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日訊】在哈金的小說《瘋狂》裏，有一個多次出現的鏡頭：一個小男孩被蠍子螫了，在山邊時而尖叫，時而發顫地哭喊。與此同時，小說的主人公萬堅正在爲國家的危機、自己的個人前途深感痛苦。而不動聲色的作家——哈金本人，也像那個長久哭叫的鄉下孩子，想要向人傾吐自己傷痛，他說：“我知道它不會是一本受歡迎的書，但我有寫這麽一本書的需要。”

在愛爾蘭海的輪船上，我把哈金的這本《瘋狂》看完了。望著蔚藍的海面，我也如被蠍子螫疼一般，作家平實細膩的敍述，直抵人心最深最軟弱之處。我終於明白了作家的內心“需要”——他需要借小說這種形式，講述一個有關個人和民族的瘋狂的故事。

小說的第三十四章是集中寫六四慘案的一章，主人公萬堅在北京醫院看到汽車庫裏堆積死者屍體，如同“宰好的豬”，他跌跌撞撞離開北京，碰到兩個哭泣的學生，其中一個女生說：“我要寫一部小說，把這些法西斯分子全寫進去。”另一個男生說：“對，我們一定要把他們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文字是否能對抗這畜生般的暴力？主人公萬堅不敢肯定。但是，哈金，這個因六四事件而決定留在美國的中國作家，懷著“憂憤不平”，經過十幾年的思考、觀察與磨礪，終於實現了書中那個女生的承諾。他拿出這本份量不同一般的小說，以文學面對現實。按照哈金自己的話說，是“將歷史的罪惡在文學裏存錄下來”。

⊙　“瘋狂”是一個社會的縮影

《瘋狂》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是，它是哈金已出版的作品中，最具政治色彩的一本。它所表達的，是政治壓制和個人之間的長期衝突，是導致六四屠殺的民族瘋狂。儘管政治態度鮮明，作家卻回避政治結構性的大敍事，而是一如既往地遵循其寫實派的傳統，從瑣碎的個人經歷勾勒出時代背景，樸素而自然地體現生活的本色。

在這部小說中，哈金用他擅講故事的才能，講了三個故事：教授的神經失常，學生的惶惑與覺醒，六四事件。這樣相互聯繫的三條情節線索，交織著人際關係、矛盾衝突的複雜網路。

故事發生的時間是１９８９年的春夏之交，地點是中國北方的一個省立大學——山寧師範學院，主要人物是文學系研究生萬堅和他的導師楊教授。當故事開始時，楊教授突然中風住院，作爲他的得意門生和未來的女婿，萬堅被黨支部書記派遣，承擔其照顧的責任。於是，在冷清、肮髒的病房裏，通過這個涉世未深的年輕學者的眼睛，讀者可以看到平時和藹謙遜的楊教授，在發瘋之後表現出來的令人驚異的一切。

這位備受尊敬的老教授，開始在病房裏胡言亂語，他有時滔滔不絕，編造一些離奇的故事，有時摹仿女性唱文革中歌頌“紅太陽”的革命歌曲和京劇片段，還把自己想像成押去刑場的革命烈士，在慷慨就義前高呼“共產黨萬歲”。他辱駡自己曾經不忠的太太，以肉麻的語氣向情人吐露衷情，還以歌劇一樣的風格，講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苦難，並背誦一些古代和外國的詩歌。不時的哭泣和怒吼，荒謬可笑和做作的“演講”，變幻莫測的情緒漲落，波瀾叠起的感情發泄，使熱愛他的學生萬堅陷入迷霧中。

最初，作爲楊教授最看重的學生，萬堅感到驚慌、厭惡與恐懼，他覺得很丟臉，甚至希望自己的老師“失去語言能力就好了”，而後，他開始爲瘋話裏面流露出來的真情而感動，並好奇地探究楊教授內心世界的秘密，想要找出導致楊教授精神錯亂的原因。就這樣，作家讓讀者和故事的主人公一起，面對那位胡言亂語的老先生，去經歷一場心靈的震蕩。

楊教授在他不著邊際的瘋言瘋語裏，爆發出大量“政治不正確”的言辭，他譴責學校裏那些搞陰謀傷害他的共產黨官僚，控訴共產黨制度使學者成了“砧板上的肉”，不但使學者飽受政治迫害，而且生活貧窮而窩囊，以致造成了自己的人生悲劇：無意義地浪費了自己的生命。除了對當局和社會的極度不滿，楊教授還曝出自己的私生活——失敗的初戀，妻子的外遇，與女學生的私通。

