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權利意識覺醒時代的統治危機

劉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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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12日訊】後極權時代的廣大農民,其物資生活顯然大大好過高度極權的毛時代。即便在腐敗和兩極分化日益嚴重的今天,農民也不會被成千上百地活活餓死。然而,為什麼餓死了幾千萬農民的毛時代,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底層反抗,而在基本餓不死人的毛時代晚期和鄧、江、胡時代,卻屢屢發生大規模的自發的民間反抗運動。

在毛時代晚期,爆發了反文革、反四人幫、甚至反毛的“4.5”運動”。

在上世紀70年代末,出現了呼籲“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化”、言論自由和基本人權的“西單民主牆運動”,以及自發政治參與的高校競選運動。

從1986年到1989年,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學生運動此起彼伏,最終爆發了震驚中外的89運動。

“6.4”之後的15年中,雖然自發的民間反抗運動從來沒有達到過89運動的動員規模和世界性影響,但分散的小規模民間維權,不僅從未間斷過,而且已經越來越呈現出此起彼伏之勢:“6.4”難屬的堅忍不拔、持不同政見運動的公開化、法輪功維權的國際化知識界的反抗“文字獄”、特別是發自社會最低層的農運和工運,自90年代後期以來愈演愈烈,不僅規模越來越大,而且反抗方式也日益走向激進,個體的自焚不斷出現,群體性的官民衝突也常常演變為局部暴力,上訪運動也越來越具有組織性。今年10月份以來連續發生的大規模官民沖突,少則幾千人,多則幾萬人,正在預示著民間大規模反抗運動時代的到來。

獨裁制度之所以能夠穩定,根本原因不在於暴力鎮壓及其恐怖秩序,而在於民智未開的愚昧使之在民間還具有道義正當性。也正是這種愚昧賦予了獨裁政權以合法性,只有被自發認同的合法性才能保證政權的穩定。而在歷經獨裁制度下的苦難和先知先覺者的啟蒙之後,民間一旦擺脫了愚昧,權利意識便開始覺醒,未經民眾自願授權的政權也就越來越不再具有政治合法性。而缺少政治合法性的獨裁政權,要維持住威權統治的穩定,必須同時滿足5大條件:一是搞好經濟,使民有恆產且生活水準不斷提高;二是廉潔高效的政府;三是財富分配的相對公平;四是具有吸納社會精英的制度化管道;五是為民間提供有限的言論空間來釋放社會不滿和政治異見(如新加坡)。否則的話,即便獨裁政權把施捨小恩小惠作為主要的統治手段,也無以在道義上服眾;即便進行血腥的鎮壓,也無法壓制住民間的反抗。

而在中國的制度下,明君清官僅僅是制度之外的偶然,昏君惡吏才是制度的必然。

特別是處於後極權時代的中共政權,除了以巨大的綜合代價維持住經濟高增長之外,其他四項則一塌糊塗:腐敗橫行,兩極分化加重,統治效力急遽下降,壟斷媒體以壓制不滿和異見。手握獨裁特權的權貴們,早已喪失了想做明君清官的政治理想,而變成了極端自私而功利的機會主義者。他們身處體制的核心地帶,最瞭解體制性危機的嚴重程度,所以,他們大都懷有“搭末班車”的惶恐和貪婪,利用公權力來不擇手段地追求個人和家族的暴富,然後把財富轉移到境外的安全地帶,已經成為他們為官的最大動力。他們極端貪婪,早就一夜暴富了仍然猶恐不及,怎麼可能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救世情懷。

89運動之於大陸民間的最大意義就在於:一方面動搖了中共體制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以慘烈的代價促成了普遍權利意識覺醒時代的到來。在此意義上,亡靈們的鮮血沒有白流,而是在人權長期荒蕪的土地上、播下了人權意識的種籽。

在沒有言論自由和司法獨立的中國,正當權益嚴重受損的民眾,不可能得不到體制性的輿論救濟、行政救濟和司法救濟。唯一具有救濟意義的上訪制度,本身就是畸形制度產出的怪胎,事實上早已名存實亡。所以,權利意識逐漸覺醒的民間所進行的自髮式維權運動和政治動員,決不會以當權者及御用精英們的意志為轉移,即不是想不想要底層動員或底層動員可不可能的問題,而是這樣的底層動員在何時、以怎樣的方式大爆發。因為,血腥屠殺後15年的事實是,權貴們的作
惡多端和底層民眾的持續受損,已經在事實上進行了多年的政治動員的準備,底層所積蓄的對官權的不信任及其怨恨和日益高漲的政治參與熱情,已經為發動一場龐大的社會動員積累了過多的民意資源。當民間的公正饑渴一直得不到滿足或緩解之時,當民眾的權利訴求和政治參與熱情一直處於被剛性壓制的狀態之時,壓制越剛性,饑渴就越嚴重,可能爆發的參與態勢就越激烈。這樣的持續積累一旦因某格偶然事件而打開缺口──不管以怎樣的方式打開──“6.4”後被強制壓抑了10幾年的公正饑渴和政治參與熱情,很可能演化為狂熱的參與爆炸。

必須記住如下國情:即便不談嚴重的兩極分化和弱勢群體的利益受損,僅憑“6.4”屠殺和鎮壓法輪功這兩大罪惡所積累的伸張正義的要求,就足以發動全國性的政治動員,因為二者皆是欠下超額血債的罪惡。常識所說的“壓迫越深重而反抗越激烈”,此之謂也。

所以,如何通過為底層的政治動員提供有彈性的政治空間,把底層釋放出的維權能量和政治參與熱情導入一種非暴力的法治秩序;如何通過政治改革來遏制跛足改革的惡性發展,來保障民權和遏制官權,來逐漸建立起有效的人權救濟制度,才是中共現行政權化解民間怨恨和化解社會危機全面爆發之正道。(2004年11月8日於北京家中)

--轉載自《民主論壇》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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