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5日訊】筆者今年２月發表的《林彪“５•１８講話”前後的防政變措施》一文，在論及１９６５年下半年至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共“防止反革命政變”一事時稱：“防止反革命政變的總決策者，是毛澤東本人。無可否認，林彪因其自身的利害關係，對此決策是積極回應的，但更不可否認的是，周恩來、鄧小平，尤其是周恩來，也是積極回應，堅決貫徹的”，“周處處親力親為且並非沒有講話，在林彪‘５•１８講話’後第三天的５月２１日，周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講了三個問題：（一）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二）領導和群眾問題；（三）保持晚節問題。這是有案可稽的，說林彪一個人在念‘政變經’，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
近日，有友人認為筆者提及周恩來的講話所言過於簡賅，建議是否再加以闡述，當然，能轉刊周的講話全文，則更能說明一切。
所謂“政變經”，是套用批林者的說法。準確地說，應該是“防政變經”、“反政變經”，林彪“５•１８講話”的要旨是“防政變”而決不是“政變”。“防止反革命政變”及隨之成為實證例子的對彭、羅、陸、楊“四大家族”（周恩來語）的揭發批判，是當時毛澤東灌輸予中央的思維定勢，並使之成為整個中央政治局常委班子的共識，不是林彪個人的發明創造。以解決彭、羅、陸、楊為主要任務之一的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主持者是中央常委劉少奇（受正在南方的毛澤東所委託），常委之中，周恩來、林彪、鄧小平都講了話。林彪“５•１８講話”開頭第一句就說：“本來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講好。常委同志們讓我先講”，讓林先講，並不等於其他人不講，林講話之後，周恩來於５月２１日、鄧小平於５月２５日均分別在會議上講了話。主持會議的劉少奇有無正式發言，至今我們不得而知，目前所知的劉少奇關於彭、羅、陸、楊問題最詳盡的說明，是其于當年６月２７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１］
林彪“５•１８講話”全文，中共中央于當年９月正式轉發，文革期間流傳甚廣，“９•１３事件”之後也就成了批林的箭靶。而據目前所知，周恩來、鄧小平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劉少奇在民主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均未見中共官方的正式轉發件。故此，長期以還，歪曲史實者似乎有了可乘之機，造成的假像是似乎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有周、鄧、劉與林彪觀點相同、論調一致的言論這麼一回事，即使是比較嚴謹的文革史著述，在對林彪“５•１８講話”大加鞭撻的同時，對周等人的講話也是避而不談，未著隻字。［２］
中共正式出版物首次公開承認有周恩來的講話，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纂的《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一條簡短記載：“５月２１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三個問題：（一）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二）領導和群眾問題。（三）保持晚節問題。”［３］惟要參閱周講話全文，目前還只能求助於文革中群眾組織的出版物。
據筆者個人所見，刊載有周“５•２１講話”的群眾組織出版物有兩種，一為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宣傳組編印的《資料選編（中央首長講話專輯）》（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５日）；二為湖北省直紅司綜合戰線司令部編印、鋼工總新華印刷廠兵團綜合車間分團翻印的《重要學習材料彙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兩者文字內容基本相同，惟湖北版中一些人名如劉少奇、胡喬木等用了ＸＸＸ代替，而青海版用的是原名。兩相比較，以青海版較佳（可能還有更好的版本，惜筆者未尋到），以下隨文轉刊用的是青海版。原文有一些加括弧的插話和注解，轉刊時已將其移到本文注釋處，原文括弧內的注解過於簡略、不易明瞭的，筆者已重新加注，特此說明。（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附：
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講三個問題。一、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二、領導和群眾問題；三、保持晚節問題。
一、主要講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
