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6日訊】(亞洲時報記者陳穎慈10月15日報導)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下稱“十七大”）將於2007年舉行，屆時必有人事升遷，官員04至06年的表現政績的尤為關鍵。一直以來，國民生產總值（下稱“GDP”）直接影響官員的官運，雖然中國中央領導明確指出要堅持“可持續發展觀”，“科學發展觀”，以後不光是衡量GDP，但今年各省分上報中央的GDP依然出現了不少耐人尋味的地方。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2004年上半年全國的GDP是58773億（人民幣，下同），與2003年同期比較上升9.7%。理論上，由於全國的GDP由31個省市自治區組成，所以中央公佈的GDP理應等同各省市自治區GDP的總和。可是，31個省市自治區在2004年上半年的GDP總和是70273億，比中央公佈的58773億多出11500億；每個省分的GDP升幅均錄得雙位數字的增長，平均GDP升幅亦高達13.4%，比中央公佈的9.7%高出3.7%。
以上的數字出現了自相矛盾的情況，以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為準，可以推論出各個省市自治區上報中央的GDP數據中，大有虛報之嫌。
中國國內流行一種說法，全國各個省市自治區一直也有GDP的競賽，一些學者更以“官出數字，數字出官”來解釋中國GDP的“神話”。“官出數字”是指統計數字都是官員們造出來的，“數字出官”指的是，官員們的統計數字在帳面上顯示的經濟成長率高，就容易得到升遷。這是現時中國政府的幹部選拔機制。
中國的統計資料歷來分五級核算，中央、省、地、縣、鄉均會一層層上報資料。根據一些學者在內地做的調查所得，每年到10月份左右要報統計資料的時候，各鄉秘書都要請相鄰的鄉吃飯，互相打聽對方要報多少。一般的做法是既不能報得太高，也不能報得太低，因為太高會招人妒忌，太低又顯得在各鄉中太落後，所以如何上報是一種“政治藝術”。
各個鄉會將統計數字上報縣，縣又會將數字作一番“適當的”調整，再上報地，如是者一層一層上報到省，當中的人為誤差就會愈來愈大。
中國中央對於省上報的資料，也會酌量調整。2003年2月份，中國國家計委政策法規司司長曹玉書在接受廣東《21世紀經濟報導》採訪時也說“中國統計資料的不真實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中央訂的指標是8%，那麼省裏報的就是9%，到了縣裏就是10%至12%，他們的標準是一律按照省裏報的砍掉兩個百分點，然後定成8%。”
在眾多省市自治區之中，經濟實力及政治地位相若的地方互相比較GDP的情況較為明顯。以四個直轄市為例，首都北京市和天津市2004年上半年GDP的同比增長極之接近，分別是15.4%及15.9%。由於北京市正為2008年的奧運作準備，GDP高速增長實屬正常，但天津市的增長速度比北京市更快，則是一個頗為出人意表的現象。
在中國其他省份也同樣出現明顯的比較現象。2004年上半年首四個GDP最高的省份分別為廣東省、山東省、江蘇省及浙江省，這四個省份的GDP同比增長分別是15.1%、15.2%、15.1%及15.5%。這四個省份不但經濟實力相約，在地理位置上也極為接近，當中山東省、江蘇省及浙江省更是三個相連的沿海省份。
除了經濟實力最強的地方會互相比較之外，全國GDP最差的三個地方也明顯有互相比較的現象。全國GDP排名最差的地方是西藏自治區，GDP同比增長是11.9%，接著是青海及寧夏回族自治區，GDP同比增長同樣是12%。
省份和省份之間的相互比較，令GDP的數據出現誤差及人為的調整，做假情況也會變得普遍。GDP做假較為嚴重的，要數原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安徽省每年向中央上報的GDP增長是年均增長22%，比中央公布的GDP增幅高出一倍有多。
除了虛報GDP之外，各省市自治區GDP的高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政績工程”及“形象工程”支撐的。那些由地方政府的官員投資，但效益極低的工程，就是“政績工程”，這樣的工程在中國到處都是。
