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5日訊】三民主義只有一種，那就是民族、民權、民生主義，根本沒有新舊之分。民族主義對內追求各族平等，對外追求中華民族的平等地位；民權主義追求國民通過各種形式和途徑，實現國民的主權，即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的權利；而民生主義則追求合理的經濟制度之上的經濟發展以及國民生計的解決。三民主義自始至終，都是這樣的內容。

但是，為什麼有新三民主義的說法呢？

這是因為毛澤東偷樑換柱，混淆是非，以及目下的毫無原則的混說。

當年，偉大的中國民主之父孫中山，為了儘快以軍事力量迫使北洋政府走向約法，或者推翻拒絕實現約法的北洋政府，實行了革命策略上的調整，即實行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這只是一個革命政黨的期間性策略的問題，而且當時的聯共，實質上是容共，既接納或同意共產黨在國民革命的陣營，一道反帝反封建。

但是後來毛澤東為了欺世盜名，意在編造自己的政黨是孫中山主義的嫡傳，騙取國民對共產黨的認同，便將孫中山的臨時性的策略，說成是新三民主義，而將真正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說成是舊的三民主義，其用心何其險詐也！

更為荒謬的是，目前有一種流行的說法，竟然將中共老大胡錦濤的“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的提倡，說成是新三民主義。

胡錦濤的提倡，根本沒有什麼新意。作為中共的老大，他看到了政治腐敗的惡化，看到了官僚階級的貪婪和懶惰，以及他們對人民的冷漠、輕視和侵害，提倡自己的幹部多為人民著想，本來是一種職分上的事情，也是任何統治者在公共場合都要以不同話語說出的一類冠冕堂皇的論調。

這種論調，充斥于中國歷代王朝的政府訓示之中。這種離開制度而進行的道德性的提倡和訓示，實在是往昔封建社會統治者唱了幾千年的老調的翻版。

中華民族，仍然處在一種新式的專制主義的國度。孫中山所追求的三民主義，根本沒有完成。

民族方面，對外，由於制度造成的我們民族的弱勢，而不能享受真正的平等地位；對內，少數民族尤其是維族、藏族、回族等弱小民族，根本上不享受有真正的自治權利和信仰自由，在新疆，穆斯林甚至在大街上做禮拜的自由也沒有，在西藏以及個少數民族的聚居區域，強行的馬列主義的漢語教育和馬列主義的統治，逐漸地毀滅那些少數民族的文化和他們習慣的生活方式。

民權方面，這個國家進入了寡頭專制的階段，國民不享有真正的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的權利，國家大事，本來是人民的大事，應該由人民通過自己選舉的代表、首腦或者自行的公決權與提議權，予以處理或參與，卻完全壟斷在中共各級黨委的幾個寡頭手中，很多地方甚至是一人之手，在自由民主的世界，人民早已享有的言論、出版、結社、信仰、罷工、集會的權利等，在中國幾乎全被當作犯罪行為對待，新聞自由遭到一黨專政的封殺，人民的知情權遭到封鎖，人民甚至連自由地打開國外的很多網站的權利也遭到剝奪，而那些網路員警正是用納稅人的金錢，在剝奪納稅人的知情權，世界上還有比這種害怕真實、遮蔽真實、不讓國民知道實際的國情和世界情勢更為卑劣的事情嗎？

民生方面，工人階級，下崗失業的越來越多，如果是出於他們的無能，缺少競爭的技術和能力，那麼，那就是正常的失業，因為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達到絕對的充分就業。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是很多優秀的工人，他們為人忠實，勤勞能幹，富有技能。可是他們所在的工廠礦山企業等等，多數被“五毒大軍”—中國的官僚階級的貪污腐敗和明偷暗搶糟蹋垮掉，結果一邊是滿街不得不以售賣燒餅油條以謀取一家活命的下崗失業的工人，一邊是經常光顧大酒店和歌廳包間的，擁有轎車和很多住房的，甚至是擁有很多小老婆的倒閉企業的廠長們和經理們。目前的世界，幾乎也只有中國國度裏，這種事實上是最卑劣的罪犯，生活得那樣富足安康，無憂無慮，而且從容自在，一點也不感到良心上羞惡和對法律的恐懼。

農民，作為中國人口的主體，幾乎一直是最深重盤剝的物件。僅有的一點人均耕地上的產出，要分撥出很大的比例，上繳給國家和地方政府，供養那些所謂的公僕實際是公害的官僚們。同時農民不享受勞保和醫保，也不享受真正的遷徙自由，到自己的國家的城市，還要交錢辦理暫住證，遇到當地大案要案，一時無法破案的，他們或者他們的子弟，往往是替罪羊，在嚴刑逼供之下，屈打成招。很多時候，他們受到當地官僚的侵權或迫害，於本地無法討回公道，就抱著對國家最高領導機構或領導者的善良的幻想，去首都北京上訪，誰知道上訪也成了罪過，經常遭到抓捕，這種上訪的行為，是過去的封建政府也不加以阻攔的，可見歷史有時候會發生驚人的倒退。儘管這屆政府實行了五年之內免除所有農業稅的改良，但是也只是杯水車薪，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溫家寶的或者說是中共目前的減輕農民負擔的決策，不過是封建社會輕徭薄賦政策的一種膚淺的重複，這種恩賜式的政策，沒有從解決基礎性的問題—即解決民權入手來解決民生問題，因此最終仍然挽救不了中國三農問題的危機。

工農階級的，城市貧民的，小職員的，普通教師的民生問題，都沒有很好的解決，其根本原因是—政治上缺少自由民主的制度，經濟上缺少公正而合理的私有化政策，遂致所有權制度是畸形的，經濟機制是病態的，民有民營的企業得不到有力的扶持，經濟成果多數為官僚階級佔有，尤其為貪官污吏侵佔，而多數國民成了改革的犧牲品。

在這樣的狀態下，誰仍然不分青紅皂白地重複這樣的老調—三民主義有新舊之分，誰就是有意後者無意地掩蓋這樣的事實：中國目前需要實現以民族民權民生為主體內容的三民主義，需要不同的群體一起努力，從實現社會和解與合作開始，走向以民主憲政為制度框架的三民主義。而三民主義，完全具有民主社會主義的傾向。只有這樣的真正具有民主社會主義傾向的三民主義，才能夠將專制中國從目前危機潛伏的，並即將危機四起的泥潭裏拯救出來。

楊天水于雲南昆明

2004年9月中旬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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