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6日訊】已失去自由九百多天的楊建利博士絕對不會想像，重慶萬州區一個“挑夫事件”竟激起了萬人暴力示威浪潮，更想像不到今年八月一日的“鄭州風暴”的如火如荼，值此《非暴力抗爭與憲政改革》出版之際，中國新的暴力浪潮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楊建利的非暴力觀點更具實際意義。
楊建利一直提倡非暴力的民主憲政運動，正是他的善良的思想才有今天深陷囹圄的下場，無疑的，他的思想與中國的民情有許多相悖的地方，但他的思想應該讓強權者警醒。
楊建利精闢地總結出中共政權是三條腿的桌子，只要一條腿出了問題，這張桌子就會垮下來。一條腿是用提供貪污腐敗腐化、不公平市場競爭的機會換取的大小官員、某些商人、某些知識份子的效忠，一條腿是謊言，另一條腿是國家恐怖主義。因此他倡議，憲政民主與暴力斷絕一切關係，採用暴力會使道義資源流失。誠然，他的思想與拉吉夫、甘地、與康有為、譚嗣同、陳獨秀等偉人的思想異曲同工，但是，只有甘地的思想成了印度民主憲政的現實，而康有為、譚嗣同、陳獨秀的思想都變成了中國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的絕唱和哀曲，專制獨裁者的眼裏都容不下民主憲政，靠暴力奪取政權的毛澤東更是痛恨民主憲政，靠野心獲得權力的鄧小平也不希望進行民主憲政的嘗試，靠踏著六、四學生的鮮血走上權力金鼎的江澤民更是害怕民主憲政。
但是，正是他們的獨裁與專橫，才埋下了暴力事件的禍根，引發了今天暴力事件的層出不窮，從近幾年暴力浪潮的本質來說，每一次暴力事件的誘因都是一種壓迫者最基本的反抗，在這裏，楊建利預示的幾種現象出現了。
楊建利認為，暴力抗爭常常使抗爭者與鎮壓的執行者之間被迫進入一場直接的“個人化的生命零和遊戲”，也就是說，進行你死我活的拼殺。近幾年來，社會不公的矛盾已轉化為仇恨型社會矛盾，弱者的呐喊一直是脆弱的，這就有了官逼民反的暴力抗爭。五年前，四川樂山市峨邊縣張明春到縣水利局花5000元辦了一張采沙證，然後貸了3萬多元在大渡河邊辦起了采沙場。由於大渡河連年漲水，河壩經常被沖毀，需要重修，因此賣沙石獲得的收益被張明春全用來再投入。到2003年底為止，張明春不僅沒收回成本，還欠下村民們1萬多元的工錢。但是，2003年11月份，當地數億元首富葛明君明投資3個億元在玉林橋附近修一座小型水電站。改建的公路正好要佔用張明春的采沙場。根據張明春的遺書反映，2003年11月8日，水電局的水利股長劉世太和任墒義找過他，只同意給5000元“補償費”，遭到了張明春拒絕。11月11日，水電局局長劉天華，股長劉世太，任墒義等人“親自出面”找到張明春，交給他一份14號采沙許可證作廢通知，並要求他帶著村民立刻離開這塊河灘地。富豪們有了強權的保護，哪里會將弱小的張明春放在眼裏？張明春曾向葛君明下跪祈求給予應得的補償，這是一個漢子在絕望時的哀嚎，然而，從官員到富豪，沒有給弱者一點點同情心，張春明被逼的走投無路。今年7月21日，張春明身藏爆炸來到葛君明的辦公室，再一次要求補償6000元遭到葛的拒絕，張春明在絕望中選擇了“孤注一擲”——用人肉炸彈沖向葛君民，兩人雙雙炸的身首異處。張明春選擇暴力，富豪的為富不仁是誘因，制度下的權貴階層對弱者的漠視是導火索。
