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3日訊】談到錢上的事，我就有點發暈，一向缺少應有的反應，即使窮得頭皮上什麽都不長，能敲出銀子相磕時咣咣咣的響來，也是無謂的事。2004年，幾個朋友來會，才讓我有了點觸動與想法。

七月份，《北京文學》的關聖力先生到我家作客，說起來工資，問起我月薪多少，我告訴他多少多少，並說前些時居然有一條這樣的“新聞”，題目是“總參少校月薪1500元”，指的就是我這類的“公務員”。而北京一個孩子上託兒所每個月就要花900塊，這麽點錢可怎麽活啊？

他感歎不已。稱中國人的工資一定有問題。他兒子在外企，一個月萬把塊，他才兩千多，半年的薪金尚不抵人家30天忙的。說得我心頭發了熱，記起一位朋友，是在《21世紀經濟導報》做記者的，他也曾對我說，現在一個月能拿到一萬塊左右了。此前他從《法制日報》跳槽出來，就是爲了“抓現金”，這下兒大概是抓著了吧？他忙上二三十天，相當於我這個還在“體制內”拿工資的人365天工作報酬的總和，我的工資不過千把塊而已，那還有不滿足的嗎？當然不滿足。要知道，1981以來，“沒有見過有哪一個人是靠工資致富的”（晨海）。北京的房子，三環以內都到每平米一萬塊了，死拿工資的人，不衣不食，錢全存上，要買個僅僅夠住的80平米，需多少時？六七十年。下輩子去了。即使拿一萬塊，要買個像樣點的房，沒個一二十年時間，還打不住。單房子就這樣了，別的可怎麽辦？人要拿多少工資才合適？

起碼在北京是沒個底的。多少都不爲多，只要是“明面兒”上的。有人曾作過統計，1949年以後，大學畢業的“小知”們，每月都是四五十塊錢，熬多少年，不過六七十，這樣子一直到1985年前後，延續三四十年，都不帶有什麽變的。五十多年來，中國都沒有一部工資福利法。1956、1985、1993年，倒是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名義發佈過三個“粗線條”文件的，但無一不是表義含糊的宏大概念，誰也說不清它們是根據什麽制定的，爲什麽要這樣制定等等。就是到目前，一般人工資條上包括的名堂，也都是這麽一些名目：職務等級工資、基礎工資、級別工資、保留工資、工齡工資津貼、崗位津貼、職務補貼、地區補貼、伙食補助、福利補助、考勤考核獎、高出保留、保留津貼、書報費、交通補貼、通訊費、住房補貼、醫改補貼、保衛津貼、生活補助……追究它們背後真正的意思，誰能不暈掉？單拿“住房補貼”來說，多者三五百，少者數十元、一兩百，在北京、上海這類的特大城市，能起多大作用？高了來算，五百一個月，一年六千，五十年三十萬。五十年內買不起房子不說，單說三十萬，它是個什麽概念？在北京三四環內，目前只夠買二三十平米的房子。按著現在的標準，辛辛苦苦一輩子，那些“職業穩定”的人，才到這個水平！倘使一家有一個失業、“下崗”的，再帶一個孩子，又怎麽說？所謂“住房補貼”，爲什麽就這麽多，應該是多少，五十年後三十萬，這五十年怎麽辦，難不成重頭活一次等等，制定政策的人想過沒有，又是怎樣想的，我們不得而知。從前的狀況也有一比。從20歲就什麽都不幹，惟事寫作的劉紹棠，靠著1950年代出過的四五本小說，不僅買了小院子–住所5間，廚房1間，廁所1間，堆房1間，院子裏五棵棗樹、五棵槐樹，當時只花了兩千元，而且其他一萬七八千元稿費，存入銀行，年利率11％，每年利息兩千左右，平均月收入160元，相當於一個“十二級（比現在的司局級高半級）幹部”的工資。所以能坐吃利息20年，到1979年錯劃“右派”問題改正時，銀行存款尚有兩千多。這對今天的作家來說，是不可想像的。因爲那時的稿費，“相對價值”很高，後來時代變了，物價十幾、幾十倍地翻轉，稿費卻沒見長。我這類的，就依然處於“貧困”狀態。單單靠稿費，謀生談何容易？劉紹棠那幾本書的印數也不是很高。短篇小說集《青枝綠葉》6.3萬冊（稿費約1800），短篇小說集《山楂村的歌聲》4萬多冊（稿費約2000），中篇小說《運河的槳聲》6.8萬冊（稿費5000多），中篇小說《夏天》10萬冊（稿費約8000），加一起27萬冊，和我的幾本書長篇小說《在喊叫中融化》，文化隨筆、散文集《灰色地帶》、《不死的光芒》、《另類童話》、《精讀老舍》等，正版、盜版的數目差不多。把我的稿費折算成那時候的，連兩千元都不值–他那種規格的院子，即使在北京遠郊，也得兩三百萬。

