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1日訊】（續前）

（六）

這“根”之所以能夠發芽生長，蓬勃成林，是因有其非常合適的土壤。這土壤就是毛澤東成了帝王之後所竭力推行的惡政，而惡政必然又是這樣一面篩子——篩來篩去，留下的社會精英式的好種越來越少，而各類壞種和“只管自家門前雪，無視他人瓦上霜”的自私劣種則越來越多。這就更加助長了毛澤東這樣的人肆無忌憚地表露其帝王暴君的“抱負與志願”。此時此刻，想引述諸子曰和史家論的“君者舟民者水，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得天下難，守天下更難，難就難在是否得民心”等等，來規勸這種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就是天下的大傻驢！1966年“文革”颶風剛起，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百萬“紅衛兵小將”時，他就對闊別30載的斯諾自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終於打造了一個新的更為殘暴的專制體制。這種體制以暴力為先導，以謊言為後盾，並炮製出一整套精細的“精神”、“理論”及各種清規戒律，來束縛、毒化、愚弄人們的靈魂。把什麼“為國為民”、“為人民服務”等等遮羞布撕扯得一絲不剩。其結果，只能像孟老夫子早就告誡過的：“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

當然，之所以失其民，不只是上面有個“桀”和“紂”，還因其下面必有一大幫趨之若鶩的愚忠蠢才和政治流氓，從而形成最最現代化的“桀犬吠堯”和“助紂為虐”。否則光靠桀與紂光杆司令，定難撐起滿邊天。去秋，外省一位與我素昧平生的中學老師給我的來函中感慨世事說：“由流氓變成政治家的人，人們好防範；而由政治家變成流氓的人，人們則難以招架而且很難倖免於害。”

我認為，此論頗有其道理。細想炳泉兄等人之慘遭迫害，對這句話裏的深意就很容易理解了。因為在古今中外一切帝王暴君的獨裁專制下，一些久蓄升官謀權的野心之徒，和眾多趨炎附勢、邀功爭賞的利祿小人，往往都會群集魔梯往上爬，不惜盡拋做人之良知而爭作殘害他人的桀犬紂狼，人性絕滅，獸性狂行。在近幾十年的中國，“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三年大饑餓”直到“大革文化命”，數以千萬計的革命兒女和良民百姓之慘瞑哀亡，都無一不是墜落於這個碩大無比的獸坑中。我曾在《永念慎之兄》文中，引用過慎之兄提示的馬克思致友人信中一句話：“專制制度必然具有獸性，與人性是不相容的。獸性的關係只能靠獸性來維持。”（1956年12月人民出版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14頁）雖然馬克思其時年僅25歲，大學畢業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才兩年，而且促使他表露這種深奧的哲學見解，又僅僅是針對普魯士帝國的專制制度之縝密觀察與研究，但他對這種極權體制所下的這一定義，我認為放之四海而皆準。而且不僅是馬克思，就是被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費爾巴哈論綱》中，也有這樣一句話：“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現代英國歷史學家阿•湯因比，在其《展望21世紀》中也有類似的說法：“貪婪本身就是一種罪惡，它是隱藏在人性內部的動物性的一面。”

這些論點之所以正確，不只是在19世紀及其以前，而是也被20世紀一系列重大紛亂演變的歷史所證實，特別是從希特勒到史達林，再到二戰後出現的一些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領袖”人物及其鷹犬們的許多作為，無不充分顯示出他們所具有的獸性的一面。就是在中國，在那猖獗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年代裏，當人性泯滅獸性狂發時，許多也被稱之為“人”的人所頻頻幹出的那些傷天害理的事，與一些吃人的野獸同樣貪婪和殘酷。

這充分說明：只有那種完全順適於獸性制度的一些人，才會得心應手地充分利用這種體制施展其本性，極其惡毒地殘害那些真正具有人性善的人，來取得他們主子的歡心而騰升。這種主僕，即便自吹自擂地建成了他們的那種所謂的“共產主義天堂”，這“天堂”即便不與人間地獄直劃等號，那也會與地獄緊緊嵌接，而無廣闊人間可言。