“人過著驢子般的生活。”書中的楊教授這樣解釋自己發瘋的原因：“每天他給頭腦裏塞進更多的思想和感情，那頭腦裏已經裝了很多東西，但他們全都出不來……，直到有一天他的頭腦爆炸了。這就像一個高壓鍋，滿得安全閥被塞住了，但火還在鍋底下燒著，最後，就只有爆炸。”

這樣一個瘋子形象的塑造，有作家自己真實生活的投影，當年哈金自己在山東念書時，曾被學校派去照料一位中風、滿嘴胡言亂語的教授，他因此獲得創作靈感。作家在書裏寫道：“楊先生的腦袋就像砸破的保險箱——藏在裏面的財寶撒得到處都是。”這種財寶，即楊教授曾終生隱藏的生活和感情的真實。

瘋子是社會真實的揭發者，而作家是“人類心靈的漁獵者”。當書中人物完全敞開其心靈之窗，暴露其內心的秘密，一個激情而痛苦的靈魂——個人受到集體包圍而發狂的過程，得以完全顯露。這個過程，讓人思考身爲中國知識份子的現實處境，以及這個不合理的社會的本質。小說就這樣以藝術的語言，對這個發瘋的社會進行揭露和抨擊。就如一位藝術理論家所說：“只有當形象活生生地駁斥既定秩序時，藝術才能說出自己的語言。”

爲了強化主題，哈金還塑造了另一個瘋子形象作爲陪襯。那是一個被萬堅稱爲“小貓頭鷹”的人，此人曾是化學系講師，在五十年代末被打成右派遭到逮捕，被送到東北一個勞改營裏。爲了逃避毒打、審訊和苦役，他開始佯裝瘋癲，喊口號、唱歌、學動物叫、胡說八道，還往自己身上抹泥巴和人糞。就這樣，小貓頭鷹終於活下來，但二十多年的裝瘋弄傻，已經弄假成真。他必須繼續每天語無倫次地破口大罵。

小貓頭鷹雖瘋，卻不像楊教授那樣心靈痛苦，而且比大部分人要吃得好，小說中萬堅的同屋滿韜因此挖苦說：“中國是白癡的天堂。”無論吃得如何，這些瘋子都是專制社會裏的個人受害者，瘋狂是這個社會的縮影。西方一首叫《瘋狂》的歌曲這樣唱道：“這就是瘋狂——每次都有犧牲品死亡／有一種瘋狂——燃燒在盲目者的眼眶／這就是瘋狂——隱藏在憎恨和痛苦中／有一種瘋狂——燃燒在瘋狂者的靈魂。”

福樓拜說：“任何寫照是諷刺，歷史是控訴。”在這部小說中，楊教授對其准親家——萬堅的父親的一席話，表明了中國知識份子在長期政治運動中的命運：“在中國歷史上，我們的時代一定是知識份子最艱難的時期。多少生命被摧毀了，多少人才被糟蹋了。除了物質貧困之外，還有精神匱乏。”作爲寫實派的優秀作家，哈金用生動形象的人物描述，深刻揭示了人的真實生存狀態，以毫不妥協的態度，完成了他尖銳而具有殺傷力的社會批判。

⊙　懸念、陰謀和《一九八四》

哈金是擅長使用懸念的。在《瘋狂》一開頭，哈金就設置了一個大懸念：剛神經錯亂的楊教授，用粗礪、尖利的聲音喊道：“宰了他們！宰了這些雜種！”這不由得讓萬堅和讀者都産生疑問：他要除掉的人是誰，他爲什麽那樣恨他們？這個懸念幾乎貫穿全書。最後，楊教授在和彭書記吵架，從床上摔下來，造成嚴重腦震蕩腦出血，臨死前他還掙扎著對萬堅說：“記住，替我報仇，還有……別忘了他們。殺、殺死他們，一個也不留！”

正如萬堅所想到的，沒有一件事情能單獨引發楊教授的精神崩潰，而是一種合力把他擊垮。把懸念挂在那裏，作家就圍繞主人公的個人關係，把楊教授被要挾的陰謀，借萬堅的多重生活和心理推理，一層一層解答懸念之謎。

在楊教授的夢話裏，萬堅得知一個荒謬透頂的陰謀：楊先生被唯讀過六年書的中文系領導人彭書記所逼迫，爲她的侄兒向加拿大的教授寫推薦信，申請物理學獎學金。當楊教授聲明自己是文學教授，無權推薦物理學科的學生，彭書記就拿楊教授的私生活—和女學生的私通關係來敲詐威脅，同時要討還楊教授去加拿大花費的一千八百美金。面臨家庭和學術生涯就要毀於一旦的壓力，楊教授的心理崩潰了。

