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6日訊】很高興有機會到哈佛同關心中國問題的朋友們進行交流。今天我要與諸位分享的論題是：“自由主義與網路”。我想先從自己的網站談起。“不寐之夜”創辦於2001年2 月5日，三年以來，這個網站因持續關注中國人權和政治問題而被有關當局關閉了53次之多，平均每半個月被關閉一次，有的時候一天被關閉多次。今年夏天記者無國界組織的抗議已經是遲到的抗議。我想，“不寐之夜”的遭遇可以視為中國大陸獨立文化網站的普遍命運。
大致來說，中國實施的網路控制包括以下十個方面：網路立法、網警駐守、迫害線民、關閉網站、封鎖海外網站、監管網吧、監控電子通信、實施過濾詞制度、網站自律以及建立網路資訊舉報中心等。種種跡象表明，1996年到2004年，自由主義在網路上的八年抗戰是令人鼓舞的；但是，迄今為止，中國政府基本上實現了對網路的導向性控制 –一些完全在底線上發言的獨立網站已經蕩然無存了，“網寇”的大掃蕩取得了初步勝利。
因此我願意對網路自由主義保持一個謹慎樂觀的評價。一方面，隨著網路掃蕩的深入，網路自由主義漸漸開始和90年代平面媒體上的半吊子自由合流，政治底線開始失守。令人費解的是，就在不寐論壇、民主與自由論壇、自由中國論壇、北國之春、北大三角地、北大一塌糊塗網站、北大燕南社區紛紛被關閉的同時，卻有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開始歡呼網路維權時代的到來，並奔相走告中國“已見曙光，待見朝陽”，一時間聖人與圈子齊飛，體制內與體制外一色。是的，這是令人費解的。另一方面，人們必須清楚，自由主義網路化，不等於網路自由主義化，費正清可以辦個人主頁，希特勒也可以。更重要的是，目前中國社會的斷裂問題日益嚴重，資訊社會和農耕社會以及工業社會之間的文化落差越來越大。根據《光明日報》2004年6月份的一篇報導，中國有線民8700 萬。事實上這8700萬人僅僅是中國總人口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並且其中大部分線民是從事網路遊戲的少年人。中國至少有8.5億的電視觀眾，相比之下，線民的數位實在太少了；而8.5億被精神統戰的中國人，才是中國政治的群眾基礎。現在中國大約有4000萬台私人電腦，大約一台電腦承載兩人，而中國政府通過管制網吧的發展，使更多低收入階層無法進入網路時代。因此，網路時代對中國來說還是一個理想，“網路”來了，但 “時代”還沒有。
一種樂觀主義的評論說：一種新媒體將帶動一種新文明的誕生。這一理論大體上說是不錯的，人們可以想像古登堡的發明如何推動了路德的革命。但是，這一理論用在中國未必然。中國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很多事情我也不明白，我對中國很悲觀。蒸汽機先後把歐洲和北美推向了近代，但中國卻沒有。中國的“四大發明”（我先不討論它的真偽），幾乎有三項發明屬於傳媒革命，但今天的中國與秦漢時期有什麼政治差別呢？當然，我不完全否定資訊時代和網路技術對中國社會轉型的貢獻。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發生了三次轉向，首先是媒體中心從北京轉移到廣州，其次思想中心從學院轉向民間，第三就是知識份子從現實世界向網路遷移–這一過程還在進行中。這些變化都跟中國政府控制言論有關。由於網路的出現，這些年一些案件成為了公共事件，沒有網路這些進步是不可能的：蘇萍案件、孫志剛案件、李思怡案件、SARS國難、南方都市報案件、鄭恩崇案件等等。但是，我希望人們不要為這些亮色忽視中國整個結構性的社會黑暗。人們應該明白，中國仍然是世界上關閉網路作家最多的國家，而即使在上述案件中，基本公正仍然沒有實現，其中一些當事人還在監獄中。網路自由主義的慶祝和頒獎晚會是一種時代恥辱，它幾乎混淆了網路自由主義和網路江澤民主義之間的界限，並且是對胡石根這樣的政治囚徒的公然漠視。總而言之，中國自由主義運動在網路上已經做的，和我們應該做的相比，這兩者之間的差距實在太大了。
中國現在處於轉型時期。儘管我們都知道，中國已經“轉型”300多年了。半個多世紀以前，一位美國觀察家從中國回來，在國會報告說：那裏的情況糟透了–中國正處於懸崖邊上。他的話音一落，全場寂然。於是他追了一句：5000多年來，這個國家一直在懸崖邊上。近年來人們願意說：中國又進步了。事實如何呢？事實上，中國又進步到懸崖變上了。最近“門前政治”愈演愈烈，象徵著中國轉型危機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關口。
