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3日訊】十多年前跟我一起住波恩學生宿舍的老同學，現在在國內當上了高級經濟師，甚至掛上了全國會計師資格評定委員會成員的頭銜，財大氣粗，早已不見當年回國時反復考慮購買哪幾樣家用電器而精打細算的小算盤，出手闊綽地自費出國來德國舊地重遊了。
在電話裏他還是那樣的大嗓門，而且還是那樣的沙啞。他告訴我，你在報紙上的時評文章，新的，老的，我到達德國以後，能看的都看過了。我奉勸你一句，不要太偏激嘛。回國去看一看。國家的經濟發展了，上海人的住房情況跟十幾年前我們出國時的情況大不一樣了。老百姓的生活已經大大提高，黨的幹部把老百姓的生活安排得不錯。當年共產黨鬧革命，也不就是人民生活太苦嗎，現在生活改善了，還鬧什麼呢？無獨有偶，一個偷渡來德國的浙江難民無意中在談話中表示，他不會“真的搞民運”，因為現在他國內的家族生活比以前好多了…
這些問題說得非常典型。每一個曾經對六四表示過憤慨的留學生，每一個有正義感的中國人都不免在這個問題上蹙額深思。國內經濟的繁榮起來，民主政治要不要跟上？部分人民富裕起來，專制還要不要反抗？其實這些問題抽象地看，沒有人會有躊躇，可是具體地面對國內的繁榮景象，豐盛的餐飲，林立的樓群，光鮮的穿著，還有衛星的升空，奧運的金牌，乃至親民的口號，反腐的措施等等，無不令人躊躇。不要說涉世未深的留學生青年和偷渡難民，甚至經歷過六四血光之災的知識份子也不無疑惑。
紅旗到底能打多久？這是二三十年代共產黨人提出的問題。二十年代，中國還沒有直接被日本侵佔，朱自清、俞平伯們陶醉在槳聲燈影中的秦淮河上，魯迅的社戲裏也沒有征伐戰亂，倒是不分貧富的孩子們一同搖船看戲，偷吃羅漢豆。據上海的老輩人說，那個時代的物價最穩定，各種文學流派都在上海出現，電影、出版都頗興旺，魯迅的言論比解放後的任何知識份子都大膽鋒利。也被當局所容忍，左聯五烈士不是因為寫小說而犧牲，實際上是因為鼓吹武裝暴動而被殺。正是在那樣的時代，共產黨人就是要鬧革命，搞武裝暴動。
我們跟共產黨人的目標不一樣，他們是要奪取政權，有了權就有了一切。我們是要建立民主憲政。誰執政並不重要，甚至“成功不必在我，我自辛勤耕耘”。經濟繁榮了，與民主沒有直接聯繫。看看世界各地，經濟發展並不能直接導致民主。恰恰相反，經濟不發展，人民生活太苦，政治要求還提不到日程上來。正是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民主的抗爭才激烈起來。臺灣是在六十年代後期經濟起飛的。大約二十年後，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成為亞洲的四小龍，不論執政黨還是黨外反對派都逐漸具有歐美高學歷，民主和專制的抗爭就越來越尖銳，直到1987年蔣經國開放黨禁報禁，民主逐漸成熟。但是臺灣的民主走上了台獨的岔道，不甚適合與我們作切實的對比。
倒是韓國的民主憲政歷程是我們極好的借鑒。朝鮮半島南部原來是日本的殖民地，窮困、愚昧，跟我們過去一樣一窮二白。在美國的幫助下，李承晚建立了大韓民國。李承晚曾經為朝鮮的獨立和民主奮鬥了大半生，在獄中被鉗斷了手指，在上海成立過流亡政府，也得到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聲援。後來因金日成發動戰爭，李與中國當局才成敵我。李承晚時期的經濟文化成就不容小覷。十年之內，工業擴大了五倍，大學增加了十一倍。但是他變成了獨裁者，不僅不思改革，反而暗殺民主反對派人士。血債累累之後，1960年在反對聲中黯然辭職，終老他鄉。
平民出身的軍官朴正熙政變上臺，厲行改革，韓國的經濟正式起飛。朴正熙在任十八年間，國民收入總值翻了四番，產品出口率增長了五十多倍。人民生活應該比日據時代大大提高，也比李承晚時代大大提高，可是韓國人民並沒有容許樸正熙集團的專制反動倒退。反對黨和大學生走上街頭，抗議取消政國會和反對黨的獨裁政治，要求還政於民。樸正熙堅持反動，結果朴夫人和朴本人先後皆遭暗殺而殞命。
