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6日訊】我在最近一篇文章，評述被遮蔽和被損害的當代知識分子。我說：
廖亦武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肉體意義，是當代中國獨一無二的。沒有一個作家像他那樣曾和一群碎屍犯、強姦犯關在一起。也沒有一個書生像他那樣在底層賣藝掙扎多年之後，依然擁有一個如此強悍的肉體。依然在每個夜晚下樓去長跑5公里。依然堅持為活在底層的、活在冤曲中的人物一個接一個的立傳，為一個時代寫下最重要的、且被遮蔽了的證詞。廖亦武的存在，向著孱弱的知識分子發出這樣一個拷問：你的思想的強度，是否能夠支撐你的肉體的強度？
在一種自由的政體下，肉體的強悍之於知識分子，顯得並不必須。但在我們這裡，自由的寫作首先是一種肉體的寫作。因為自由意味著一種消耗。你有多少思想可以表達，看你有多少生命力可以消耗。肉體不能支撐的部分，無法成為有效的思想。就像金錢不能支撐的部分，不是公共生活中的有效需求。這個看法來自廖亦武的顯赫存在，對於我長年的刺激和震撼。
在評論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的文章中，艾曉明從身體的角度理解林昭。與我對老廖的理解方式非常相似。艾女士下面這段，是我認為迄今最精彩的對林昭的解讀。我摘錄。作為闡釋廖亦武的一種互文。
（影片）疏離了林昭本人、一個青春年華的女子每天都要承受的、作為女人的身體經驗；一邊是疏離了觀眾──有著男性的身體或女性的身體，有著同樣的食慾、性慾、生死愛欲的凡人的身體感覺。我們理解林昭不是光憑理念的，正如林昭成就她的信仰，也不是空穴來風；她以自己的青絲白髮、傷痕眼淚、湧流或枯竭的經血、背拷180天的所有創痛以及獄中每一天每一分鐘的肉搏……拷問我們對身體和精神的理解。林昭的血不是象徵性的血，是她千百次疼痛著刺破自己、手臂創痕累累的血。正如友人吳敏回應這篇文章時說，因為精神上的劇痛遠遠超過了肉體，林昭承受了我們常人無法想像的肉體之痛。而我還要說，她的身體，是“被著鐐銬且在絕食之中的負病而衰弱的囚人”的身體，是在“歷時十天的絕食中，被苦苦逼迫、虐待得命如懸絲”的身體；這是中國當代思想先哲中最脆弱的身體啊。在她之前，有過張中曉、與她同時者，有過顧準、遇羅克；可是我們何嘗有過林昭這樣在鐐銬下、在不過雙人床大小的囚室中以血書寫了幾十萬思想檄文的身體？假如林昭可以變成我們的精神遺產，她要求我們每一個人肉體的實踐。林昭挑戰了我們所有人理解女性的政治生命、思想生命和肉體生命的限度。
多年前我還不認識老廖，在深夜的“自由亞洲電台”裡，有幸聽他朗誦詩歌《屠殺》。那一個深夜顛覆了我對朗誦的全部概念。因為那正是一種肉體的實踐，是寫作的繼續。是用肉體的強度去抵禦苦難，是生命往外面嘩嘩嘩的倒。相比之下，金斯堡的嚎叫距離自己的肉體就顯得太遠。就像更早時候讀老廖的長詩《三城》，讀一遍下來已接近虛脫，心中就想這和詩藝無關啊，這種文字不知要多強橫的人才寫得出來。後來我替老廖找人把他朗誦詩歌《情獸》的磁帶轉成CD。錄音師也說，這什麼人啊，聽得我一個人在錄音室毛骨悚然，覺得天地都垮了，差點要自殺。
《屠殺》是廖亦武在六四當天寫作、朗誦、灌制和拍攝的一首長詩。加上一年後的另一部《安魂》。使他被判四年的反革命徒刑。但這卻是國內知識分子在六四時期的恐怖中，幾乎唯一的一場喊叫。廖亦武是一個誤入白虎節堂、從此被政治裹脅的寫作者。老廖喝酒時常說自己胸無大志，是對於政治和關乎政治的言說不感興趣的人。據我偷窺也確乎如此，譬如他在朋友們開始討論民主法治的話題時，逐步就會睡著。這似乎會有礙他的鬥士形象，但並不妨礙當真正的政治苦難降臨，當那些侃侃而談民主自由的教授們閉門不出，老廖就驚醒。就以他的強悍的肉體粉墨登場。這是一個我至今不能完全解釋的人物。不能解釋到底是他思想如此粗糙而強悍，他的自由渴求如此根深蒂固，因此支撐了這一具反覆受難的肉體。還是他的肉體如此與眾不同，如此埋伏能量，暗藏殺機。能讓他的寫作即使呆在一個專制主義的牢房，也能獲得最大可能的解放。