同意許多同志的講話。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講話，講的很好。社會主義國家在黨內和國家內部必然要有階級鬥爭的的反映，特別當前我們的歷史時代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走向沒落，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時代。列寧早就講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資產階級是要反抗的。資產階級的力量比無產階級的力量大多少倍。”“小生產者每日每時都在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主席說要宣傳這兩點，要經常溫習，要經常宣傳這兩句話，溫習這兩句話。……
什麼叫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陸說：新中國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都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怎麼能這麼說？不能這樣講，該叫什麼呢？新舊知識份子。我們學校培養出來的人也是要分化的。從學校出來到社會上也是兩頭小中間大，少數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少數是無產階級知識份子，大多數是中間狀態的。經過實踐考驗，是要不斷分化的。在一定條件下，無產階級知識份子也要分化的，有的完全變壞的。大慶的知識份子是勞動化的知識份子，但是不鞏固，換一個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也會發生變化，也會變壞的。總之是不能象陸定一所講的那樣一律都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我們對老知識份子採取包下來的政策。包下來的政策有好處，有壞處。壞處是使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在各方面竊取了領導地位，奪取了領導權。可以看出產生修正主義國內原因是主要的。“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之。”林彪同志講的亞非拉地區六十一次政變，也可以看出國內因素是主要的。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時期，存在著階級鬥爭。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就講了“糖衣炮彈”，一九六二年十中全會就講得更明確了。一九六三年四清至現在發現基層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可以看到一個地方，一個部門，一個時期，修正主義可以成為當權派。這次在中央揭發的彭、羅、陸、楊，是中央領導機關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看起來出修正主義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會出現。說哪個國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會出修正主義，是不對的，這就忽視了左、中、右的客觀存在，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問題是防止修正主義當權。彭、羅、陸、楊是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陣地，有筆桿，有槍桿、有黨權。第二是防止修正主義發生政變。第三要防止修正主義的軍事政變。我們的三防與陸定一的三防不一樣。［４］對政變的危險，同意林彪同志的講話，中央與地方與中央為主、國內與國外以國內為主，黨內與黨外以黨內為主，上邊與下邊以上邊為主，重點放在內，在上，主席說過，社會主義也會出修正主義，有兩種可能。出修正主義是不可避免的，總是要出來。
（１）一種是搞政變。搞資本主義復辟，然後再推翻。資本主義革命也是這樣，經過一二百年的時間，英法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是這樣，經過封建勢力多次復辟。這樣時間長，困難多，象蘇聯現在的情況。在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也可能長，也可能短。中國有革命的傳統，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修正主義上了台怎麼辦？地方可造反，主席是有預見的，是天才的預見，主席早就有感覺，早有材料，感覺是正確的，主席抓得准，抓得狠，抓得不准不行，二月七日那個提綱，五天之內就抓住了，抓得准、抓得狠、抓住不放，不能叫滑過去。“四大家族”已經奪了我們許多陣地，主席說過，這是黨內正常現象，去年工作會議時就問地方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造不造反？提綱出來後，主席說你們改不改，不改我就發動地方改，叫地方造反。彭、羅的問題可以發到縣、團計論，以後逐步深入到群眾中去的。
