這才是好孩子或坏孩子的根源。

立國之本是錯的,法是錯的,產品不可能是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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