這種“個體暴力”運動在全國已不是孤立的現象，葛君明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倒下的，在他們的前面，已有數十人的“追魂榜”：去年浙江皮草大王周祖豹在家門口被生意夥伴斬殺，山西海鑫集團董事長李海倉、甘肅房地產大王劉恩謙被槍殺等等，這些腰纏萬貫的富豪們都有一個特點，成為富豪之前太過殘忍，剝削工人、農民抽筋吸髓，成為富豪後為富不仁，心狠手辣，按照民間的說法：“眼睛長到天上去了。”這些富豪雖然以犧牲生命作為代價，然而，正是這些死去的富豪與活著的富豪們，在不平等的制度下，製造了民間社會的不平等，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的矛盾。楊建利要求“不能再調動中國人的惡”，但是，是這個制度本身“調動了中國人的惡”。
楊建利曾警告說：採用暴力會使道義資源流失，宣導暴力是拿我們的短處碰中共的長處。這也許是知識份子的一廂情願，因為中國目前的新的暴力抗爭已輪回到一種週期性的泥濘中,中國每次天崩地裂的農民都是政治制度腐敗墮落無藥可救後的大暴發，一方面是財富到了極少數強權手裏，另一方面是被壓迫者民不潦生，開始只是局部地區零星的暴力衝突，這加大了專制政權對民眾抗爭的鎮壓，但激起的是更大規模的反抗，武裝群眾象野火一樣，燎原並起，他們粉碎一切舊有的秩序，向四方蔓延。楊建利害怕的就是這些，他指出，“任何專制政權對民眾的抗爭的第一反應都是鎮壓，無論你是暴力還是非暴力”。
今年八月一日的“鄭州風暴”正是向世人警示，暴力衝突已由無組織無紀律的狀態走向有組織有計劃的暴力抗爭運動。鄭州市師家河村村幹部強行賣地，把賣地四千多萬元所得中飽私囊，村民的人均耕地越來越少，引發群眾不滿，在上訪過程中還發生了一起車禍，造成1死6傷，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慰問。村民與地方組織矛盾日漸尖銳，多次到上級機構上訪，均不得要領。群眾揚言要告到中央去，這使地方官員害怕了。當局得悉村民意圖後，於7月30日出動防暴員警企圖用武力阻止上訪，釀成流血衝突。村民在睡夢中被驚醒，組成人牆與警方對峙，阻止員警抓帶頭人。雙方迅速爆發大規模衝突，防暴員警以霰彈槍、催淚彈、電棒等武器對付村民，衝突中造成三十多名村民中彈，其中六人重傷，四個組織者被捕。受傷村民被送入鄭州市中心醫院搶救，部份輕傷村民敷藥後出院，六名失血過多村民仍然留院。
暴力衝突愈演愈烈的同時，是社會生產力的大破壞，人類文明的倒退。這不僅是楊建利等大多數知識份子不願看到了，也是大多數中國人不願意看到的。10月18日發生在重慶萬州區的“挑夫事件”就是一種民怨的總爆發，挑夫余繼奎因為碰髒了行人曾慶容的衣服，他不僅被打了耳光，而且被打斷了腿，打他的人是有權有勢的“國稅局局長”胡漢權，曾慶容並揚言，只要路人打餘繼奎一個耳光給20元錢，特別是有人報警110來後，員警與胡漢權親切握手並要帶走餘繼奎，這才引發了民眾的公憤，員警和胡漢權沒有想到，他們是極少數的“強者”，而路上行人是大多數的“弱者”，這才有了後來燒毀警車、砸萬州區區政府的數萬人沸騰的暴力運動，在這個暴力衝突中，民眾都是自發的，無人組織的，是仇恨型社會矛盾的爆發。
楊建利的非暴力思想，對中共強權者來說是一部警世通言，預世明言，只要他們不需要暴力衝突進一步擴散，他們就應該認真反省和吸取教訓，推行民主憲政，否則就無路可走。正象楊建利所指出的那樣：非暴力抗爭運動需要一大批不怕強權迫害甚至不怕犧牲生命的領導者，非暴力抗爭運動需要其領導者準確判斷自由的邊界的位置，以把握抗爭的強度和規模。這個非暴力運動的“領導者”最好是從中共內部的改革派中產生，循序漸進地推進民主憲政，才會避免重蹈覆轍的歷史性暴力災難。
2004年10月24日
－－轉載自《議報》第1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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