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3日訊】中國作家陳桂棣、春桃夫婦耗時三年完成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獲今年在柏林舉辦的2004年“尤利西斯”國際報告文學獎。〔Lettre Ulysses Award〕

在今年的七部入圍作品。其中《非洲的悲劇和希望》、《盧旺達大屠殺倖存者實錄》、有關9.11的《美國的土地》以及《非洲難民湧入西方》等，都是世界著名出版社的重頭書，不容輕視。

陳桂棣、春桃夫婦的《中國農民調查》，繼承了八十年代的劉賓雁精神，用報告文學的方式記述了農村稅費改革的起因與推行的全過程，內容多是“禁區”和第一次披露的幕後新聞，所涉及的人物上至中央領導、省市地方大員，下至農村基層幹部、廣大農民，絕大多數也都點出了真名實姓 。作者以誠實和對底層民眾真切的愛，以及時代知識份子中少見的實踐精神，使他們的創作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敬佩。不能想像貧窮和沉默在共產中國如此並存著，更不能想像罪惡和苦難與建國同時延續了達半個世紀之久。這本書能夠勝出，真令那些正在歡渡國慶日的人們汗顏。

中國作家劉賓雁衝開“新中國”報告文學的禁區

回看報告文學的發展，幾乎都是左派知識份子搖旗呐喊的聲音，也都是為民代言的激文。特別是從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之後，報告文學隨著報紙登陸中國，成為思想變革的重要依據。特別是“五四”運動，冰心、瞿秋白、魯迅都寫作報告文學。除了宣揚愛國主義精神，同情人民生活疾苦的作品如夏衍的《包身工》、蕭幹的《流民圖》也很多。

但當這批左派作家成為權力人物時，號稱“社會良心”的知識份子們，便成為踐踏良心、踐踏社會公正的文痞。在毛式獨裁統制下，像林昭那麼具備道德良知和勇氣的人，只能在被扼殺了的“右派”群體之間尋找了。

有報告文學之父稱謂的作家劉賓雁，從五十年代的“右派大起義”以後，一直是“新中國”的照妖鏡。八十年代發表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一個人和他的影子》、《艱難的起飛》、《關東奇人傳》、《沒有上銀幕的故事》等，都是為受迫害、受打擊、受折磨的億萬人民取個公道。特別是《三十八年的是與非》和《第二種忠誠》等作品，更是驚世之作，在新聞史和文學史上都留下了光彩的篇章，一時洛陽紙貴。他和方勵之一起，晃動了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大門。一直幹到共產黨把他開除了黨籍。劉賓雁是山東人，有著魯國人的豪氣和傲氣。可以說是典型的知識份子為民請願的代言人。

農民、農村和農業的處境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但自古農民都是處在社會的最低層。就算起義成功，農民命運依舊。毛澤東本人也是利用“喚起工農千百萬”奪了天下。這是一個合乎中國人的思維模式的政治環境；由於農民不會說話，農村自身無法變革，而代言人很快成為舊制度的繼承者。

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使農民嘗到了些參加革命後的勝利感。也是中國共產黨為穩固政權做了點“撫民”手勢。很快毛澤東就變臉收了回來。

八十年代的改革是以農村的“家庭承包責任制”為開端的，土地產權開始回歸農民，儘管這個權利很不穩定，但中國的巨變，確實是在《中國農民調查》一書描寫的那個縣鎮發生了。這“半截子”土地承包改革，後來被城市經濟發展給遺忘了。今天那裏的農民依然沒有土地財產權，更沒有什麼現代的社會保障了。

農村，一直是共產黨用來懲罰反叛者的二等大監獄。早忘了他們當年起義時喊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承諾了。因為他們自己當上了“土豪”。

但九十年代，農村的政治危機開始大面積發生。農民不會像六十年代那樣，站在地上等著餓死。正如《中國農民調查》所揭示的那樣，大規模的農民反抗與鎮壓形成了全國的“農民暴動”。 也同二十年代共產黨領導的農民暴動主要集中在湖南、湖北和江西、安徽一樣，這一次最具典型的還是在這些地區。這些事件的具體誘因各有不同，但農民負擔太重是根本原因。

今天的農民們喊著：“要求民主權利！”“減輕農民負擔，反對貪官污吏！”“萬眾一心抗重稅！”沖進了鄉鎮黨政機關。毛澤東假如轉世的話，又可以從“減負代表”幹到“減負反貪委員會主席”了。
停止對農民的剝奪，還利於農民，依然是二十一世紀的知識份子去表現勇氣和智慧的領域。在農民沒有自己的力量，沒有社會發言權的時代，靠良知為農民請命，把反抗行為引向法理訴求，雖然不是上策，但總還是個舉動。總不能讓“毛二世”再“打土豪分田地”了吧。