（２）另一種是不斷地清除修正主義，“剝筍”不斷出現，不斷清除。出是肯定的，出來後可採取剝筍的政策，這樣可以避免修正主義復辟，這就是我黨當年對國民黨的政策。一九二七年以後，國民黨分成左、中、右派，中間的轉化為右派的剝筍，但並未實現這個政策，現在用到無產階級專政，直到共產主義實現，這是發展規律，如新中國成立以來，一次是高饒事件。二次是彭、黃、張事件，［５］“四大家族”是第三次了，對他們都是採取剝筍政策，修正主義不可能得逞，使我們國家不出修正主義。主席說：“他們得支氣管炎，吃五十片藥就消滅了細菌”。事情是兩種可能，或者我們被他們打倒，或者我們剝掉他們。［６］前後三次事件都是結合起來的，彭和高都是個人利害衝突，不清除他們，他們的陣地會越來越大，這是很危險的。揭開“四大家族”，奪回他們所佔領的陣地是剝筍政策的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應該慶祝。現在世界上有些國家好象風平浪靜，不採取剝筍政策，“死水一潭”是不成的，修正主義搞政變，基礎是一文一武，掌握筆桿子、槍桿子，兩個都佔領了就動手，但最重要的是黨權，彭是大黨閥。防止修正主義竊取我們的黨權，防止修正主義的重點要放在上邊、中央、黨內、國內。
林彪同志講的那一段歷史，一方面要記住政變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變總會有黨、國、領導軍隊造（反）革命反的人，［７］要有信心，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團結在毛澤東同志周圍，堅持不懈地採取剝筍政策，世世代代傳下去。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這個偉大時代的頂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與列寧一樣是天才的領袖，是世界人民的領袖。解放以來三次事件的情況形式有所不同，都是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高饒事件是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發生的，是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打的旗號是反劉少奇同志，在北京有兩個司令部，是點陰風、燒陰火，是見不得人的。彭、黃、張事件發生在我們國家裏遇到暫時困難，強調自力更生的時候，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彭是高山倒馬桶，臭名遠揚，激起公憤，彭、羅、陸、楊的問題，早有察覺，不能與那三個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氣候，只是抱了腿，彭、羅、陸都是得到有中央信任各霸一方，對彭是逐步認識的，對羅也是逐步認識的，羅是林總發現的，彭也是林總發現得最早，林總在東北講的三句話最生動，最形象：見什麼人說什麼話，兩面三刀，沒有章法，本質是政治掮客，投機分子。他們是在國內外形勢大好的時候搞起來的，他們三人在黨內地位相當高的，羅實際上是國防部長（因林彪病），彭實際上是第二書記，鄧小平對他很放手，為什麼他還要伸手，他們是資產階級野心家，從最近二十三條下達後，彭打出反左的旗號，完全取消四清的一條黑線，不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全世界處在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時期，毛主席的思想指導世界革命的意義越來越大，“三家村”、“前線”反黨反社會主義出現在這個時期，他們採取相同的立場、思想、主張、目標是向黨向社會主義地起進攻，進攻的目標是林彪同志，針對毛主席，首先砍掉毛主席的左右手，這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羅是大比武出現的，陸是夫妻老虎店發現的，他們的共同點是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工農兵學習毛主席著作，在這個時期他們出來反對林彪同志，因為林彪同志對毛澤東思想提得最早，舉得最高，發揮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林彪的講話是最有分量的的講話。高舉毛澤東思想，提出了活學活用，四個第一，這次文化大革命，林總於二月二日派江青同志去部隊召開座談會，彭的提綱是二月三日到七日發出的，這是鮮明的對照，一個高舉，一個反對。羅的大比武是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林彪同志的。陸的老婆從一九五九年罷彭德懷的官以後，一直到現在寫了六年匿名信。有一個規律，他在突出政治高潮時寫信也最多的。用公開的明信片寫是發宣言式的。彭從去年十月開始包庇“三家村”打出了黑旗，主席說：“為什麼迫不及待？”彭答不出。彭經常講民主集中制，實際上是好話對著我們說，壞事背著我們作。羅的事情發生後，主席已經指出他的錯誤，他不去檢查自己的錯誤，還去改羅的報告，［８］為羅打掩護，為自己謀出路。文化大革命最能暴露本質，就在這時候，楊尚昆也象熱鍋上的螞蟻，經常打電話問，不到半年時間，“四大家族”原形畢露，事情不簡單，鬥爭剛開始。我們的陣地一個一個地被奪走了，現在要一個個地奪回來。他們打著紅旗，散佈了大量毒素，他們是見不了天日的，我們要把毛澤東思想交給群眾。［９］
三件事情有共同性，思想、歷史、社會根源是共同性的，思想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整風是整別人不整自己，個人主義極端嚴重。彭、羅、陸擺出一副一貫正確有姿態，［１０］驕傲自滿，自高自大，從無自我批評。同主席和林彪同志從不談東北的問題，個人主義勝過黨性，對他提過意見的人，他恨之入骨，永遠不忘。