這個陰謀裏還套著另外一個陰謀，即黃副校長的獨生子看上了楊教授的女兒、萬堅的未婚妻——梅梅。爲了拆散這對已經訂婚的情侶，和黃副校長串通好了的彭書記，故意不合常理地安排萬堅出差，使他沒有時間準備考試，當萬堅退出博士考試時，她又以“政策研究室工作需要黨員資格”，斷了萬堅去做小職員的路。最後，當萬堅經歷了北京六四慘案回到學校，彭書記準備材料，要把萬堅送進監獄或精神病院。之所以要這樣斬草除根，是要防止萬堅有重新奪回未婚妻的可能。

這一切狠毒的陰謀算計，令性格憨厚、有書生氣的萬堅目瞪口呆。他終於明白楊先生臨死前想要殺死的是哪些人，也發現人們是怎樣以革命的名義，幹各種謀取私利、滿足私欲的勾當。萬堅的父親以前在天津當編輯，因爲批評專橫跋扈的報社黨委書記，被打成右派，被送到北大荒去勞改，一家人受連累。萬堅曾因此對未婚妻說：“政治是險惡之地，毒如酸雨，你我這種小人物不宜涉足。”

政府當局無所不在的控制，甚至滲入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這就令人想起奧威爾的名作《一九八四》，那裏“海洋國”的政府大樓書寫的原則是：“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那裏的監視無孔不入，人們沒有“私人生活”可言。

批評家加裏·亨利在論述猶太作家威塞爾的作品中指出：“當憎恨和冷漠是社會常態時，一個真正的人必須在道德上發瘋以抗議社會的非人道。”出人意料的懸念，就這樣一步步地顯示了楊教授發瘋的必然性。

這部小說中的瘋狂，既有個人在病房裏幽閉性的瘋狂，也有病房之外的社會性瘋狂。可憐的萬堅穿梭於醫院和學校。就在楊教授發瘋之際，醫院之外學生運動已經熱烈展開。他在路上看到警察增多，聽說山甯師範學院的學生準備在市中心示威。萬堅還常和同屋收聽美國之音，獲知北京已經宣佈戒嚴，他們議論爲什麽政府領導人害怕學生。萬堅的未婚妻梅梅也不斷從北京來信，告知學生運動進展的情況。

在一九八九年前已經離開中國的哈金，並沒有親身經歷過天安門事件，這就使得這本書難産，經過十四年、三十次的修改才得以完成。從未在任何極權主義國家生活過的英國作家奧威爾，能夠在五十年代初，寫出深刻、真確而富於洞見的反極權小說《一九八四》。同樣，在中國大陸成長的哈金，借助自己的生活積累，參考現代影像及文字資料，也能對六四事件進行準確的描述。令筆者感動的是，哈金所採取的一種非常認真負責的寫作態度，他說：“我們不能在死者的屍體旁指手劃腳！”

爲了寫得可信，哈金讓小說中的萬堅在北京迷路，和一同上京的同伴失散，然後，作家通過萬堅的眼睛，描述了北京人民阻止軍隊進城的場景。中共當局發瘋一般的鎮壓，在哈金筆下觸目驚心。例如：當萬堅在天安門廣場和其他人失去聯繫，一個人躋身于人群中，他親眼看到，一個下了吉普車的英俊軍官，走向一個和士兵說話的學生，“只見他一言不發就拔出手槍，朝那學生頭上開了一槍，那學生應聲倒地，……腦漿溢到柏油路面上，像搗碎的豆腐；擊碎的頭顱裏冒出一縷水氣。”

並無政治意願的萬堅自白說：“隨著事件的兇暴性逐漸顯露出來，我們當中許多人逐漸變得沈默。我感到孤獨和悲哀。我來到這裏不是爲了參加民主鬥爭，但我現在卻捲入一場對我毫無意義的悲劇中。我當初就不該來到這裏。這時我想起了那個被我撇下的受傷的女人，她大概已經死了。爲什麽我不把她拖到更安全的地方？——想到這裏，我又淚如泉湧，忍不住痛哭起來。”

以一個旁觀者的現場見證，作家描繪出血腥的真實。人類的瘋狂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表現形式，一種是楊教授式的“唱歌的瘋狂”，另一種是六四屠夫們“殺人的瘋狂”。