而劉紹棠的稿費在當時尚還不是最高的。最高的可能是“咱們領袖毛澤東”。據紅旗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的《毛澤東遺物事典》（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編）第532頁上，影印的一張1960年度《毛主席稿費清單》顯示，主席每年的稿費收入20多萬。第511頁又說：毛主席的稿費存款，在1950年代即達到100多萬元。主要是四卷本的《毛澤東選集》，在國內、外一共出版了用50多種文字印成的500多種版本，總印數50餘億，至今大概也只有金庸比得，所以被國際上公認爲“20世紀世界上最流行的書”、“世界上讀者最多的書。“文革”後期，主席病重期間，江青曾向他要錢。老人家就從自己的稿費中，簽字同意提出3萬元給了她。

在當時普遍的“幹部”月工資都在五六十徘徊的情況下，3萬就是一般人不敢想象的數位了。至於臨時工、“下崗”者和占人口總數90%的、沒有工資可拿的廣大農民狀況如何，那就只能靠他們頭上的天，長著一隻什麽樣的眼睛了。

當然，談劉紹棠等人稿費問題的目的，不是說1980年以前的日子就比此後的好，現在每況愈下，需要回到過去的狀態裏去，不是這樣，相反，那種狀態實在太不正常了，我們不僅不能回去，而且要改，因爲同樣的“人才”，完全可以自立，卻由於人爲設定的因素，比如五十年都不太怎麽變的稿費制度限制，過去能活命的劉紹棠，放在今天就不一定，不改怎麽行？文化事業由誰來創造與傳承？再說工資，它真正有所改變，也是到1993年以後，大城市裏的“工薪階層”，月收入突破了“百”，而上升至“千”，後來一路看漲，物價隨之飈飛。依照國家統計局數位顯示，到1999年時，全國“工資總額合計”爲0.987545萬億元，2000年爲1.065919萬億元，2001年爲1.18309萬億，2002年約1.2萬億，都只占到“國民生產總值”（GDP）的12%。

有人要問了，我們一年創造的價值中,剩下那10多萬億跑哪里去了？

刨去教育經費（GDP的2-4%。很少有超過4%的年份），刨去養老、低保、失業保險等資金（GDP的2%），刨去軍費和政府辦公開支，刨去核算中的水分，起碼有八九萬億去向存疑，這包括了公費吃喝、旅遊報銷的，養轎車、養住宅、養情婦的不等。經濟學家李志甯撰文認爲，這幾年來，中國居民的儲蓄增加額都比本年的“工資總額”多出來不少個億。2001、2002年超出的額度，更達到三千個億，相當於該年的全國教育經費總量。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也發現：“韓國在1962-1982年20年間的經濟發展奇迹中，平均年增長率也不過就是8.3％。而據我國公佈的統計，中國國內生産總值從1978-1999年的22年間，平均增長率高達9.6％，比當年韓國起飛的速度要高。韓國60年代初的人均國民收入也不過90多美元，它的平均工資怎麽會比我們高上十幾倍呢？我們的錢都到哪去了？”到哪里去了呢？

一個迹象表明，中國人的“私有化”速度在加快，國有資産流失的速度也在加快，公共財富正以“非工資方式”集中到少數人手中。這就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2004年8月23日，香港科技大學丁學良教授，搞中國社會調查，返歸香港途徑北京時，打電話約我出去，我們倆就到了王府井對過的一家餐廳喝酒閒談。他把新出臺灣版《液體的回憶》送我一本，我問他那邊給他的稿費多少，他說沒什麽稿費。我說起朋友摩羅、餘傑等人港臺版的圖書，印個一千冊就算不少的了，稿費在一兩萬之間。這個收入要是在大陸，則需印上一萬冊，才能到。而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一位我們都熟悉的單少傑教授，在香港出了本暢銷書《毛澤東執政春秋》，人家給了他一萬美金（好像是一次性）。學良先生還很吃驚，說這已是很高的了。