說實話，毛澤東兼聰明才智、高超謀略、詩藝文才等等於一身，實為古今帝王之絕無僅有。如果他的抱負與志願真的是為救國救民敢為天下先，而不是“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那麼中華大地早就不是今天這模樣了。最最明顯而簡單的例證是：在億萬人高聲齊呼萬壽無疆的“紅太陽”墜落西山已近30載的今天，那些曾為這種獸性體制出力賣命的人，似乎還沒有幾個真心實意地向人民表示懺悔。說來這也不奇怪。如果這種人原本就都具有真正的人性，在那種體制下即便不能做到林昭、王申酉、遇羅克、張志新們那樣不屈抗爭，起碼也不會張牙舞爪地向真正的坦誠義士與謙和的共產黨人緊勒喉頭或猛揮屠刀。所以就是在新華社，至今不但還沒有任何人為炳泉兄和丁德潤等人之慘死引咎自責，也沒有任何人向本文開頭提到的“文革”中被迫害自盡的攝影部副主任陳正青（老延安）夫婦、解放前為上海復旦大學地下黨支部書記、解放後不久任駐外記者的許夏己夫婦等人的在天之靈，略表悔過圖新。而且不止於此，更有人繼續怒目斜覷當年被他們迫害過的倖存者。另有一些人根本沒有經歷過那種歲月的“洗禮”與“磨煉”，竟也“好事不傳代，惡相代代傳”地對那些偶爾碰面的倖存者冷目如仇。

在理應是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領域第一等級的新華社的一些人尚且如此，全黨全國如何則可想而知。然而放眼世界，雖然也有日本軍國主義者殘餘勢力拒絕“以史為鑒”，如今又派兵國外，但經過13年的研討，旨在紀念二戰中600萬死難猶太人的“大屠殺紀念碑林”，已於2003年8月16日，在寸土如金的德國首都柏林市中心、象徵德國統一的勃蘭登堡門和德國聯邦議院的空場上動工興建，耗資近3000萬美元。紀念碑林附近，就是希特勒1945年5月戰敗自殺的地下掩體遺址。據碑林設計者，美國建築師彼德•艾森曼說，將在那兩萬平方米的空場上，豎立2752根長短不一的灰色混凝土碑柱。碑柱的高度從05米到45米不等，碑柱的色調和形狀都類似墓碑。近看碑林，仿佛就像一大片墓地。目的就是讓戰後德國的第三代和世界各國的年輕人，都能在這碑林間找到一處幽靜的角落，回想當年納粹德國給世界帶來的災難。據新華社報導說，在這廣袤碑林之下，還將有一座1500平方米的地下“資訊中心”。人們在這裏將可以通過先進的科學手段，回顧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對猶太民族的血腥屠殺，以警示世人不犯同樣的罪惡。同時，在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屠殺紀念中心，將展示已經收集到的400萬個猶太死難者的真名實姓。所以，柏林前市長埃博哈德•迪普根說，紀念碑林將使柏林成為“哀悼之城”……

以史為鑒，接受歷史經驗教訓，是當代一切文明民族的自覺行為，然而在中國，不但不將被“‘革命’吃掉的兒女”的真名實姓鐫刻在碑林之上，而是禁發批判毛澤東和總結“文革”歷史教訓的文章，甚至把巴金老人的建立“文革紀念館”的倡議當作“精神污染”加以批判；不僅如此，還在北京城寸土如金的地帶，動用比柏林“哀悼之城”的投資多好幾倍、十幾倍的民脂民膏，承繼專制帝王祭壇的傳統，建造新的祭壇，甚至在天安門廣場附近，揮霍數十億鉅資，建造只能供少數權貴和大款吃喝玩樂和歌舞昇平的巨大建築，在那高大的壇碑和院匾上鐫刻下自己的真名實姓，藉以“流芳千古”，竭其所能地要像日本右翼分子們那樣忘記本不該忘記的歷史。

