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9日訊】今年國慶長假期間，大陸各地武警之緊張和忙碌，超過往年。因為胡溫新政的親民姿態，事實上鼓勵了越來越多的人去告“禦狀”，使北京當局不堪承受。各地政府顯然接到指示，要盡一切可能，堵截前往北京上訪的人群。許多乘火車汽車出門旅行的人，都有被武警嚴加盤查的經歷，他們的身份證都被嚴格核查登記。在採取嚴格防範上訪措施的同時，剛獲全面執掌大陸大權的胡錦濤，不得不繼續升級對江澤民歷史功績的吹捧。這種明顯肉麻的吹捧至少有一個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對江時代的受害者發出資訊：胡錦濤絕不會清算江澤民，因此，他們也不要寄希望能翻各種舊案。

當然，誰都知道這樣並不能使江澤民時代留下來的各種難題揮之而去。事實上，中國大陸的權力和知識精英們，都在某種程度上與胡溫思考著同樣的問題，下一步該怎麼辦？一種傾向認為，下一步應該立即擴大民主，尤其是擴大農村基層民主，這樣一方面可以限制基層官員濫用職權，同時也能改善各種利益的平衡，緩解社會矛盾。不久前大陸當局專門發了一個通知，強調農村基層要嚴格做到村務公開，就反映了這種思路對胡溫已經產生了重要影響。不過，對於持這種主張的人來說，國慶長假後的第一期《南方週末》給他們潑了一大盆冷水。

十月七日的《南方週末》，幾乎用整個頭版和二版的版面來報導一個基層民主的積極實踐者陷入困境的故事。豁然醒目的大字標題是：“呂邦列：村官艱難‘執政’路”。故事的主人翁呂邦列是一個唐吉哥德式的人物。他以極大的道德義憤和熱情，與侵犯農民利益的基層政權鬥爭。在一些知識份子的影響下，呂邦列把自己的注意力從上訪轉向基層民主。頗富戲劇性的是，這個除了“持續的政治熱情”之外一無所有的農村“小知識份子”，不僅成功地依據大陸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罷免了不得民心的村主任，而且在2003年底枝江市人大代表的選舉中，感動了選民，成為整個宜昌地區第一位以“海選”的方式競選成功的人大代表。

但是，呂邦列很快就發現，雖然自己獲得了原來難以想像的政治資本，卻仍然無法兌現自己對本村村民的關鍵承諾：完成一次徹底的“清帳”。更糟糕的是，呂邦列企圖清帳的努力使自己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他不僅經常挨打，而且還陷入了無望的官司之中。在一封向社會求助的信中，呂邦列寫道：“現在的我連自己的生存都成了問題，而且還承擔著還債的壓力。我該如何走出這個困境，繼續為推動基層民主向前發展而奮鬥呢？我不想當逃兵，我知道，如果我成了逃兵，將不僅僅是我的悲哀！那會寒了多少老百姓的心啊！但不當逃兵我該如何走呢？”

我想，包括胡錦濤在內，沒有人能夠給呂邦列一個滿意的答案。呂邦列的悲劇之不可避免，絕不是因為他是有勇無謀之士，而是有極為深刻的制度背景。事實上，就在同一個村子，早就有比呂邦列更理性和更成熟的人做過清帳的努力，但最終是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呢？本人曾擔任農村幹部﹐為了尋求解決三農問題而奔走呼號甚至上書總理的李昌平認為﹐這是村民選舉的制度設計有問題。但改善村民選舉制度真的能夠解決問題嗎？

從報導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目前大陸基層的矛盾衝突中，憑藉權勢獲得非法利益的人，即使下了台，也可以大量使用傷害他人人身和財產的手段來保護自己不被清算，而大陸司法當局卻奈之無何。這種基本的法制都沒有保障的局面，難道是可以用改進選舉制度的辦法來解決的嗎？

而大陸農村社會之所以今天仍普遍存在基本法制都無法保障的狀況，有兩大根源，一是執政當局不受法律約束，二是基本的財產權利，尤其是土地的產權還遠沒有落實。在這樣的前提下推行基層民主，其結果只會引導人們去不斷清算歷史的舊帳，引發更多的矛盾，而不是理性地建設和積累新制度。

胡錦濤、溫家寶都是經歷過“四清”和無數次農村整黨運動的人。這些運動的基本辦法就是動員基層“民主”，核心的內容就是清帳，結果無不失敗了。二十多年前的農村改革之所以創造了奇跡，首先不是因為發揚了基層民主，而是進行了產權改革。但直至今天，這個產權改革並沒有完成。呂邦列的故事告訴我們，企圖用基層民主的辦法去解決只有產權和司法改革才能解決的問題是危險的。胡錦濤很清楚，他不能輕易去清江澤民的帳，但是，在一些迷信基層民主迴避制度改革的知識份子影響下，他卻在鼓勵農民去清基層幹部的帳。對此，他難道不該三思嗎﹖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