老廖常說，如果可能寧願出去吹簫賣藝，和一幫搞音樂的朋友混。也不做這個冤案訪談錄了。但大家就開玩笑，說老廖啊，人家抓你、抄你、搞你、日你，你還天天半夜起來長跑5公里。你娃也太狠了點。這能讓人家放心嗎，能不嚴防死守你一輩子？這時候老廖就現出一副苦相。仿佛長了一身賊肉，就要如此。是沒辦法的事。這讓我覺得老廖的良知，不是從腦子裡養成的理性，是從肉體中生出的一種意志。因此廖亦武真的不是什麼鬥士，他就是一性情中人。一個血氣和良知拌在一起的、知書而不達理的傢伙。
這不是貶損。而是一種讚美。何謂良知，看老廖出獄之後，再歷經磨難。對比他的寫作歷程，與充斥著中國知識界的各種犬儒式的寫作。你會發現良知其實很簡單，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良知是不會從養尊處優的肉體中生出來，良知是不會在高頭講章之中獲得辯護的。對官方學者和作家們來說，寫作是職業，是特長，是精神的按摩。但對老廖，寫作的意義幾乎只有一種，就是掙扎。
2002年秋的一個夜晚，老廖和我們幾個朋友一起吃火鍋。完了各自回家，他去取自行車，被等候了幾個鐘頭的警察帶走。深夜宋玉給我打電話。隨後反而安慰我，沒什麼，我都習慣了。一般過兩天就會回來。第二天果然放回。然後一周後的凌晨，閃電般的抄家。這一次起因，是我們都有參與簽名的王力雄發起的關於阿安紮西活佛案的公開信。之後我在關天茶捨轉貼了他《中國冤案錄》的第一篇《嚴打倖存者左長鐘》。許多認識不認識的朋友都來帖子後面發言。如作家冉雲飛、汪建輝、唯色、杜導斌和律師秦少華等。這個帖子也收在本書的附錄中。當時我在帖子後寫道：
在83年嚴打中，還有許多依然倖存或呆在牢裡的人，能為他們做一個訪談，將具有極高的價值。可惜也只有像廖亦武這樣被當道者打入另冊、在底層和當局的蹂躪中苦苦掙扎的知識分子，才有這樣的勇氣來從事這樣的真正有良知的寫作。
在一種頻繁地被獨裁者打斷、監控、綁架、抄家、遣返的生活中，堅持下來的有良知的寫作。令人流淚的寫作。
老廖與左長鐘一樣，是被羞辱者，被踐踏者。老廖的意義早已和詩人的意義相去甚遠。他的生活早已全無詩意可言。他甚至根本已沒有私生活。他的生活不斷地遭遇當道者留下的大糞和罪惡，不斷被當道者強行插入，不斷在夜晚和凌晨被身穿制服的人帶走。不斷的在親人眼前無端的消失，甚至在自己的婚禮上消失。他在無力為繼的生活中所堅持的底層訪談和冤獄訪談，是令那些以社會底層的保護神自居的左派知識分子、令那些空喊與失敗者、與窮人站在一起的知識分子無地自容的寫作。
對曾經的詩人廖亦武而言，活在這個國家，就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災難。
像狗一樣的活著。然後寫作。寫作僅僅為了見證像狗一樣的生活。
有時候我慶幸、有時候驚訝，上天把這樣一具肉體給一個中國當代的知識受難者。□要做什麼？我想神是需要一個見證人。我有時覺得廖亦武就是神的選民。不是選他為萬世開太平，不是選他為這個卑微的國度做到什麼。這種宏偉敘事會嚴重超出廖鬍子的理解能力。神只是讓他受難，給他一副像我這樣孱弱的知識分子夢寐以求的強大肉體。讓他受難時還有力量抬頭去觀察和他一樣的難民。然後把這一切記下來。就當共產黨不存在、就當共產黨沒有統治這個國家一樣的記下來。正如老廖的長篇自傳體小說《活下去》第四卷的名字，《證詞》。老廖在90年代之後的全部寫作，都是在為一個時代提供部分被遮蔽的證詞。從最浪漫、最濕潤的詩歌，退回最紀實、最乾燥的文字。老廖的真正的肉體寫作，最尖銳的證實了，在一個極權的時代詩歌是如何消失的。