（八）

再問何以如此？還是那句老話：“有什麼樣的國家主宰，就有什麼樣的人民。”三年大饑荒，全國餓死了幾千萬人，卻沒有一人去動一粒公倉糧庫的糧食，也沒有一人為爭取活命採取半點兒過激行動。據1999年6月29日的《聯誼報》發表蘇中傑同志的文章說，1998年某媒體披露這段沉痛歷史時，文章前面加發的按語裏沒有對死難者的同情和悲憫，而是盛讚：多好的群眾啊！某些官員讀後也情不自禁地贊之曰：是啊，多好的老百姓啊！

至今想來，這都令人心慟落淚地震呼：我們的人民該醒了！

屈指算來，今離魯迅先生看了那部日俄戰爭的影片悲憤得決心棄醫從文，以致力於喚醒國魂已99年了。其後在陳獨秀、魯迅、李大釗、胡適等召喚民主的前輩們和《新青年》的啟蒙下，在千古皇權專制的牢籠中，開始閃爍起點點民主火花，從而引爆 “科學與民主”的偉大五四運動，在古老的神州大地第一次震動了君主臣奴桎梏，而後在人民民主革命中，人們又不斷發出民主自由平等的震天怒吼，在八年抗戰後終於震垮了“一黨專政、獨裁專制”的蔣家王朝，建立了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所有曾為這個新中國捨生忘死而倖存的仁人志士，和全國絕大多數覺醒了的布衣草民，無不決心為建設一個真正由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新國家而獻奉一切。然而可悲的是，借用馬克思的旗幡的雙料秦始皇的暴政惡治，導致本已漸趨消逝的君主臣奴思潮複又卷波重來，且咆哮之狂濤遠過於古往，致今日全國民氣複歸於“帝王為尊”的世俗牢籠。
時至今日，在這牢籠中的一些人還在施耍神威和造神的孽技。例如曾使中國一度展現文明曙光的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北大“紅樓”所在地的北京沙灘改為“五四大街”後，2001年，原來比較窄小的東皇城根北街改成南北寬暢的花園街、在其面向“五四大街”的南口，就豎立出眾人萬萬意想莫及的一塊十幾米大的不銹鋼製成的大浮雕，其上方雖用阿拉伯數字注明這是紀念“1919•5•4”的光輝產物，但其上偏偏沒有五四運動總司令陳獨秀的頭像和字跡，而位顯居中的卻是當年只為北大圖書館助理管理員——在五四運動後期才稍稍露點頭角的毛澤東，李大釗的頭像稍稍靠邊，蔡元培和魯迅的頭像則偏於右上角和左上角，而賣國賊曹汝霖和章宗祥的頭像卻竟然也在左下角佔有一席之地。與五四運運毫不相干的毛澤東的一首詞《沁園春•長沙》手跡所占的位置，比李大釗的頭像還大，似乎時下依舊是“一切歸功於毛主席”的那種絕頂荒誕的歲月！

要知道，這是在獨載專制的史達林體系潰亡之後，有關陳獨秀受到史達林掌權的共產國際誣害的秘密檔案已不成其為秘密之後，從而也在1999年北京為紀念陳獨秀誕辰120周年，舉行了盛況空前的“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學術討論會之後，有人竟仍然敢於如此歪曲纂改歷史！真可謂悖逆無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若問這是誰們背後陰謀主使，又是誰們在奉命實際操作，恐怕這些上下其手的當事者，未必都能像當年的“四人幫”們那樣，不得不公開地亮相。其實，就是毛澤東本人，也從未公開自詡為五四運動的帶頭人。相反，他起初是極為尊崇陳獨秀的。1936年在陝北，他就對造訪的斯諾說過：“1920年，我聽了陳獨秀的談話，看了他推薦的書，才變成了馬克思主義者，”1942年，抗日戰爭到了最最艱苦的階段，離開國民黨監獄的陳獨秀，已在四川江津一偏僻山村苦居了4年之久，即將辭世的時候，毛澤東在延安還說：“將來修史，要講講陳獨秀的功勞。（不過）現在還沒有到宣傳陳獨秀的時候。”1943年4月11日，陳獨秀辭世已近年之久，毛澤東在《七大工作方針》中又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由他集合起來（一群人），這才成立了黨。”