樸政權以後的軍事政變者全鬥煥建立的是新的獨裁統治。1980年他下令軍隊開槍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光州大屠殺。慘案之後繼續追捕學生和市民。全鬥煥家族，包括夫人、兄弟、近親、遠親紛紛依靠權勢貪污受賄，大發橫財。迫于人民的反抗，全鬥煥不得不讓出權力，實行選舉，他當年的政變副將盧泰愚當選總統。盧泰愚身手不凡，成功地從日本手中競爭奪得奧運會舉辦權，引起了世界對韓國的關注，為韓國贏得了極大的聲譽。
在經濟上，這時的韓國國民收入已經達到六千多美元，進入世界中等國家行列；在政治上，他懾於人民的追究，解除了妨礙民主的專制禁令，人民享受言論自由的權利，更有甚者，盧泰愚自動退出民主自由黨，使執政黨失去執政地位，成立中立內閣，使各黨派公平競爭，修改憲法，總統直選。這種民主的局面給予民主鬥士金泳三和金大中等人後來登上總統職位提供了法律的臺階。
有人說，經濟繁榮了，政治民主和現代化會不請自來。韓國的民主政治史告訴我們，恰恰相反，經濟繁榮了，民主和社會生活現代化還必須由人民去爭取，甚至需要支付鮮血和生命的代價。當人們回顧韓國民主的勝利時，有一種描寫是發人深省的：韓國人民是用民族精神的鮮血燙彎了獨裁專制者的刺刀。
值得一說的是，盧泰愚這個人物。他既是政變獨裁者的幫兇，又是新政改革的主持人。人民享受了經濟繁榮的生活，但是仍然不能忘記光州慘案的血債。一旦金泳三當選總統以後，全鬥煥和盧泰愚就被送上了審判台。全鬥煥被判處死刑，盧泰愚二十二年半監禁。後來分別減刑為無期徒刑和十七年徒刑。盧泰愚在提升韓國的國際地位，持續高速發展經濟，尤其是憲政改革等方面是有重要貢獻的功臣。可是他又是軍事政變和獨裁統治時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更是光州屠殺的主要兇手之一。為國家民族謀取利益是領導人的本份，用國家權力屠殺人民則是獨裁者的罪行。賞罰分明，功罪難抵；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是民主法治的本義。全、盧判決是對全世界所有獨裁者的當頭棒喝。
有趣的是當時我剛好發表了一篇評論，指出全鬥煥、盧泰愚被判刑的判例是六四兇手的前車之鑒，鄧小平、李鵬和楊尚昆必將逃脫不了歷史的審判。評論被中國駐德國大使館官員包某查到，責令我向領導認罪。遭我拒絕以後，就開始導演了一場開除我中文學校教職的活劇。結果打了一場德國報刊、德國電視臺、海外中文媒體都紛紛報導的勞工官司。中國黨政當局干預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面目暴露無遺。使館這位包主任也灰溜溜提前退休走人。
經濟繁榮不代表走向民主憲政，民主要靠人民奮力抗爭。兩位金姓總統都經過抗爭、流亡、闖關、監禁的艱難歷程，終於走上了民選政治家的位置。我們對他們瞭解不多。但是與留德的韓國同學交往，就不難發現，韓國同學絕大多數都關心國家大事，每談歷史、政治，則慷慨激昂。決不“體諒”和容忍當局和領導人的罪行和錯誤。說起光州事件，無不傷懷切齒，義憤填膺。關鍵是他們不姑息當權者，不接受官方輿論導向。相比之下中國留學生、華僑之間免談政治，顧左右而言他，甚至接受輿論導向，做“現代義和團”憤青的種種姿態，跟韓國同學相比，適成鮮明對照。韓國的社會進步、言論自由和進一步繁榮發達，難道不是人民的關懷和抗爭的結果？沒有這些艱難苦恨和血火抗爭，能有今天的局面？
說到繁榮，希特勒的納粹德國何嘗沒有繁榮？失業消除，市場景氣，人民甚至義務出勤去修築高速公路。奧運會規模宏大，青少年儀仗隊簡直是上下一致的象徵。可是繁榮下面掩蓋著對猶太人的虐殺，對異議黨派的緝捕，對擴張戰爭的準備。希特勒正是在剿滅任何反對聲音的過程中逐步把自身國家和世界拖向災難的深淵的。經濟繁榮，改善生活遠不僅僅是自由知識份子追求的目標。據我的觀察，以眾多異議人士的文化知識和才幹，在國內隨波逐流，混到一個中上左右的生活條件並不是十分困難的事情。可是我們還有更高的宗旨。