談到這部小說，哈金說：“天安門事件對我的震撼太大了，使我移居美國，改用英語寫作。”在美國已經有了一張平靜的書桌，哈金在平靜中回憶觀照二十世紀下半夜的共產黨中國，試圖用英語寫出那種殘酷和詭異。由於他獲得了一種更爲廣闊的眼界和胸懷。一個民族瘋狂的苦難怪圈，得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　叩問靈魂追求精神天空

這是一部尋找人的靈魂的小說，作家在描繪人心的痛苦和追求上著墨不少。在小說中，我們不時可以聽到楊先生的嗚咽：“我怎樣才能逃離這令人窒息的房間，這破不開的繭，這徹頭徹尾的棺材？我怎樣才能解救我的靈魂？我不想死得像一隻蛆蟲。”這位正在走向死亡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宣稱：“我一定要拯救我的靈魂！”“我只怕對不起我的苦難。”

叩問靈魂，是傳統知識份子的經典命題。當年蘇格拉底面對雅典公民法庭的死刑裁決，仍然孜孜不倦地思考靈魂與肉體的關係。近代以來的世界文學中，俄羅斯作家是叩問靈魂最多的一群，由於俄羅斯大地的苦難，作家們具有沈重的道德感，他們的文學因此正視現實、關注社會、直面人生、開掘人性，形成了一種偉大而又深厚的人道主義傳統。

中國五十年來專制統治的現實，與沙俄時代有某種相似性，社會的壓抑和苦痛，激發了作家的寫作欲望。哈金因此成爲俄羅斯老師們忠實的中國學生，他和那些大師們——果戈裏、屠格涅夫、契柯夫一樣，關注著人的心靈的震顫。

自從小說《等待》在美國獲獎，就有評論家發現哈金小說具有契柯夫風格。筆者作爲少年時代的“契柯夫迷”，我在閱讀《瘋狂》時也驚訝地發現，小說的字裏行間不時閃現著契柯夫的影子，例如那簡練樸實的文字風格，契柯夫式的憂鬱，以及面對灰色人生所産生的質疑：生活不應該是這個樣子。

在小說中，受人尊敬的老教授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存在進行徹底的否定。他尖銳地說：“中國哪里有知識份子？笑話，誰受過大學教育，就叫做知識份子？事實是，人文學科的所有人都是小職員，理工科裏的所有人都是技術員。告訴我，誰才是真正獨立的知識份子，那種又有獨創性思想又講真話的人？我一個也沒見過。我們都是國家的啞巴勞工──是退化的人種。”

楊教授在神志不清時所說的話，比任何時候都一針見血。當來探病的宋教授說楊教授是最好的學者時，楊教授回答說：“我一生都是小職員，你也是。我們都是國家的奴隸。”“我們都墮入野蠻和怯懦。現在這顆螺絲釘磨壞了，必須換掉，所以把我當成損失，註冊好了。”楊教授還編造一個故事，說一個人老想著了結一切，想像停止這種沒有意義的存在，他尋找了各種自殺的方法都失敗了，他注定要這樣活下去。

生活越是殘缺，人越是向往精神的天空，楊教授因此渴望某種自由潔淨的空間。就是在幻覺中和女學生調情，他也流露心聲：“維亞，你不覺得我蠢嗎？有時候我多想在山腳下種土豆，而不教什麽文學。如果我是個農民，我會生活得快快樂樂。知識就是痛苦和悲哀。”在那個地獄般的病房裏，他語無倫次地朗誦《神曲》中的“天堂篇”，臉神越來越放鬆，仿佛“由俾德麗采引領，穿過仙境，沐浴在聖潔的愛情和天堂的光輝裏。”

在病中，這位導師給了萬堅與以前截然不同的勸告和教導，他要准備考博士的萬堅儘快離開這座鐵屋，甚至去種小米，說：“書讀得越多，就越容易發瘋，像我。”“做學者，你只是砧板上的一塊肉，而別人是刀斧，可以任意宰割。”“我告訴你，鑽研書本沒有什麽用，學術遊戲沒有什麽是嚴肅的。都只是玩弄文字和詭辯。沒有創見，只有老生常談，全看你會不會耍小聰明和丟書袋。”“在這個醬缸裏，就連石頭也會被醃透，失去本色，開始發臭。你應該找個有清水和新鮮空氣的地方呆下去，保養你的靈魂。”