今日農民的“秋收起義”與二十年代的政治訴求有明顯的變化。前者的利益衝突大都表現為國家與農民之間的矛盾，縣鎮幹部處於中間人角色。從《中國農民調查》裏我們發現，國家竟成了調和者的角色。溫家保、朱容基、李鵬等總理們不斷下檔保護“三農”，而那些他們體制下的幹部黨員們確成了前方的“人肉炸彈”。一方面為捍衛黨的面子，另一方面又要解決自己的“糧彈”問題而衝鋒陷陣。因為他們的黨中央同時規定：你們吃的、喝的、穿的和升官的政績等，一切財源，都要從“敵方陣地”那裏去找。縣、鄉兩級地方政府的財政危機，最終轉嫁為各種稅、費、攤派的農民負擔，而打響了第一槍。一場反剝削反壓迫的“農民戰爭”在神州大地正漫延開來。國家為了對農村社會的控制，將更努力加強伸入到鄉鎮的“連隊幹部”的建設，而所需的費用確依然靠“搶光”政策來充實。這種階級利益的衝突，是共產制度自己製造的。

反對共產黨體制的壓榨意識，還沒有在農民中形成共識。去北京上訪，找到“黨中央”還是他們人生的努力方向。知識界的呼籲；像二等公民、還農民國民待遇等口號，是很難傳到那些窮鄉僻壤的。

《中國農民調查》獲得國際報告文學大獎，將會加快人們對中國農民處境的追問。

打著平等招牌，給農民的卻是囚犯待遇

與城市人平等的公民身份權利還是農民們的夢想。自從“農民幹部”勝利入城以來，這種分隔制度就成了建國的法寶。除了種地以外，不准離開居住地，除了控制他們的產品，也控制他們的人生機會。能“出獄”去城市，除了當地幹部的批准，到了火車站更是要小心被抓住遣送罰款的處罰。混進了城市的也要辦理未婚證、生育證、務工證、暫住證等，各種證件辦齊了要數百元。這己在近九億農民的心靈上，都烙了一個和納粹給猶太人縫在身上的恥辱印記一樣。

這種敲詐勒索是反復進行的，因為都是短期證件。上海市十月一日起施行的新的居住證制度，算是換了包裝的戶籍制的延續。以後去上海打工哪怕超過三天，都要交二十五元的辦證費。還不包括要具備多少證之後才給辦這個證了。

農民進城必須不斷地掏錢從政府那裏換取勞動權和居住權的認可，這實在是共產黨一大發明。戶口賣買是公安系統一大產業。呼籲給農民在就業、教育、遷徙和納稅以平等的權利成了供城市人換換感覺的長期的電視娛樂節目。

有了工打的民工其實也被排斥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民工們沒有城市戶口買汽車月票或地鐵月票都比原價貴二倍。就連買一個全通手機號，還得找一個本地人做擔保。在洛陽發生的大火事故處理結果，就更令人生氣：對城市戶口的死難者賠償四萬元，而農業戶口死難者賠償一萬元。命的價格等於城市人的四分之一。

騙人的稅費改革

現行的農業稅制度還是脫胎於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籌集軍費軍糧的政策。它在本質上仍屬於傳統直接稅，本身就是農民的沉重負擔。那些窮根據地糧食大都不能自給，農民連溫飽都難以維持，竟然養活那麼多的脫產幹部和軍隊。但為了抗日救國，農民甘願被榨取了所有的農業剩餘。

我認為統一城鄉稅制的關鍵就是廢除農業稅，通過工農產品稅收一體化，實現城鄉居民均衡負擔。農村社會的福利保障制度，也就應此產生。

一九五八年又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只是適應人民公社。個人無法從農產品中獲得好處，己演變成為國家思想改造教育的一部份；越窮越紅，越窮越進步。這也形成了鑒定國人品德的標準。同時，國家拿走了這些巨額資金，來發展工業化以鞏固政權。可以說，把“窮”做為國策去推廣，窮是好人，富是壞人，繼而成為農村人的生活準則的，則只有毛澤東一人。餓死三千萬農民，共產黨沒道一聲謙的也只有中國。哪還指望這種政府去要日本人道歉呢。

從《中國農民調查》一書裏，我們不難看出，農業稅制與農產品統購派購制度的背後，除了擴大城鄉隔絕，還保證了農民收入不斷變為國有工業資本，去建那些現代化城市或面子工程，還更具有掩蓋負擔差距的屏障效應。也防止了農民富了，進入城市以逃避這種負擔的新手段。而農業特產稅更是防備萬一農民不小心多賺了錢而發的“殺手鐧”檔，是一把逼農民不死又不活的“以人為本”的利刃。加入WTO後，農業稅制結構將面臨改革，特別是徵收農業特產稅，則不利於農副漁產品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取消農業特產稅，是降低成本增加品種的重要一環。