後來結識老廖，他說自由亞洲電台那個朗誦是電話線上即興的，不夠好。以後我果然聽到了更令人窒息的哀號，和著他的“簫與嘯”。許多年來，老廖每年都要製作一次《屠殺》的朗誦盤。理由似乎是形而下的。就是拿來驗證自己經過一年的磨難，生命裡剩下的能量還夠不夠做這個朗誦。看看這具肉體還有沒有彈性，還有沒有廢掉？這個理由曾經令我震嚇。我從未對自己的肉體有過像對自己思想一樣的自信，也未對自己的肉體有過像對自己的思想一樣的要求。因為我想我是一個知識分子，是用思想而不是用肉體思考的，也是靠思想而不靠肉體去謀生。曾有一個同道的朋友開玩笑，說到了監獄千萬不要刑訊逼供我，我信得過我的精神信不過我的肉體。身上的苦不能捱啊，一打我就什麼都招了。我說我想來也是。
但看廖亦武，和看林昭，讓我覺察到一個殘酷和尖銳的事實。在一個極權主義的時代做一個知識分子，你就必須首先做一個體力勞動者。你不是僅僅用筆或電腦，更要用你的肉體去思考，去表達。在這個時代，僅僅用筆、或僅僅只准備用筆來表達的人就是犬儒。這是今天一個思想者、一個準備做公共知識分子的人的命數。你要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就要把自己的肉體放進現實。就要先問，我的肉體是否足夠支撐我說出和堅持真理，支撐我必要的勇氣。
不是說我們必處在監獄生涯或刑訊逼供當中，才能考量肉體的張力。也不是說一個自由的寫作者就要隨時準備喪失肉身的自由。對一個文弱書生而言，肉體其實是一個隨時隨地的維度。譬如老廖對自己肉體力量的虛弱，也有著異乎尋常的敏感和誠實。他講起在北京上訪村採訪。說自己這些年的生活真是過好了。若是5、6年前，可以和上訪戶們睡在一起呆個把月沒問題。但現在呆幾天就受不了。你思想上想和他們站在一起，你的理性告訴自己應當如何如何。沒用。你的肉體先就有反應，產生抗拒。老廖說那裡整個空氣，對理性而言是瀰漫著冤屈，但在肉體而言瀰漫著的卻是一種病毒。住久了就讓自己不適，甚至會生病。
老廖的寫作和我不同，和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也不同。因為他的寫作歷程就是赤裸裸的肉體歷程。他在寫作、訪談和受難中不斷彰顯著他之於知識界的肉體意義。當老廖說自己在上訪村待久了要生病，我想當代中國沒幾個知識分子有脾氣說：我就不會。廖亦武之肉體尚且如此啊，當我說我同情那些上訪者、同情那些乞討者時。我也許僅僅是基於理性，基於觀念的力量，而在強迫和說服自己同情。我的肉體和我的靈魂一般強度的同情他們嗎？我想起去年在遂寧步雲鄉調查農村選舉的那段日子。不隔天到鎮上吃頓肉，真是受不了。盡管我也一身賊肉，但我缺乏的顯然還是某種肉體的力量，一種能夠與思想的強度相般配的力量。
這並非一種民粹式的、對於卑微者的肉體崇拜。不是說一個知識分子要勞動改造，要和上訪者一樣衣裳襤褸，才夠政治正確。但肉體之於知識分子的意義有兩種。一是極權主義的政治處境，使我們的肉體得到彰顯，漂浮在精神世界的上空。肉體的強度支撐著我們對自由的堅持。但這一點卻是知識分子很少敢於承認的事實。第二，正是意識到肉體的孱弱，肉體對於普遍正義的天然抗拒，使我生出一種強烈的自省。以往，自由主義總強調面對理性時的謙卑和知識者的道德自省。但這卻是另一種自省，不是出於對理性的懷疑，是出於對肉身的懷疑。
如果說哈耶克式的謙卑，更多來自前一種。廖亦武式的謙卑則主要來自後者。盡管他擁有這個時代幾乎最強悍的屬於知識分子的肉體。盡管他尚未完成的《中國冤案錄》在我看來，是這個時代最顯要、最傑出的非虛構文本之一。但老廖摸著他的光頭，堅持認為吹他的簫，更讓自己覺得自信，覺得無愧。而寫作。寫作不過是一種苦難。
如果你像廖亦武一樣把肉體放進來寫作，你的確很難把寫作當一種值得炫耀的才華，甚至很難把自己的作品聲稱為一種成就。因為有了快感你就喊，和有了苦難你就喊。之間實在差得太遠。
──當我此文中說廖亦武，我指的就是作家老威。就像我說極權主義，我指的就是共產黨。
2004-9-29
作者為中國作家、學者，居成都
──轉自《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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