所有這些評價，說明毛澤東對這位歷史偉人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也是無法回避的。1921年，陳獨秀因故沒能參加黨的一大，但到會者一致選他為黨的總書記；他寫了《中國共產黨宣言》，規定了黨的性質、宗旨、組織原則和方針大計，也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通過。其後他連續主持了黨的二大、三大、四大和五大，相繼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力主實行國共合作，協助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必須握有領導權；其間還策劃和領導了“五卅”反帝愛國運動，並和周恩來共同策劃和領導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1927年底，他正部署武裝反蔣，突然受到史達林的阻止令。他不服，堅決抵制，但遭到共產國際的紀律壓服，再抵制再壓服，鮑羅廷並代表國際宣佈：“改組中共中央，陳獨秀不再視事”，而後竟把所謂的“右傾”等一切過錯，全都橫誣于陳獨秀。他被解除總書記職務後，共產國際命他去蘇聯學習，又被他斷然拒絕：“我在中國幹革命，去蘇聯學什麼？中國革命為什麼要外國人領導？外國人的革命叫中國人領導行嗎？”此後，他才被開除了黨籍。

這些，毛澤東都一肚子明白，所以才在建國前他就陳獨秀的事說了那些讓人比較中聽的話。可是，在他完全實現了帝王的“抱負與志願”之後，也正像我國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在其最後一部著作《中國現代哲學史》全本定稿中所說毛澤東“兼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君和師”的地位與職能”之後，他對陳獨秀的評價就完全徹底地翻了個個兒；1954年1月，他竟說高崗與陳獨秀同是“大叛徒”；1956年八大預備會議上，他竟說陳獨秀與蔣介石同是“反面教員”；同樣，1959年廬山會議上，他竟說彭德懷與陳獨秀都是“敵我矛盾”……

也許正是由於有了如許的“一句頂萬句”，才塑造出那樣荒謬的浮雕。但是今天，畢竟不全然是“兩個凡是”的時代了。那種歪曲史實的浮雕一出現，立即遭到許多正義人士的紛紛非議，有人並去北京有關部門嚴詞申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員陳鐵健同志，更在2003年2月號《炎黃春秋》上公開撰文說：“在這樣重要地點的重要標誌上，居然沒有陳獨秀”，“但是熟知五四運動的人們可以斷言，它的命運是絕對長不了的。何以如此？因為，它違背歷史真實，而近乎是對歷史的嘲弄。”

（九）

對歷史的嘲弄何止這—不銹鋼浮雕！在專制的一黨專政的體制下，千年積澱的專制主義糟粕必會沉渣泛起。為力避這種慘劇重現，早在陳獨秀擔任黨的總書記時，他就大力主張“中國共產黨不能採取黨魁制……權力不能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即反對一言堂。蹉跎了半個多世紀，葉劍英同志在粉碎“四人幫”時所說的中國已到了“崩潰的邊緣”之後，鄧小平才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到反封建和不能一個人說了算。這獲得很多人的喝彩，滿以為中國的反封建大有希望。其中匱乏五四運動常識和對陳獨秀重要思想言論知之甚少的人也許還認為：這反對一個人說了算的發明權或領先權應屬鄧小平。可是，許多年來所風行的“核心”說，照舊是一個人說了算，照舊是譚嗣同早在百日維新前猛烈抨擊過的“上權太重，民權盡失”代代傳。特別令人痛憤髮指的是，“一個人”竟敢於悍然下令，對手無寸鐵強烈要求反專制、反腐敗、反官倒的學生平民，動用坦克和機關槍、衝鋒槍進行血腥大屠殺，連過去的蔣介石們都還沒有過這種天良喪盡、人性滅絕的惡行！可下開槍令者掉轉頭還大言不慚地大吹法螺，自稱“全心全意為人民”，真堪稱欺世盜名之頂頂最！

