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8日訊】學淵評：中國的“和平演變”實在更與西方世界的陰謀無關了，它是鄧小平同志領導的，他設計的“和平演變”是只變經濟，不變政治的。而第三代、第四代的共產黨領袖們現在想的是：既要發財，又要專制。事實上，唯有專制，才能保證他們最有效地發財；民主則是萬萬行不得的。

中國重新審視東歐巨變

不少中國的東歐專家最近開始重新審視十五年前蘇聯解體的劇變。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開始漸漸放下十五年前西方資本主義搞“和平演變”的想法，並更客觀地理解蘇聯內部腐敗跟這場巨變的關係。又由於蘇聯解體和德國統一的問題涉及中國的“六四”以及“兩岸統一”等敏感議題，這場討論可說是闖入了中國的政治禁區邊緣。

亞洲時報報導,近日，美國學者大衛•科茲和弗雷德•威爾一個有關前蘇聯瓦解的研究，深得中國東歐專家甚至黨內人士的認同。該研究認定，前蘇聯的党國精英形成的分利集團，正是前蘇聯瓦解的根源。

大衛•科茲和弗雷德•威爾在蘇聯解體前的一九九一年六月對蘇聯精英分子的意識形態進行了研究，其結論指出：在蘇聯上層社會中幾乎沒有人支援社會主義制度，大約只有不到十份之一的人被劃分爲共産主義者或國家主義者。同樣令人震驚的是：當時的民意測驗顯示，蘇聯民衆總體上是擁護社會主義的，只有少部分人贊成資本主義。結論很清楚，背棄前蘇聯的恰恰是前蘇聯上層。作者以大量事實證明，早在一九八七年，某些党國精英就把自己變成資本家了，到一九八九年前蘇聯解體時，這一現象已是開花結果了。

這個結論跟中國官方在“六四”後對同一課題的論述，可謂是大異其趣。中國官員的主流看法一直是：西方資本主義陣營趁著蘇聯東歐搞改革的機會，發動了強大的“和平演變”攻勢。據稱，通過宣揚西方的“人權”、“民主”、“自由”等價值觀念大搞思想文化滲透，“搞亂”蘇聯上下的思想。不少中國官員都認爲，由於蘇共和前蘇聯最後一位總統戈巴契夫背離和抛棄了馬克思主義，轉而接受和欣賞西方的價值觀念，所以蘇聯才成了西方文化的俘虜。

應該指出，這個問題之所以敏感，跟中國最新的領導集體對“六四”的最新論述不無關係。溫家寶在二○○四年三月十四日中外記者會上談六四內容，他當時指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中國發生了一場嚴重的政治風波，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在這個關係黨和國家命運的嚴重的時刻，黨中央緊緊依靠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不動搖，成功地穩住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局，捍衛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

由溫家寶有關“六四”的說法可以看出，“西方和平演變”是中國領導集體支援“六四”時候採取“果斷措施”的重要理據之一。可是，如果大衛•科茲和弗雷德•威爾指“蘇聯瓦解的根源其實是來自內部分利集團”的說法得到肯定，那中國十五年前鎮壓“六四”的一個重要依據也就變得單薄無力了。

更加敏感的是，如果中國最後肯定大衛•科茲和弗雷德•威爾的觀點，那中國一九八六年以及一九八九年學生運動中提出的“反官倒”，“反腐敗”等口號，其實正正是回應了中國當時該要面對的切身問題。換言之，中國鎮壓兩場學生運動其實都可能犯了錯誤。

更加嚴重的是，按同一推論，中共在一九八六年逼使指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下臺，以及一九八九年逼使當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下臺的做法，可能也是錯誤的。這兩個問題，都涉及鄧小平是否犯錯的歷史功過問題。現時的中國領導集體，仍然要高舉“鄧小平理論”來增加其執法的認受性；此外，外界也一直有專家爭論，被視爲“溫和改革派”的胡錦濤，會否成爲“中國的戈巴契夫”。因此，這些話題，可以說都闖入了中國官方的政治禁區。

必須指出的是，中國大陸近年也有不少專家認爲，中國的精英階層也存在內部出現“分利集團”的危機。不少專家指出，中國不少權員，利用其權力把政治資本變成私人財富。中國官方人民網二○○三年一篇文章指出：中國國有資産管理當局估計，中國國有資産每年流失不低於1500億元人民幣。

東歐的問題之所以敏感，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德國的統一問題。最新一期的中國《三聯生活周刊》，就德國柏林圍牆倒塌十五年做了一個專題報道。該專題報道了德國不少人民都寧願回到東西德分隔的時代，也指出德國的統一後飽受高失業率和經濟衰退煎敖的慘況。

一談到統一問題，外界自然聯想到中國大陸跟臺灣的統一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前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過去也曾強調，“臺灣問題不能無限期地拖延下去”，又有大陸對台學者曾指“無限期地拖延即等於台獨”。但有報道指出，近日中國對台系統在四中全會後開會，會議決定以後有關政策將出現“微調”，“臺灣問題不能無限期地拖延下去”以及“無限期地拖延即等於台獨”將儘量避免在官方文件中出現。

應該強調，中國國情跟德國大大不同。統一議題對兩國的影響而是大大不一樣，不過，也有意見認爲，德國統一的先例也可以說是一個很好的教訓。香港在回歸中國後，經濟一直低迷，“一國兩制”成爲了臺灣總統陳水扁拒絕統一的最佳藉口。從德國和香港的先例看，假設時機和方法不對，“急統”的危機，不一定較“急獨”少。

應該指出，雖然有關課題似乎是甚爲敏感，但國際形勢錯綜複雜，而事實真相每每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才慢慢浮現，所以，當年鄧小平單憑個人之力作出的一些判斷假如出了問題，有點偏差，其實也不是甚麽大不了的事情。中國新領導集體如果能夠以實是求是，科學理性的態度去審視歷史問題，也可以說是一種很大的進步。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