1989年以來，“門前政治”取代校園政治成為中國異議運動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江澤民吸取中共在80年代的政治教訓，殫精竭慮地控制大學，以防備89學潮捲土重來。江澤民在大學的成功卻忽視了政府的門前–江澤民統治的15年裏，失地農民、欠薪民工、城市拆遷戶和下崗工人，成為政治異議主體，他們聚集在各級政府門前靜坐抗議，一直到最近幾天出現了震驚世界的萬州事件和漢源事件。這些抗議者幾乎可以說基本上不是線民。那麼情況嚴重到什麼程度了呢？根據“國家綜合治理委員會”的消息：今年9月份以來，中國除西藏和天津兩地以外，各地都發生了群體性事件，有310多萬人參與。 11月7日《華盛頓郵報》轉引述中國的一份內部報告說：2003年中國發生了58000宗大規模群體抗議事件，平均每月160宗，年度增幅15%。
這兩天的漢源事件可以視為中國社會轉型危機的一個象徵，它也是江澤民主義十五年統治的一個政治“成果”。我可以舉兩組資料來說明漢源事件背後的社會背景。第一關於城市弱勢群體的。根據全國總工會的統計，2003全國拖欠工資總額417億元，涉及職工 845.9萬人，拖欠工資超過10億元的有十幾個省。這條消息來自11月7日中國新聞社。第二關於中國農民的悲慘命運。新華網11月5日報導，中國衛生部副部長朱慶生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中國有50%的農村居民、即大約4.5億人因無錢看不起病而死在家中。這個比例在中西部地區高達80%。朱慶生說，農民住院看病平均每例費用為2236元（人民幣，下同），而2003年農村居民平均年收入為2622元。這就是為什麼大規模的群體抗議運動都發生在中西部地區的原因。
中國社會轉型是什麼意思呢？它至少包括兩組目標：第一，實現從強制農業化的社會向城市化社會轉型，漢源事件和門前政治則表明，中國的城市化過程基本上是失敗的。第二，實現以暴力為政治中心到以話語為政治中心的轉型，換句話說，就是實現以力量為上帝，到以上帝為力量的文明轉型–這一過程同樣是令人悲觀的。一方面，網路管制正在消解網路自由所鼓舞起來的樂觀成果，另一方面，雜文情緒仍然是漢語思想的核心載體–這種尖酸刻毒並且以文學遮蔽膽怯的話語方式繼續領導著民族精神，它在漢源事件和門前政治的鼓舞下，正重新召集毛派分子加入反市場化的親民主義媚俗運動之中。最近發生的社會危機已經開始了對市場化運動的清算，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公義的；但是，這一思潮的盡頭站著各種姿態的毛澤東分子。換言之，目前興起的反市場運動或反新自由主義的運動，絕不是憲政主義反對專制主義的運動，而僅僅是毛澤東主義反對江澤民主義的運動。這次美國之行有很多朋友問我：胡錦濤要往哪里去？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胡錦濤站在十字路口，他本來也具有這種“路口：風格；但形勢正推動他向毛主義妥協。
知識份子的情況如何呢？雜文情結的問題我不多說了，我談談知識份子的話語方式。我認為，包括我本人在內，“說話文明”和“開會文明”都是漢語知識份子未完成的基本功課，這樣一種精神狀況，如何期待中國能走向自由呢？精英分子連開會都爭吵得一塌糊塗，連這基本的“自由秩序”都無法確立，如何奢望國家能建立說話文明？另外一個問題，中國的領袖太多，這一項可以申請世界記錄。因此我覺得中國的政治希望不在於出現政治領袖，而在於更多的“領袖“都放棄領袖欲望–事情已經發展到這種地步了，中國的英雄竟然已經是不想當英雄的人；他不要戰勝強權，而是戰勝自己，“自己” 是最大的強權，強於“人民”，更強于“主席”。這就是我為什麼對中國政治悲觀的原因，而江澤民統治的十五年對能源和環境的破壞，也使我懷疑，中國是否還具備重建秩序的物質基礎，中國的環境是否還能支持新一場革命的折騰。如果你問我中共統治還能維持多久，我可以毫不遲疑地告訴你，它將崩潰於從今天開始到20年之間的任何時候。但如果你要問我中國何時能實現自由，我只能說：那樣的國家、那樣的人民、那樣的知識份子–我看不到中國自由這一天了！如果你一定要我為這個時間加一個期限，我擔心，恐怕要1萬年–如果沒有神的特別憐憫。
因此，我們的努力不再根據成敗，而是根據是非。願上帝憐憫中國。
謝謝大家！
2004年11月10日下午於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
2004年11月13日整理，略有增減
－－轉載自《議報》第1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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