眼睜睜地看著楊教授被逼瘋逼死，萬堅不得不面對淒慘的現實，不得不誠實地面對自己。他在楊教授的遺像前哭泣說：“我不想過他那種生活，我不想含恨死去。”他因此放棄博士考試，決定去追求官場生涯，去做一個比無聊的學者更有用的人。他希望能夠掌握分配資源和資金的權力，去幫助像那個被螫得哭叫不止的孩子，和他在鄉下目睹的那些受蹂躪的人。

與惡狠狠地表示“要吸盡人生的果汁”的同學班平不一樣，萬堅追求的不是物質利益，而是某種對生命有意義的東西。然而，萬堅進入官場、幫助弱者的幻夢被現實無情地摧毀。他拒絕接受和他老師同樣的命運，對當局來說就是“謀反”。他曾經在餐館爲一個農民打抱不平，結果那個農民卻把他丟下任惡棍宰割。他的未婚妻梅梅也宣佈與他分手。他走投無路了。

小說就像一首悲憫的詠歎調，萬堅似乎不時在歎息：“我的心在顫抖，充滿了憐憫、沮喪和厭惡。”

此書最後一幕是，萬堅劃了一根火柴燒掉學生證，然後去理髮店剪掉長髮，從此改名換姓。也許，這個結尾象徵知識份子的覺醒，象徵著萬堅要掌握自己的靈魂，將去過另一種積極的、有意義的生活。

⊙　作家永遠是一匹“害群之馬”

早就知道這本書將是一本不會暢銷的書，哈金仍然堅持花費很大力氣去完成，他的舉動令我想起米蘭·昆德拉的話：“作家永遠是一匹害群之馬。”這意味著，真正的作家決不肯爲了取悅大衆而出賣靈魂。對於一種腐朽的制度，一個有才華也有責任感的作家，必定自覺不自覺地去做“害群之馬”，以剔除腐朽，必定孜孜不倦地尋求文學的最高目標——探討“人的自由”，以創造新生。

就在一些海外華人作家和港臺作家爭先恐後搶佔大陸圖書市場，一個個高雅地“不問政治”之時，哈金，一個業已在海外成功的人，執意要寫出這麽一本明顯令中國當局尷尬的小說，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勿忘六四”的持守，表明自己與弱者、受欺淩者分擔痛苦的願望。這位出身中共軍人家庭、自己也曾是軍人的作家，在心靈上受到托爾斯泰、契柯夫等前輩大師的感召，義無反顧地走向反極權的人道主義。

一如他的小說那樣樸實平和，哈金對不少媒體和讀者聲稱，他寫作的原因是“爲了謀生”，謀生當然是西方生活的現實需要。然而，如果完全是爲了謀生而寫作，哈金可以尋找更取巧、更符合市場風向的題材，不必如此辛苦經營，也不必開罪強權，使自己可能失去回國風光和撈銀子的機會。

愛好文學的人們一般記住了哈金說的“爲謀生寫作”，沒想到低調的哈金還有另外一句話：“在美國謀生並不難，但是如何讓生命活得有價值就很難了。”那麽，在哈金心裏。怎樣的生命才是有價值呢？記得有一位讀者曾經問哈金，你爲什麽寫遙遠中國的事情，而不去表現中國留學生的生活。於不惑之年躋身於競爭激烈的美國高等學府，歷經留學就業艱辛的哈金回答說：“海外留學生的痛苦，不是沒有，但相比之下微不足道。”

觸摸時代最深沈的瘡疤，給哭喊著的靈魂寫史，這是哈金的不同凡響之處，是他在謀生之餘，所追求的大寫的作家價值觀。

英國女作家伍爾芙在《論現代小說》時談到契柯夫，她說：“如果對於別人所受苦難的同情、對他們的愛、對於尋求某種值得心靈竭力追求的目標的努力，造成的是一種聖潔，那麽，在每一位偉大的俄國作家身上，都似乎能看到聖徒的特徵。正是他們身上的這種聖潔性，使我們對自己身上的那種褻瀆神靈的卑瑣感到惶惑不安，並使我們的許多名著顯得華而不實且玩弄技巧。”

惦記著一個被蠍子螫了長久哭叫的鄉下小男孩，爲浴血的悲劇和苦難做見證，不曾高談愛和同情的作家哈金，不露聲色地，用他關愛的目光撫慰人心，使他的作品具有某種聖潔性。然而，哈金的成功，不只是由於他吸取了俄國大師們的精神源泉，更主要的，是他在思想上對中國現實深刻的洞察，以及其文字表現的穿透力。他在現實中發現了黑暗與絕望，但他鼓勵人們去追求明亮而遼闊的精神空間。

──轉自2004年10月《民主中國》(//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