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7日訊】在中國共產黨組織架構內，設政法委員會。其首長政法委書記，與同級黨委書記僅差半個格。甚至在多數同級黨委中，政法委書記就是黨委副書記兼任的。

一個黨派，內設什麼機構，外人本不必置喙。但中共作為執政黨，其政法委有淩駕於公檢法之上之實權，這不但與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建設“法治社會”的精神和胡錦濤總書記所宣導的“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政治理念南轅北轍；而且，置共和國公民于極端危險的境地。這就值得求證一番了。

現代憲政的實質是分權制衡。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之所以“三國分晉”，而不是由縣太爺一個人斷案，斷不僅僅是因為縣太爺體力、精力、智力不能勝任，更重要的是為了互相制約、監督，防止操縱司法，枉法裁判。這是人類社會的偉大進步。但現在政法委有公檢法首長人事權、領導權，那政法委書記不就是縣太爺了嗎？或者說公檢法不就成了現代縣太爺的遮羞布了嗎？

政法委不但有這樣的最終權力，而且假如它願意，它可以不經任何程式隨時直接介入具體案件。小動作是打電話、寫條子、面授機宜；堂皇一點的就是發檔，重要案件就可以檢察院、法院“提前介入”，實行“公檢法聯合辦案”了。

小動作多是事涉親友，或受人之托，當然上不得臺面。事涉親友，那法律就得符合經濟學理性人“個人利益最大化”原理，法律就得受點委屈。受人之托，取人錢財，替人消災，也算天經地義。公然踐踏法律的就是“公檢法聯合辦案”了。公安局按照檢察院的指控偵察、取證。沒有證據怎麼辦？刑訊逼供、誘供。威脅恐嚇、設局欺騙、體罰侮辱、不讓睡、不讓吃算是沒打，打死你算你畏罪自殺。“只許你老老實實，不許你亂說亂動。”檢察院按照公安局的調查批准逮捕並指控。法院按照檢察院的公訴判決，檢察院按照法院的判決公訴。三家互證，正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可憐犯罪嫌疑人，你在政法委看上你的時候，就肯定是一個罪犯，在劫難逃了。什麼沉默權，什麼米蘭達規則，什麼律師辯護，什麼程式正義，統統沒用，充其量不過花瓶而已。

我們當然知道，根據法律規定，公檢法首長是由一個叫做“人民代表大會”的機構選舉產生任命的。但事實上提名權、決定權決不屬於這個被閹割了的機構。因為“陽謀”中早就明文規定“黨管幹部的原則不能變”。說政法委定奪了公檢法首長的人選，有時也真有點冤枉。因為事實上是同級黨委、上級黨委或上級黨委書記的小蜜才是人選裁定者，甚至連政法委書記本人的飯碗和烏紗也在人家掌控之中。

美國政治家亞歷山大哈密爾頓說過，從人的本性來說，對一個人的生存有控制權，就等於對一個人的意志有控制權。那麼，公檢法按政法委的意志去“聯合辦案”，就沒什麼值得奇怪的了。

設置政法委的唯一藉口是便於協調，高效率地打擊犯罪。政法委的觀點並不能永遠正確姑且不論，即以政法委的看法是正確的，充其量有實質正義的味道，在貌似實質正義的旗幟下踐踏了程式正義。這和現代法學程式正義優先實質正義的原則理念是背道而馳的。法學上的“毒樹之果”理論對此有發人深省的闡述。通過非法程式和其他非法手段甚至刑訊逼供獲得的證據，即使是能夠證明犯罪事實，也絕對不能夠接受和采信，因為這好比毒樹上長的果子，雖然看起來很美，但吃下去是要中毒的。我們寧肯放縱個別的犯罪，也必須排除掉這樣的證據。我們不能夠鼓勵政府，不能鼓勵公檢法，不能鼓勵員警犯罪。因為政府和員警犯罪是比任何個別的犯罪更可怕的犯罪。①“共和”和“憲政”的核心遊戲規則是什麼？就是分權制衡，嚴格制約政府的權力。“共和”和“憲政”的核心目的是什麼？就是建立合理的社會秩序，特別是要保護弱者。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國家機器的操作者，也是弱者。當我們吃下“毒樹之果”，不但無法無天，還要“踢開黨委鬧革命”。堂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劉少奇就是這個“毒樹之果”毒死的。假如有正常的程式保護，鄧小平不至於被流放，彭真等亦可免牢獄之災。

