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3日訊】以上兩篇就“崛起”的質疑和及經濟的現狀作了一點簡析。本文打算從國內的政治與有關問題略談看法。
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存在決定意識”。故後者理應服從和服務於前者。然而,中國的實際情形卻是倒置了的:只“政治掛帥”4個字,便獨領風騷了30年。彼時的經濟,便是“計劃經濟”,其特點是由領袖意志和行政命令主宰。只須黨主席一句話,就能掀起全國工商業資本主義改造的高潮來,就可以“跑步進入社會主義”了。今天雖已不提“掛帥”,卻換了個詞兒:“講政治”,語氣雖略輕些,但並無實質的不同。“講政治”自然也得“與時俱進”,故盡管不再強調“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優越性”了,但“四項基本原則”和“黨的領導”卻是必不可少的,更不能允許唱反調。此種政治上的定調(清規戒律)作爲思想統治的延續,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依然引領中國。其中也有當局難言的苦衷──從穩定大局考慮,法統與政策應有其連貫性,不宜大改大動。但隨著社會的對外開放,封閉之高牆業已拆除,民主自由觀念隨西洋舶來品長驅直入,於是,一放而不可收,種種久受壓抑的也就趁勢反彈。先是北京的“民主牆”、《中國之春》,繼而是《河殤》的電視連播與社會討論,再下去就是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精神污染”的批判整治,劉賓雁、王若望等人被開除出黨。改革的初始,主導權無疑操控在政府手裏。但漸漸就起了變化。學生與民衆不滿足於現狀,提出了更多政治權利的要求,漸漸地,對抗也就發生了。而胡耀邦的下臺和猝死更引發了不滿。北京大學生集會遊行,喊出了“反腐敗”、“爭民主”的口號,掀起了波及全國的抗議浪潮。而在官方報紙社論裏,則被說成是“動亂”,是“西方黑手”操縱下旨在推翻共產黨政權的圖謀(這越發使風潮擴大升級),最後以所謂的“平暴”措施動用軍隊強行鎮壓了下去。
15年前的“6.4”,是一個轉折性的標誌:此前,中國的民主幼苗,處於醞釀萌動之中。黨政高層中,胡、趙是開明派,對於民主人士比較寬容,而鄧小平也曾表現出政治改革的意願。在“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大問號下,“民主政治”是國人的向往和追求。然而,黨內更多的是守舊的元老重臣。他們贊同“撥亂反正”,是因爲文革中曾身受其害。他們心中的“反正”,只是恢復到文革之前,而決非可能動搖共產黨根本的“政治體制改革”。這,便是彼時中國社會的背景。“6.4”則成了上述兩種觀點和力量的一場較量。結果是,中共內部開明派失勢被逐,保守派勢力則迅速上升,獨攬大權,一切民主的訴求及企圖改變現狀,皆被視爲異已分子,當作反黨反政府的敵對勢力而迅予鎮壓。故慘案發生後,儘管國外輿論譁然,同聲譴責,但國內卻是萬馬齊喑,一片蕭索。
經此轉折,15年來,中國社會的發展,出現了一種完全不相對稱的怪異──一種經濟上開放引進,效益可觀;但政治上卻是固守陣地,拒不變革。呈現在人們眼前的,仿佛是一個下半身粗壯、而上半身細弱的畸形兒。此種情狀之造成,在於政治上的因循保守、不欲有所作爲。(其原因既有意識形態上的頑固守舊,更有既得利益上的緊抓不放。)基礎與上層建築理論被強行分割了。中國特色的改革,竟然可以是政治上一切照舊,而經濟卻能“高速”增長。國內、外媒體廣爲宣傳,說成是中國經濟的一大“奇迹”!
但,究竟是什麽樣的“奇迹”呢?這裏要指出一點:規律無奇迹可言。規律這個東西,有它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國內、外有人宣稱:“不需要政治改革,經濟也能上得去。”但,這可不能當作規律來看,因爲它並非是必然,也不具有普遍意義,僅只是某一時期的現象。不信嗎?請看看今日的狀況吧:繁榮背後泛濫的泡沫,迷幻的五彩正在破滅;“過熱”的效應下,各地紛紛上馬的政績工程,或是“豆腐渣”,或違反環保規定,或高耗低效;再加上金融信貸的壞帳驚人、GDP統計中的浮誇和水分,等等。這一切表明了,警報正在拉響,危機已經迫近。而這,並非是聳聽之言。
下面,我想簡要地說說:政改的滯後是如何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和國家的崛起。政治和經濟,猶如國家的兩條腿,不可缺一,也不可一長一短。而當前中國的情狀恰如一個跛足者。經濟固然是基礎,但請別忘了專制政治在中國所具有的傳統威力。中國的計劃經濟特點是,一切要爲政治讓路,而領袖與長官意志可以操控一切。開放後,轉變爲市場經濟,但,轉變並不到位:計劃的成分、長官的意願,仍有十分可觀的影響力。不妨設想一下,在政治集權、一黨獨大制度下,社會能實施公正的經濟改革嗎?市場的競爭會是公開、公平的嗎?當然,口號會喊,改革也會進行,但,必定是淺嘗輒止,不深不透。而結果則是:由於出臺政策的漏洞,給官吏和投機分子大把大把地開了方便之門。譬如,緊俏産品價格上的雙軌制即是;譬如,出售國營企業中的高值低購、化公爲私,等等。其他如金融放貸的血本無歸、國企改革的屢遭失敗、貪汙腐敗的屢禁不止、官僚機構的日益膨脹、權力資本和特權階層的形成、社會兩極分化的加劇,等等等等,都與改而不徹底、革而不除弊有關。這也可以歸結爲政經的嚴重失調──一輕一重、一長一短有其因果之關聯。
政治改革的作用,是它的監督力度和推動促進,以保障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公平公正。當然,政改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須得先易後難,循序漸進,並持之以恒:各級政府要保證一切政務公開透明,並定期述職;公民有質詢和批評權利;幹部的考核與任用,要實施差額選舉(或群衆推薦)制,廢除等額選舉;制訂新聞法,保障新聞自由,加強新聞輿論監督;重視民情民意,倡導和鼓勵群衆督察政府,並制訂有關之保障法規;強化人大、政協作用,代表與委員應改業餘參與爲專業從政,以加強幹預政事;要明文規定有對執法機構的質詢和否決動議權,譬如,應廢除一切與憲法不合或抵觸的各類法規及地方自訂之律法(如勞教法、網路禁令中某些條款、不當之治安條例或其他等等,以切實保障人身的自由安全。)等等。
綜上所述,可以歸結爲三點:一是百年來的中國史,乃是一部雖欲崛起而不能的歷史。之所以不能,是因爲我們背負的包袱(封建專制)過於沈重,卻又遲遲不肯捨棄。二是民衆心生期盼,是由於相信“撥亂反正”後出現的轉機──改革開放。三是時至今日,改革開放不免使人失望,實踐證明,中國若要真正“崛起”,關鍵在於必須打破專制牢籠,毅然決然走民主政治的康莊之路。(2004.9.11)
──轉自《民主論壇》(//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