王懷忠在1993年當上阜陽地委副書記，多年來一直靠“政績工程”扶搖直上。阜陽機場從1995年動工到1998年完成，耗資從預計的6000萬追加到3.2億。2002年阜陽機場旅客吞吐量一共為920人次，每條航線的年度財政補貼高達400萬元，加上190多名員工的工資和龐大的運轉、折舊費用，虛有其表的“大機場”成了地方財政沉重的包袱。據估計，王懷忠的一系列“政績工程”使阜陽到期財政負債達20多億元，相當於目前財政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少透支了阜陽其後10年的財力。
雖然這些“政績工程”對經濟沒有任何好處，卻令王懷忠官運亨通，在官場上步步高陞。1993年當上阜陽地委副書記、行署專員後，兩年之內就升任地委書記（次年撤地改市後成為市委書記），而當上市委書記僅3年之後又一下成為安徽省的副省長，平均兩年多升一次官。王懷忠最終因虛報GDP而“落馬”，2004年10月12日因貪污在濟南被施以死刑。
另一例子是珠海市長梁廣大前幾年投資接近50億修的珠海機場，一年吞吐量還不足相距不到5分鐘航程的香港機場一個月的吞吐量，但是在計算GDP增長率時，這種形象工程是算進去的。
中國國內學者劉軍寧於香港媒體撰文指出，由於經濟發展快的地方官員升遷得快，而貧窮落後、發展緩慢的地區，幹部的升遷機會較少，這是導致地方政府非理性投資的根本原因，所以中國各地均出現高能原及原料消耗但效率極低的投資項目。
中共建國以來GDP增長了十幾倍，但資源消耗卻增長了四十多倍，每5%至7%的投資才能拉動1%的GDP增長。為此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去年提出了“宏觀調控”，以打擊高消耗但低效益的工程。
固定資產投資是拉高GDP最快的途徑，固定資產指的是基建設施，當中以道路、房地產及機場為主，當中很大部分的工程就是“政績工程”。宏觀調控在今年四月開始見效，這些低效益的固定資產投資將會首當其衝受到最大打擊。換言之，官員單靠“政績工程”以拉動GDP增長的做法，已經受到宏觀調控制約。在未來的統計數字中，那些低效益的固定資產投資將會減少，反映出來的GDP將會較為真實。
由2004年開始，全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已由一月份的53%下降至六月份的31%，全國省分的固定資產投資速度也有明顯下降的趨勢，相信是宏觀調控的效果。
值得留意的是，東部是全國各地最富裕的地區，當中的固定資產即基建設施是全國最完善的，但是在2004年上半年裡，東部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高達12601億，比中部地區及西部地區的總和8843億高出1.5倍。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地方較為落後，但基建設施卻遠遠落後東部地區，全國各地發展不均的情況非常明顯。
在眾多省市自治區之中，以天子腳下的北京最為克制，固定資產投資的的增長速度低，增長速度也下降得很快。在中央強調“宏觀調控”的時期，首都北京可謂十分“政治正確”。北京在一月至二月的固定資產投資較去年同期上升53%，到三月的累計升幅已經下降至31%，直至六月更加下降至18%，體現了中央領導層“節儉辦奧運”的理念。
其實，中國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在2004年3月1日出席中央黨校2004年春季開學典禮時強調，各級領導幹部要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的發展觀、正確的政績觀和科學的人才觀。中國官員一直依賴低效益的固定資產投資以拉高GDP的做法，顯然不符合曾慶紅的科學展觀及正確政績觀。雖然中央政府已經表明GDP不是唯一一個考核政績的指標，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GDP仍然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升遷準則，所以，各級官員仍然不惜透過高消耗以追求高GDP增長。
在東部的省份之中，以河北省的固定資產投資增幅最高，2004年上半年仍然錄得38%的強勁增幅，其次是福建省、浙江省及山東省，分別錄得36%、34%及31%的增幅，一率高於全國的平均增幅31%。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官員，應該盡量避免高消耗低效益的工程，落實高效率的政績，方為爭取升遷的上策。(//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