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9日訊】說起軍閥，國人總是習慣地想到裂土分疆、你爭我奪，想到赤裸裸的暴力，總之軍閥在中國從來就是一個罵人的名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曾經在上海發生過轟動南北的「人體模特兒風波」，這是一個年輕藝術家劉海粟與炙手可熱的大軍閥孫傳芳之間的一場較量，一方的手中只有畫筆，一方卻掌握大炮、刺刀和生殺予奪的大權。但劉海粟沒有因此而畏縮，而是堂堂正正地站出來，捍衛他的藝術理想，面對強大的對手，他斷然發出了
「鄙人提倡藝學之志不能奪」的誓言。

這場「人體模特兒風波」從1917年延續到1926年，前後經過了長達10年的爭論、衝突，以1926年5月13日《申報》報道上海縣知事危道豐嚴令禁止美專裸體畫的消息為標誌，把這一風波推向了高潮。多年來，因為開設人體寫生課，劉海粟一直面臨著來自社會各方面的壓力。上海女子學校的校長率先指控他是「藝術叛徒」、「教育界的蟊賊」，並上書江蘇教育聽要求取締制裁。如果不是他頂住了種種困難，人體寫生早就被取消了。面對禁令，他決定起而反擊。5月17、18日，他在《申報》發表寫給孫傳芳的公開信，再三強調美術學校設立人體繪畫課的必要性，駁斥危道豐的禁令。

孫其時號稱「蘇、浙、閩、贛、皖聯軍總司令」，佔據了東南五省富庶的地盤，是在軍閥紛爭中崛起的一個顯赫人物，關於人體模特兒的禁令最初也不是他下達的。劉海粟的信等於揭開了這場不對等的較量的序幕。雙方的觀點雖然不一致乃至是截然對立的，但令後世的人們意想不到的是，手握重兵、只懂得打打殺殺、暴戾氣十足的孫傳芳，並沒有因一個手無寸鐵的藝術家的挑戰而暴跳如雷，動用武力解決問題，而是平心靜氣地給對方回了一封信，信寫得很客氣，稱劉為「海粟先生」。信是6月3日寫的，離劉的信發表不過半個月，信中說：「模特兒止為西洋畫之一端，是西洋畫之範圍，必不以缺此一端而有所不足。美亦多術矣，去此模特兒，人必不議貴校美術之不完善，亦何必求全召毀。……望即撤去，於貴校名譽有增無減。如要怙過強辯，竊為賢者不取也。」

近80年後，當我在重讀孫傳芳的這封信，彷彿墨跡猶新，禁不住提出這樣一個疑問——軍閥也有如此的「雅量」嗎？其實，這不是軍閥的雅量，而是那個紛亂的年代裡，軍閥並沒有掌握絕對的無限權力，沒有學會把手伸進他們所不熟悉的文化、藝術、教育等領域。此外，獨立的民間報紙《申報》在租界的存在也是他們所無法控制的，多多少少還要顧忌一些輿論，所以才會出現這樣一個奇特的現象，最有活力、最能激盪人心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正是發生在動盪不安的軍閥時代。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12年，17歲的劉海粟就和幾個畫友白手起家創辦了上海美專的前身上海圖畫美術院，並在5年後就設立人體寫生課，開闢了一條藝術教育的新路徑，重寫了中國現代藝術史。

一個早就認識到「繪畫裡最要緊的就是人體」的藝術家，當然聽不進孫傳芳的勸告。 6月10日劉海粟又一次在《申報》發表致孫傳芳的公開信說：「學制變更之事非局一隅；學術興廢之事，非由一人而定。」也就是拒絕孫傳芳停止人體模特的要求，軍閥這才惱羞成怒，下令上海縣知事查禁美專的人體模特兒。劉海粟於7月15日第三次在《申報》發表給孫傳芳的信，表示「遵命將所有敝校西洋畫系所置生人模型，於裸體部分，即行停止。」但這只是表面上應付軍閥而已，據知情人說，上海美專的人體寫生課實際上從來沒有停止過。孫傳芳也沒有深究。

劉海粟手擎一枝畫筆，敢與坐擁數十萬大軍、用大炮和刺刀武裝起來的大軍閥較量，幾個回合下來，雖然以他表面上的屈服告終，實際上卻最大限度地張揚了他作為一個藝術家、 藝術教育家的傲岸人格，也使人體模特兒在經歷十年的風波之後漸漸得到世人的默認，劉海粟成為最終的勝利者。這無疑是新的文化觀念、新的文明觀念對舊勢力、舊禮教、舊習慣、舊思維的一次有力衝擊，南社詩人柳亞子後來回憶「模特兒案，最予我以深刻的印象。」翻譯家、美術評論家傅雷認為，人體繪畫得到社會承認，「只表示西方思想對於東方思想，在藝術的與道德的領域，得到了空前的勝利，所以尤有特殊的意義。」

軍閥孫傳芳在這場較量中扮演的角色也不是人們通常想像的那麼惡劣，尤其是當《老照片》將塵封的信箋呈現在我們面前時，我們看到的也不是一個乾癟的臉譜化的軍閥形象，至少不是其頤指氣使、瀰漫著血腥氣的一面。而劉海粟的形象卻在這場沸沸揚揚的「人體模特兒風波」中更顯得豐滿，即使放在整個中國藝術史上，一個畫家能挺身與權勢人物交鋒，也足以驚心動魄，無論結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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