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8日訊】《潛流》這本書其實在封面上就已經很明確的指出了目標——狹隘民族主義。而某些平時自認是理性民族主義的先生，似乎感到批判的武器瞄準的正是他們一樣，做出了劇烈的反應。

　　民族主義未必是壞事。在民族國家是構成這個世界萬國的結構下，民族主義對於族群利益的爭取還是有其積極意義的。畢竟我們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一個國家或者族群的整體利益還是值得去關注與爭取的。並且這本書裏對於理性、平和、開放的民族主義並沒有進行批評，由於每個人都天生具有民族的屬性，完全對民族主義進行免疫基本屬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但畢竟這書讓自詡爲“理性的民族主義者”的人跳了起來，這裏面除了某些誤會，還有可能是“理性”這東西其實在我國目前的民族主義中其實並不多見。理性的民族主義者至少應該看看書的具體內容以後，再練習跳高的技巧。

　　警惕狹隘民族主義是知識階層應該做的工作，尤其是在目前更應該如此。這個判斷基於以下幾點認識：

　　首先，官方宣揚的民族主義是重建政權合法性的一種工具。

　　茅予軾先生曾說過，49年以後的政府合法性來源，在經過了文革以後基本被消耗怠盡，改革開放其實是一個重新樹立政權合法性的過程。經過多年經濟上的改革開放與相對而言落後的政治改革以後，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在前期確實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而得到了暫時的穩固。

　　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政治改革的滯後明顯無法配合經濟發展的速度，而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政治環境與官方所聲明的意識形態又相差很遠。從政治、經濟的角度來說，政權所面臨的是雙重困境。不堅持經濟發展而按照意識形態的要求來重新定位政治座標已經不可能，而經濟越發展，社會利益階層的分化對於政治權利的要求就越多元與不同。

　　對於一個單一政黨組成的政權而言，無論花多大的力氣，要想從一個日益多元的社會中找到能夠代表大多數人利益的基準點，都是一件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尤其在這個政黨已經從一個革命黨轉化爲執政黨以後。在這個時候，能夠增強其繼續執政合法性的工具基本只有民族主義這個選擇。

　　所以，在現階段出現的民族主義喧囂中，很多情況是出於政治的需要，而不是出於對民族自身的認識與自尊。如果是提倡一種開放、理性的民族主義倒也罷了，可是實際上在宣揚的，恰恰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並且把這種民族主義的教育，轉變成一種近於種族主義教育的內涵。雖然這種相似於種族主義的民族主義是以文化認同爲基礎的，但其核心思想不是理性、開放的平等對待其他族群與文明的理性民族主義內核，而是進行一種文化優越論的宣傳。

　　對於政權的掌握者而言，宣揚這種文化意義上的民族主義，並結合近百年來我國遭受屈辱的歷史，很容易得出現政權在民族自決與民族獨立方面貢獻良多的結論，從而獲得合法性的基礎，並通過這種合法性的取得，渲染現政權合法性的唯一性與不可替代性，並以此來回應對政權本身民意基礎的質疑。

　　這種民族主義的宣傳實際是一種外來威脅論的翻版。只有在外來威脅的狀態下，民族主義的煽動才有其現實的利益。實質上，是把國內目光的焦點對準國外的所謂威脅，來轉移國內政治的壓力。任何當政者都知道，對於一個政權而言，其統治最穩固的時候，其實是受到外來威脅的時候。

　　這種爲轉移目標的做法而挑起的民族主義情緒，是一種極危險的情緒，因爲這完全是爲了轉移壓力的一種手段而已。壓力本身是要通過某種途徑釋放的，這種釋放方式造成對外的宣泄，只能給人以極端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印象。@(//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