不僅如此。在一些讚美崇拜毛澤東為人處世的影片、文章或展覽中，有人竟把毛澤東穿了20年的一雙鞋、一件補了幾個小窟窿的睡衣，甚至還把不知何年何月，毛澤東給劉少奇點過一支煙的鏡頭，都標榜為毛老人家堪稱刻苦節儉、為人謙善的楷模。而從北戴河的渤海之濱，到高聳入雲的四川峨嵋山麓，韶山滴水洞、西湖劉莊式的幾十座用民脂民膏建造的豪華別墅行宮廣布神州大地，其中劉莊都被先後落過腳的齊奧塞斯庫和鐵托驚贊其為世界總統國王級最優美最豪華的別墅行宮，其所值何止億萬雙鞋、億萬件睡衣！更何況，這些別墅行宮有的就是在那駭人聽聞的餓殍遍地時代背景下雕建而成的，而且他從未因此說過半句悔過自責的話，更未下過片紙罪己詔。這究竟是“偉大的領袖”、“紅太陽”還是千古無雙的罪君禍害、黑魔洞？！這是人性未泯的人們不難斷定的。而且，所有稍稍具備一些歷史知識的人們都明白：歷史上的任何專制君主，其偶爾故作姿態的仁慈行為，都無法與其罪惡記錄相匹對。更何況，這些影片、文章和展覽中的所謂仁慈、友愛、艱苦、儉樸，都是人為的虛虛假假，經不起真正史實的輕輕一擊。

馬克思、恩格斯在合論巴黎公社時，都特別強調防止“僕人”變“主人”。所以毫無疑義，毛澤東及其繼任者如此作為，完全是中國革命史中的卑漫之筆，亦為我中華民族的巨恥之一。

（十）

民恥國恥必須雪！如今這個最最現代化的專制主義體系——毛澤東帝王體系——“‘革命’吃掉自己的兒女”之根，已被越來越多的正義之士所明察，並在陸續不懈地奮力刨掘，誓必將其刨清掘絕：“革去故，鼎取新”，以建立憲政民主體制，從而永遠高揚偉大的五四大旗，使全中國真正闊步于民主、自由、平等的康莊大道，以慰一切暴政下之冤靈。

常言說得好：生活之樹常青。不管一度掌握“君和師”之權的人，如何將在其統治欺壓下的時光說得真偽莫辨、黑白混淆，不管其臣奴們如何同聲傳誦，言之鑿鑿，人們也必會悉睹往日之歷史真相，而且正如人們所渴望的那樣，這樣的時日已經步步臨近。

眾所周知，在獨裁專橫的史達林體系潰亡之後，共產國際絕密檔案解秘後向全世界昭告：當年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其一切活動均是在共產國際的指示和訓令下進行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等等，都是史達林推卸責任而橫加于陳獨秀的罪名。

這樣，陳獨秀的許多代人受過之謎，終於大白於天下。正是在東皇城根花園長街南口出現了那塊篡改史實的浮雕之後，2003年3月2日，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開幕前夕，新華社特地播發了《全國政協委員中有50余位名人之後》，在其第一部分“已故中共中央領導人”之後中，也有陳獨秀的孫女陳紅，這就意味著堂堂正正地把陳獨秀正式回歸為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行列；2003年9月，北大“紅樓”原址西側沙灘北街的東牆上，出現了一個長約30米左右，佔據整個牆面的大型浮雕，第一個最大的頭像就是陳獨秀，然後是蔡元培、李大釗、魯迅等人（遺憾的是仍無胡適），而且在周恩來之後才是毛澤東。這塊浮雕以《曙光》為題，是不是意味著在85年之後重新展現全新的“五四”曙光呢？

但願今後實現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在後來改名為《新青年》的《青年雜誌》創刊號上發表的《敬告青年》文中的“謹陳六義”——“自立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隱退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義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但願這一天終會一步一個腳印地緩步趨來。

如果真能這樣，包括炳泉兄在內的所有被“革命”吃掉半吃掉的兒女以及所有為真正的革命獻身的先烈們的善良遺願，就會逐步實現。他們的人生與天靈就會像1932年在國民黨監獄中的陳獨秀揮筆贈字給探監的畫家劉海栗所說的那樣：“行無愧怍人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

炳泉兄千古！

被“革命”吃掉半吃掉的兒女們千古！

真正為革命而獻身的先烈們千古！千古！千古！

（體況欠適，斷續持筆10月餘，並得數位摯友的精心扶助，2004年8月下旬草成于戴氏蝸牛居）

作者為資深記者、作家，1957年被打成右派

－－轉載自《觀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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