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6日訊】（自由亞洲電台11月15日報導）無論是維護中共政權的人還是希望中共倒臺的人，其實都不否認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這個政權之腐敗與不公，早已大大超過了當年的國民黨政權。

維護中共政權的人之所以維護它，當然首先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但同時，他們一般也相信，中共政權不可動搖，因為一旦動搖，則傾巢之下，沒有完卵，因此，不論中共多腐敗，多數人也不會允許它垮臺。希望中共倒臺的人，則認為如此腐敗的政權一日不去，中國就沒有希望。

有意思的是，持這兩種不同立場的人，卻還有另外一個共識，那就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因此，維護中共政權的人，把中共政權的穩定，押在不可能發生大規模民變的賭注上，而希望共產黨垮臺的人，則相信“官逼民反”是專制政權不變的規律，作為結束中共政權的一個必要條件，大規模民變必然會發生。

漢源事件的重要意義首先在於，它至少證明，今日大陸發生大規模民變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而對許多人來說，漢源民變最大的意外，就是當地農民反抗的規模與激烈程度。

九十年代朱鎔基上臺以後，一方面向中央集中財權，另一方面又把各種公共支出，尤其是農村義務教育等支出，壓給地方，而各省市政府也如此效仿，不斷向上集中財力，向下轉移負擔。於是內地農村基層的官員，不得不想方設法盤剝農民，否則，連自己的工資都成了問題。

在這個過程中，中共各級官員發現，農民雖然非常不滿，但面對強大的鎮壓機器，很難組織有效反抗。於是，他們就更加膽大妄為起來。近年來，雖然國內和國際社會同情大陸農民的聲音越來越大，但也有很多人相信，農民的反抗不會有什麼結果。

漢源民變說明，當地高級官員的無能，是導致這次大規模民變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而這個因素，不僅在四川，而且也會相當普遍地存在其他省份。這是因為，江澤民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重用了許多毫無根基的小人。這些人完全沒有能力與百姓對話，卻處在執掌地方大權的位置。因為害怕面對百姓，他們會非常輕率地使用鎮壓手段，因而大大增加事態失控的可能。胡錦濤、溫家寶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迅速地把一批與自己的政治理念一致，同時又敢於擔當，能夠面對百姓的人，提拔到關鍵的地方崗位上來，是考驗他們“執政能力”的一個非常緊迫的問題。

應該說，漢源民變如同ＳＡＲＳ危機一樣，既是對胡溫的挑戰，也是胡溫的一個重大機遇。胡溫執政之前，一直沒有機會扶持自己的政治勢力，因此，執政後明顯存在指揮不靈的問題。漢源民變在中共內部將加劇危機感，有利胡溫借機加強自己的權威和控制能力。但問題是，恰恰在這方面，胡溫面臨非常大的障礙。

障礙首先來自中共大局糜爛的現實。江澤民和朱鎔基，一個妒賢，一個嫉能，很難想像，在他們經營了這麼多年之後，中共的上層還能倖存多少真有一點人格魅力的人物。現在的中共上層，雖然熱衷在政治舞臺上演戲的人為數不少，但長期生活在腐敗泥潭中的他們，演技再高，都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絲毫沒有正氣。而要能夠面對怒火中燒的百姓，並能夠與他們對話，一點正氣都沒有，全靠演技是不行的。

加強權威最大的障礙還是來自胡溫自己。他們雖然有為民謀利的真誠願望，但仍然被太多自欺欺人的框框所束縛。最明顯的是，他們對於恢復中共這具政治僵屍在大陸社會的活力，仍抱不切實際的幻想，這就妨礙他們跳出一黨專制的框架來思考問題，去尋找政治盟友和夥伴，去發現和啟用人才。

漢源民變如果能夠真正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就在於它不僅讓更多的人認識到大陸政治改革的緊迫性，而且，能夠促使胡溫兩人對一些基本問題進行反省。胡溫制止事態進一步惡化的幾項措施，說明他們認識到了濫用暴力的危險。但是，事情還沒有完，他們的下幾步棋，可能將至關重要，因為許多人根據漢源事件的結局，來估價大陸政治的未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