政法委“聯合辦案”，使公檢法失去法律責任約束，失去理性，淪為強權政治的道具。一旦需要，它就成為打擊異己政治勢力，報復個人私怨的手段了。共和國歷史上這一類的故事太多了。前總理朱容（加金字旁）基所稱“民怨沸騰”，現在愈演愈烈的上訪，根本在制度，癥結在沒有有效的司法救濟管道，司法獨立被干預和破壞。對此，政法委應承擔直接責任。

司法秩序到了政法委手裏，難免不成為政治運動或准政治運動。打擊犯罪是法律的責任，但把司法搞成運動，就是典型的“以法治國”了。在運動中和在運動外，同樣的犯罪事實判決不同。公眾得到的教訓是法律完全不可預期。為了完成任務或提高政績，達不到運動中適用的罪名的也被拔高治罪。在“掃黃”運動中，就會出現“處女賣淫案”；在“打黑”運動中，一般刑事犯罪就會變成黑社會罪。在事實和公檢法的檔案資料證明，歷屆所謂“嚴打”、“專項行動”在維護社會正義地旗幟下，在打擊犯罪的同時，製造了多少冤假錯案。其對法治制度、憲政精神的戕害之烈、之深、之遠，遽難預料。究其為害根本，就是政法委組織的“公檢法聯合辦案”踐踏了“程式正義”，吃了“毒樹之果”，最終踐踏了“實質正義”。

“南都案”和“馬萍案”是地方政法委直接辦理的兩個個臭名昭著的冤案錯案。 “南都案” 這場冤獄的操刀者是廣州市委副書記兼政法委書記張桂芳。目前《南方都市報》前總編程益中無罪釋放，張某被免職。“馬萍案”是天津政法委的傑作。為什麼要搞“南都案”？因為你未得廣東省委宣傳部同意，擅自揭露廣東省的 SASI疫情；因為你報導了『孫志剛案』，開罪廣州地方當局。在政治強權的太歲頭上動土，那就“以法”治你。為什麼要搞“馬萍案”？因為你是企業家，有人眼紅你的財產，也得“以法”治你。

從歷史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創建之初，中共中央政治局無非是在中央人民政府設黨委，在政府政法法律委員會等設分黨委。在政務院設立黨組，在政務院“政法法律委員會”等建立分黨組。黨委、分黨委職責是管理黨務。黨組、分黨組雖滲入政府機構，但尚在黨的範圍內活動。這基本上是執政黨的常態。此後，特別是經過反右，執政黨干預政府的欲望肆無忌憚地膨脹，直至導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別說法律蕩然無存，甚至宣佈取消黨委對文化革命的領導權，“踢開黨委鬧革命”，中共幾近自我毀滅並亡國，就是必然的邏輯。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和國家的元氣得以逐步恢復。1980年1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成立。十三大以後，黨政分開制度性改革開始起步。十三大“決定撤銷中央政法委，使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和司法部門得以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互相監督與制約，不再受一個黨的機構的統一指揮，有利於提高司法的公正性。” ② “政治風波”後，黨政分開不提了。不久重設中央政法委等一類的分割政府職權的黨的機構，黨政分開的政治體制改革夭折，又回到老路上去了。

中共高層開明人士和時賢亦為此含羞。毛澤東前秘書李銳先生深刻指出：“政法委是黨內機關，現在由黨的政法委書記統管國家的公、檢、法執法機關，同“依法治國”的方針相抵觸。現在還是‘黨大於法’，‘人治’大於‘法治’。”③著名法學家賀衛方無奈慨歎：“今天我們還有所謂的三長聯合辦公的做法”，“沒有任何程式意識，只有配合，沒有制約”。④

1995年8月在北京召開的第六屆亞太地區首席大法官會議通過的《司法機關獨立基本原則的聲明》中有如下規定：“司法機關依其對事實和法律的理解自由作出判決，不受來自任何方面直接或間接的不當影響”、“國家應當保證司法機關獨立，並由憲法和法律予以規定”。

所以，為保留一點德政計，為增加一點中共政權合法性計，政法委還是撤銷為妙。如有保留的嗜好，那麼就把它作為諮詢性的黨內議事機構，沒有協調公檢法的特權，亦無不可吧。

2004-10-1，夜

附注：

①參看賀衛方《面向新世紀的中國司法改革》。《世紀大講堂》第1輯，遼寧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②何家棟《任重道遠的政治體制改革》。

③李 銳《關於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炎黃春秋》2003年第一期。

④賀衛方《中國司法改革８大難題》。《海口審判》２００２.１(總第９期) 。

－－轉載自《觀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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