我說那也不高啊，一千多頁碼呢。人家埋頭一二十年，沒寫其他文章，專門弄這個，才拿了這一點，至今還是個兩居室，把家裏僅有的“活動”空間，讓給了上中學的兒子，自己借著圖書館五層一間空氣不流通、也沒有電話的小房子搞研究，你能想象的吧？

學良先生問我單教授現在拿多少工資，我說具體多少不很清楚。我的朋友焦國標2003年左右調到北京大學新聞傳媒學院，他告訴我工資是五六千，單教授估計會低一點，畢竟人大還是比不上北大的，“哲學”也是與“新聞”不可同日而語的。學良先生工資多少呢？一年十萬多美金。差不多一百萬元人民幣了。

他忙一年，相當於北大、人大教授忙十幾、二十年的。記得季羨林先生也說過，香港中文大學的教授一年工資一百萬，北大教授怎麽比？所以學良先生即使願意來北京、上海等地教書，這麽低的收入，也還是他不能答應的首要理由。

但是他又告訴我，在香港子女上學貴，房子更貴，他現在那個屬於校産的“四居”，值兩千多萬港幣。加上他豪爽好酒，《液體的回憶》裏大量地記述了這類購求藏收、邀朋呼友說“酒經”的故事，平時的消費肯定不會低。

而且，這位哈佛大學博士，社會、經濟學家，教書之余，利用假期做社會調查，像這一次一樣，全部是“自費”。

“自費”這兩個字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想想應該是這樣：研究出成果，才有適當的回報，研究過程的艱辛，就只能一個人扛了。要麽就去找“資本家”或其他民間基金會援助。大陸卻不是，研究可申請“科研經費”，這經費多半來源於國家財政，老百姓納稅。也許他們的子女一輩子碰不到大學的門檻，但最終一切卻由他們來埋單。這是什麽道理？

針對工資問題，學良先生則說他拿的是死數目，大陸這邊的人收入卻都是暗的，活的，以說明他那一百萬左右的年薪可能並不高。並且，香港的教授少，評選嚴格，不允許兼職，不像大陸，只要是個人，論資排輩熬到五六十歲，沒有不是“教授”的。還能到處講講學，開開會，出出風頭，撈撈油水。他們不允許。

我說，拿活錢的人就不是一般人了。這邊可是普通人多啊。像我這種普通人，擠公共汽車都自己結帳，單教授、國標兄出門，打個的也都是“自費”。也沒聽說他們現在住的房子，産權就歸其所有了。“死”對“死”，咱們不談“活”人也罷。如果談“活”人，那我堅決支援他，就留在香港教書得了，存下錢來，在北京、上海等地置房，將來退了休到這邊來消費。一隻腳兩邊踩，兩頭的利都占了，如同那些在“私有制”的香港上班族，都在“公有制”的深圳買房子、養小蜜一樣。

我們聊得很愉快，酒足飯飽後，會了帳，我倆出來，學良先生堅持要把我送到地鐵口，我也捨不得和他就此別過，二人就一齊上了“中國第一街”長安街。他指著大街上光燦燦的高樓大廈說，不喜歡北京的建築，土不土洋不洋的。還是老北京好。他本人20世紀80年代初從復旦大學分來中國社會科學院，這裏是一片胡同與小吃，讓人留戀。現在胡同消失了，小吃污染了，連個懷舊的地方都再難找到了。

我心想，土不土洋不洋還不算最賴的，要是把最惡的土與最壞的洋集合一身，那才是最可怕的。目前這種狀況，差不多正是這樣。

越過“中國第一街”兩旁的華燈所罩之處，我們仰起頭，看見了天上的星星，閃閃爍爍。在它下面，是幽長得說不出一句話來的夜色，無邊又無際。

2004年10月12日，北京。

──轉自《觀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