六十多年前，羅斯福和邱吉爾進行戰勝法西斯反思的時候，在大西洋宣言中提出了四大自由：1。表達意見的自由，2。選擇信仰的自由，3。免于匱乏的自由，4。免于恐懼的自由。今天國內生活的改善頂多只是相對於多少年來國內物資“緊張”“憑票”之類的匱乏，終於有點免於匱乏罷了，自由還談不上。即使是這點自由，也是相當危險的自由，因為中國每創造一美元的價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4.3倍，是德國和法國的7.7倍，是日本的11.5倍。中國經濟消耗了全球原材料的約三分之一，生產總量卻僅占世界總量的百分之四。（引自北京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所的研究報告）。這樣的海盜型生產正在威脅民族生存的根基。而阻止這種威脅正需要為民請命的人士和團體。
現在我們依然沒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沒有選擇信仰的自由和免于恐懼的自由。我們可以發牢騷，卻不允許在國內報刊上清算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的罪行；我們可以褒貶儒佛道，基督教，更可以貶低法輪功，可是我們卻不敢在任何一次考卷上表示對馬列毛的懷疑，更不敢在學位論文中抵觸黨的意識形態根基，除非我們存心不想拿這個學位；說到底，我們不敢這，不敢那，就是有一種深沉的恐懼：在城裏，人們怕黨委領導、街道派出所找你談話，叫你“注意”，在農村，人們怕鄉幹部、村支書帶人來敲山震虎，在國外怕使館幹部查出有顛覆党和政府言行，不准回國，或回國後有麻煩。只要還有這種恐懼，再富貴的安樂窩也不能令我們安樂，再繁榮的故鄉，也決不是我們的溫柔之鄉。經濟的繁榮未必使當局更加理智謙恭，甚至反而更加驕橫跋扈。唯有反復的抗爭才能使當局知所節制。
城市收容遣返規定不是取消了嗎？衛生部長不是撤職查辦了嗎？河南愛滋病問題不是 公開報導了嗎？是的。但是那是因為孫志剛的死引發了多少不平的抗議，那是因為蔣彥永先生冒險向紐約時報披露了真相，海外一致關注，那是因為河南醫生、香港記者、海內外異議人士的不斷揭露、批評的結果。沒有他們的抗爭，許多事情還不知要欺瞞矇騙到何時。城市官商勾結拆遷房屋的悲劇還在上演，農民反抗苛捐雜稅不公平交易的衝突無日無之，有待於我們去抗爭的事情實在太多太多，幫助人民認識專制的本質，為人民提供思想和理論武器，正是我們海外異議者的責任。
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梁漱溟等自由知識份子以及吳晗、翦伯瓚等左派知識份子的結局告訴人們，放棄自由批評的處境，去端共產黨的飯碗，不論對個人家庭，還是對國家民族，都是一場痛徹心扉的悲劇。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共產黨欠缺的豈止是執政能力的問題。它從根本上就沒有還政於民的理論前提。中國的問題太多，需要海外抨擊的地方也太多。這裏信手拈來，就可以列舉出犖犖大者：中國應該實現憲法中的規定，開放黨禁報禁；黨指揮槍，軍隊就不能夠國家化，中國的政治生活就不可能正常化；中宣部仍然監控著新聞和出版導向，就談不上言論自由；農業戶口制是當代世界上最野蠻、最反動的身份證制度，制度性地歧視全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各級政法委員會的設置是違背任何法理的非法行為，勢必讓國家重大案件的判決被黨的意志所左右，使地方案件的判決受貪官污吏所左右；黨化意識形態約束了中國教育的發展，人民的道德和信仰危機將積重難返；大學受黨委監控，限制了思想自由，沒有大學自治，中國永遠不會有歐美式的學術自由天地。這類涉及共產黨命脈的批評必先在海外發出，或者至少“出口轉內”，才能內外呼應。
出身清華的民主中國陣線主席費良勇先生說得非常大氣磅礴：當前世界上專制的國家最大的就是中國，世界上民主自由的國家聯合起來，一起推動、促進中國走向民主，世界民主自由的景觀就將大大改變，伊拉克、伊朗和北朝鮮、越南、古巴這些專制小國就不難解決。
從中國的孫中山、韓國的金大中、德國威利勃蘭特等等實例來看，中國民主運動絕對不能沒有堅定的海外反對派的存在。
作者為記者、作家，現居德國
－－轉載自《觀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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