最近，政府還時不時地在媒體宣佈；若干年後，將對農民免稅。這就像他們宣稱若干年後過共產主義日子一樣地荒唐。人人都明白，各社會階層之間都要公平納稅的道理。

只納稅沒任何回報的“臭老大”

看了河南愛滋病人為了讓兒子能上學，抽幾筒血交學費，為了讓孩子讀書，把政府發的一百元買救命的藥品卷，兌換成二十多元，也交給兒子用。真令人難過又氣憤。苦到這種地步根本就不是人生了。

農民老大哥根本不知道生活的權力是屬於自己的，他們完全接受要拼命掙錢，才能供孩子讀書的現實。甚至有病就等死也不逃命了。能將九億人口不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之內，這在近代史上都是沒有先例的。農民因病致貧的現象很普遍。練法輪功治病幾乎是農民們的救命藥。但被抓到了幾乎不打死也要家破人亡。己被弄死的七百多名法輪功學員，大部份都是農民。

鄧小平當年發話讓農村實現小康生活水準的一個重要標誌是：農民享有初級的醫療衛生保障。怎麼這牛吹完了就死了忘了？更別提農村的義務教育、敬老院、文化娛樂或什麼校舍道路維修等應當由國家投入等大謊言了。如這樣，何必還要全世界人捐款“希望工程”來開辦農村教育呢。

下載張農民手裏要交的帳單，就明白這苦日子也太難熬了：

年收入只有三百八十八元。但要交出去一千二百元。

農特稅： 十六元 （該村除了稻穀沒有特產）
屠宰稅： 三十二元（這戶人家從未殺過牲畜）
鎮提留： 一百二十一元
村提留： 一百二十八元
鎮水利： 一百二十八元

化肥費： 三百元
水費： 三十四元
電費： 一百二十元
消防費： 八元
防洪費： 十四元

租耕牛費： 一百八十元

五保戶費： 五十六元
農網改造費：六十九元

看了這個帳單，誰還會當中國農民，真不如動物園裏的畜牲。此家農民一年根本就沒有生活費。大概只吃鹽，只穿上一代人傳下來的衣服。

當一個“畜牲”的國家領導人也太畜牲了。

一個國家的三分之二人口是“國際難民”

今天的中國政府雖然不再是那只湖南“惡狼”了，但繼承者依然披著己死的那只“狼”的皮。時間久了也許就撕不下來了。胡錦濤為了自己看起來與狼皮協調，依然採用著狼的策略，把民主說成是西方產品，不適合中國。那他們信奉的馬克思思想和資本主義經濟不都是來自西方的嗎。

《中國農民調查》的獲獎，希望能夠喚醒一些冷漠和麻木了的中國作家，重新去發現極權社會的弊端，特別是那些被制度壓得喘不過氣來的三分之二的農民。也許你給不了農民“國民待遇”，也救不了他們，但可以從那個鐵板上下來，不配合那個制度，減輕點重量，就算是有良心了。

《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展示了這個被中國遺忘了的中國人的生存權。也把引領了改革開放之先的安徽農民，現在又淪為如此難堪境地的現實凸現出來。該書對共產黨以奪取九億農民的生存權，而建造成十幾個現代大城市的“閃光點”業績，進行了反諷。如果按西方社會的標準來看，中國九億以上的農民都是“國際難民”。這些人即得不到政府的醫療服務，也無任何福利亨用，除了“喘氣權”，幾乎連受教育權和生育權都沒有。除了上繳政府各種稅款，得不到社會的哪怕是點“面子”的回報。

報告文學一直是發展中國家的輿論工具，也是保持與現實生活的溝通管道。面對中國如此嚴峻的問題，中國作家是不應該缺席的。也因此，替九億人民說話的《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獲得大獎正符合了該獎的準則：替那些不能說話的人們發出了聲音。

期盼中國的作家，或者其他知識份子，比如律師、記者、教授、專家，乃至行政官員、司法人員、人大代表等，能不斷地走進鄉村社會，向當權者表達農民的政治主張，發動和組織他們變成一個與城市人同樣的階層，成立代表他們意見的農會，重複一遍中國歷史吧。我們的嘴巴說什麼都是紙上談兵。毛澤東當年溜進湖南農村的行動值得重複。只是別再混出個“獨裁大救星”，就是中國農民的萬幸了。

馬 建

2004.1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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