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5日訊】北大在沈默！

北大的“一塌糊塗”網站被強行關閉，只有法學院教授賀衛方先生和已經離開北大三名校友滕彪、俞江、許志永挺身而出，分別致公開信給北大校長和中共要員胡錦濤、溫家寶，爲北大師生的言論自由發聲，而衆多的教授們、研究生們、學生們……沈默著；

北大副教授焦國標先生，因公開發表討伐中宣部的檄文而被新聞與傳播學院停課，北大幾乎聽不到一絲聲音；

崇拜毛澤東的北大法學院院長朱蘇力，製造了招收博士生的“德懷門”醜聞，除了朱本人近於狡辯的公開說明之外，北大的行政機構和衆多師生依然沈默；

校友楊子立身陷“文字獄”時，人們聽不到北大人的聲援之聲；北大研究生江緒林在“三角地”爲六四亡靈點燃蠟燭時，偌大校園的其他地方仍然一片漆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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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在咆哮！

在美國前總統克林頓來北大演講時，對發生在身邊的人權災難極端麻木不仁的北大學生，卻爭相加入事先由校方導演的提問行列，“勇敢地”置疑美國的人權狀態，說英語的聲音很有些嘹亮；

在“校園拒絕邪教”的運動中，北大學生集體宣誓，憤怒聲討法輪功，那聲音已經近於歇斯底里的咆哮；

在官方縱容的反美遊行中，北大學生走在最前面，向大洋彼岸“美國霸權”傾斜仇恨，咬牙切齒的口號喊得震天響；

在北大百年校慶之後，前黨魁江澤民要求“建立世界一流大學”的諭旨，被北大人作爲振興中國高等教育的最響亮口號，喊遍國內外；

北大的博士研究生陳偉寫出《偉大的政治家江澤民與中國新世紀發展戰略——論“三個代表”的政治意義》的論文，旨在論證：“我們應當維護、珍惜党的政治權威，而不是去質疑它，以所謂‘民主化’的旗號去挑戰它。”該文結尾簡直就是歌功頌德的尖叫：“‘三個代表’之偉大，不僅在於它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史上的重大貢獻，更重要的還在於它揭示了新世紀中國發展戰略的大脈絡。從權威、傳統、文化、公共性等多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到‘三個代表’所蘊涵的政治大智慧；‘三個代表’體現了以江澤民同志爲核心的第三代中共領導人的雄才大略和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完全有理由說：江澤民同志不僅是一位功勳卓越的領導人，而且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見“學說連線//www.xslx.com”200年9月26日）

北大法學博士宋小莊也曾寫下詩評，讚美溫家寶訪港時引用晚清詩人黃遵憲的詩句來“以詩言志”，宋博士寫道：溫家寶總理以詩言志，意在鼓勵香港同胞以杜鵑啼血之情熱愛香港、熱愛祖國，以精填海之心建設香港、建設祖國，又間接闡釋及弘發了鄧小平以愛國者爲主體治港的理念。（見《東方日報》2003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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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六四之後的十五年中北大的沈默和咆哮。

北大，曾經是中國大學的驕傲，而現在的北大學生似乎並不知道：這驕傲，決非來自1949年之後的北大，而是來自1949年之前的北大：來自“五四運動”的民主與科學的傳統，來自蔡元培、胡適等師長開闢的自由傳統及其豐碩的學術成就，而不是來自毛時代的極權教育的新傳統，不是來自文革紅衛兵的造反精神；如果說，1949年之後，北大還有什麽引以爲傲的人文精神的話，那麽，它只能來自昂首面對暴君毛澤東的老校長馬寅初和年輕學生的林昭，來自在八九運動中的北大師生對老北大的自由精神和社會關懷的繼承，而不是來自那些看暴君臉色、專寫禦用文章的教授們，更不是來自六四血案之後日益犬儒化的北大。

1998年的北大百年校慶之際，當中共第三代黨魁江澤民出席慶祝大會的官方寵倖被北大人視爲最高榮譽之時，北大的自由精神已經死亡：不僅死在恐怖的威懾下、而且死在金錢的收買下。北大的官僚們、教授們和學生們，幾乎就是踏著喋血長街的校友們的屍體，一面踐踏著老北大的自由精神和人文關懷，一面領受著獨裁寡頭們恩賜的榮譽、地位和金錢。

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先生曾發表過《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蔡先生辭職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而“北京大學，向來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蔡先生做了校長之後，一改舊北大的無自由局面，而首開“相容並蓄”的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之風，而“這點半新的”卻被舊勢力視爲“洪水猛獸”，招致“國務院”、“參議院”等衙門的橫加干涉。於是，蔡先生質問道：“世界哪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麽？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麽？”所以，蔡先生表示：“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

但在1949年後的中國，從1950年代的“思想改造運動”開始，北大很快就淪爲暴政扼殺自由的工具；在中國最有希望走上良性改革之路的20世紀80年代，老北大的自由精神和社會責任感有所恢復，在新啓蒙精神的激勵下，北大人投身自發競選運動，參與文化大論戰，特別是在偉大的八九運動中，北大人重新找回了失去的尊嚴；而在六四血案以來的十五年中，再次被打斷脊梁的知識份子們，又開始爭做無自由的北大的校長、教授、博導，自覺充當獨裁政權及其跛足改革的辯護士。

現在的北大，已經成爲“教育産業化”的最大受惠者之一，不但擁有高盈利的公司、高價位的文憑和政權的鉅額投資，也擁有越來越多高薪教授和明星教授，卻失去曾經擁有人文尊嚴、育人良知和學術成就，學術掮客們忙於爭取“國家科研專案”，用大量的學術及其思想垃圾換取豐厚的功名利祿。比如，北大法學院院長朱蘇力，先是用兩部電影爲實例來論述“法治本土化”，之後又將毛澤東學術包裝爲中國憲政的奠基人。正如憲政學者張祖樺先生的評論所言：“蘇力挖掘法治的本土資源挖到他最爲崇拜的毛澤東身上，真是走火入魔。毛是破壞中國法治的罪魁，他一生主張‘造反有理’、‘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經蘇力一包裝，竟成中國法治與憲政的奠基人。真是荒謬絕倫！毛自稱明朝皇帝的繼承人，一直堅持中央高度集權和專制主義，何嘗實行過‘縱向分權’？從毛身上尋找通向法治的道路好比抓著自己的頭髮幻想登天一樣。”

今日北大的金色招牌，與其說代表著一種值得驕傲的人文精神和學術地位，不如說僅僅代表著“學而尤則仕，祿在其中”的功利化欲望。今日北大人要“創造世界一流大學”的信誓旦旦，早已把北大變成了“一流學院衙門”、“一流權力工具”和“一流敲門磚”。

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爲“三•一八慘案”的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大會。北大代校長的蔣夢麟在會上沈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裏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1989年的“六四慘案”，政權對徒手的學生和市民的暴力鎮壓，其屠殺之野蠻和血案之慘烈，遠遠超過60多年前的“三•一八慘案”，但六四後的北大，先是在恐怖高壓和軍訓洗腦之下、繼而在功名利祿的收買之下，已經整整沈默了十五年！

在此意義上，1989－2004的十五年，正是北大的尊嚴掃地和良知喪盡的十五年，是中國最著名的高等學府的最恥辱的十五年。

北大：昔日的“自由的搖籃”，今日的“自由的墳墓”。

2004年10月4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觀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