陸根本不講理，副總理要兼一個口，要他搞文教口，常常就不幹，說我要抓大權。叫他兼管文字改革委員會，他也不幹，因為胡喬木同志建議要搞文字改革委員會，只有個人主義思想，沒有黨性，沒有階級鬥爭，陸定一一家是大地主，解放後他回家賣地賣了很多錢，他說把錢交給黨了，自己用了一部分。他家是大地主從來未向我講過，他沒有改造的決心，厚道是有階級性的，有黨性的，對國民黨蔣介石不能講厚道。沒有個性，只有階級性、黨性。他們缺乏全心全意為會民服務，利祿熏心，私心太大，我字當頭，地位越高，野心越大，他對自己歷史從來沒總結，只是總結別人的，把功勞記在自己賬上，冒充正確，自誇有功，騙取信任。所以說他們從來不說自己的成份。幾家是大地主，他們都隱瞞，不向周圍的人講。講了有好處，便於改造。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１１］他們有宗派情緒，明知鄧拓是個叛徒，彭還要包庇，對鄧拓、吳晗等的包庇要和文化大革命，四清聯繫起來看，要把剝筍政策世世代代傳下去，力爭越剝越少。
二、領導與群眾。
把領導與群眾，領袖與群眾結合起來。關於五人小組彙報提綱，在開會前彭真給我打過電話，提出幾個字的意見，對通知他舉了手表示同意的。他又給我打電話說：“背著、盜竊、造謠要去掉。”［１２］這是三個關鍵問題，非寫不行，不能取消，要寫。這個檔發下去加以說明，主席同意，一個月以來，全國出現了好的氣象。工農兵，革命的知識份子鬥志昂揚，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章士釗寫了“柳文指要”一百多萬字，［１３］主席說允許他出版，準備印出來批判，他又要求收回，重新修改。這個人能看到氣候，是有眼光的。把毛澤東思想交給工農兵群眾，這個力量是很大的，把定時炸彈挖出來，中央更加團結了，全黨全國人民更加團結在毛主席的周圍，通過文化大革命的活動，我們要更好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不僅在中國，而且要在全世界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要謙虛謹慎，還要當仁不讓。主席在１９６２年提出形勢、矛盾、階級，十中全會公報，１９６３年第一個十條。文化大革命，三線。１９６５年備戰備荒為人民，這次又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央要加強反修，這次上海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作用，提倡大家學上海，要把毛澤東思想交給群眾，為了剝筍，必須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群眾。
三、保持晚節問題。
蓋棺不能定論，火化了也不能定論，像瞿秋白就是一個叛徒，他臨死時寫了一篇“多餘的話”，這篇講話在香港的一個雜誌上發表了，意思是說我不應該參加政治活動，李秀成也是一個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寫文章批判過，不因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這些人都是無恥的。
毛主席的一家，毛澤民、毛澤潭，毛主席的愛人楊開慧烈士，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這才是領袖的家庭。“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後也是領袖。晚節不忠，一筆勾消。學毛著，作筆記要和自己的革命歷史聯繫起來，作總結，有的人擺樣子，不讀毛著，拿起來讀一段就痛心了。要反回來讀三十本書。
注釋
［１］如下文所述，劉少奇這個講話未見官方正式文本，目前僅可見於群眾組織出版物，如由內蒙古話劇團孺子牛、紅旗戰鬥隊，廣東韶關專區文化局大無畏戰鬥隊，武漢話劇院毛澤東主義戰鬥團１９６７年２月編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批判專集》，頁１０２－１０４。［２］王年一著：《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頁９－２０；金春明著：“一場侵淫溪穀的惡風–評１９６６年中共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見《金春明自選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頁４３６－４５４。［３］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７），頁３２。［４］陸定一在一封發自上海的給其妻嚴慰冰的函中談及購手錶一事，提到手錶的“防潮、防震、防磁”三防功能，批陸時指是與妻聯繫的暗語。［５］指彭德懷、黃克城、張聞天。［６］原文此處林彪插話：不是他們剝掉我們，就是我們剝掉他們。這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應貫徹到社會主義革命整個歷史時期。想一想，不採取剝筍政策，不剝掉、不清除，我們的國家、黨不知怎麼樣了。［７］原文如此。［８］指關於羅瑞卿問題的中央工作小組報告。［９］原文括弧內文字：少數人掌握是資產階級。［１０］原文括弧內文字：彭說他既非教條主義，又非經驗主義。［１１］原文此處有一段插話：彭真說總理總講他的社會出身，黨內講，黨外也講，真有點麻煩，講得太頻繁了。總理這樣講是榜樣，警惕自己，改造自己。劉介梅不是由好變壞，又由壞變好了嗎？［１２］指“５•１６通知”指責彭真的“背著‘五人小組’成員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盜竊中央的名義，匆匆忙忙發到全黨”，“彭真同志有意造謠，對許多人說，主席認為對吳晗的批判可以在兩個月後做政治結論”這三句話。［１３］原文括弧內文字：很反動，是翻案的。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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