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3日訊】“中國大陸社會的神經，已經繃得太緊了！我們每天上班，都有一種隨時怕出事的緊張感。”一位任職黨政機關的大學同學訪美探親時告訴我的話，讓我大感吃驚。這與一般域外遊客從中國旅行回來，言及海那邊似乎一片燈紅酒綠、輕歌曼舞的情形，似乎大相徑庭。

沒想到話音未落，海外媒體就以大篇幅報道了“國慶假日黃金周”，北京天安門廣場竟然在“十、一”當天早晨封閉清場的消息。時值中共建政55周年的大日子，天安門廣場的升旗儀式竟然以罕見的嚴密保安方式，在廣場一公裡范圍內全線封閉，只準持有通行証的人士進入，將數以萬計來自全國各地、冒著嚴寒滿腔熱情等待瞻仰升國旗儀式的普通遊客統統擋在外圍，無緣觀看，一度引起聚合的群眾鼓噪，場面相當混亂。

另據報道，“十一”當日天安門廣場的封閉清場，對外說是為了安排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的慶祝活動，其實是為了嚴防上訪民眾在“十一”當日在廣場抗議、自焚。當天上午廣場部分開封以後，馬上有一位帶著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的中年婦女，以不明理由被四名警察匆匆帶走現場，雲雲。

今年“十一”，不但是中共建政五十五周年的“逢五小慶”，也是胡錦濤、溫家寶領銜的“第四代領導人”團隊，自“垂帘聽政”的江澤民自動請辭後， “獨自上路”的第一個國慶。天安門廣場的“十一”清場事件，不但有點大煞風景，同時也成為對於“胡溫新政”的一個新的觀察指標。由此可以看出，以胡、溫為核心的第四代中共領導人，從江澤民手上接過的，是一個欠債太多、積怨太深、歷史包袱累積太重的大攤子（筆者這裡不願意說它是個“爛攤子”），作為極富象征意味的“十一”和“天安門”封閉清場，反映的正是為政者一種神經緊繃、臨深履薄的心情。

其實，中共為政者的緊繃神經，不獨始於今日矣！細數下來，建政五十五年，中共領導人可以稍微鬆心愉快地和老百姓喝一口茶、呷一口酒的日子，實在是不多的﹐大概在1953到1956有幾年，然後就是反右、大躍進、三年大飢荒；1963到1965有幾年，然後就是“四清”和十年“文革”浩劫；文革後的1984到1986年有幾年──就是現在被中共史家統統抹去的胡耀邦、趙紫陽主政的那幾年，也就是建政35周年大閱兵，遊行學生打出“小平你好”標語的那幾年。

合計起來，建政五十五年，“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共為政者真正感到“寬心”和“寬鬆”的日子，前後累加起來卻頂多十年出頭。

隨即，1987年“反自由化”令總書記胡耀邦一夜之間不明不白下了台開始，導致了1989年胡耀邦死亡後引發的八九天安門民主運動；鄧小平在“六四”天安門廣場大開殺戒，使得深孚人望的總書記趙紫陽含淚辭職，從此失去人身自由，被軟禁至今。自那以後，中共為政者就難有鬆心日子過了。天安門廣場已經累計了太多的血氣、怨氣、戾氣，自江澤民主政以來，又一手制造了冤情累累的“法輪功”事件，再加上下崗工人申訴、強行拆遷戶的上訪等等抗議社會不公的事件無日無之，便令得中共為政者從上到下疲於奔命的忙著四處滅火、壓驚、防亂。

如今，不但“四五”清明、“五四“、“六四”這樣的日子，要成為天安門廣場的大忌日，簡直連“五一”、“十一”這樣的“革命大節日”，也要讓天安門廣場軍警化、戒嚴化──“人民共和國”變成一個最害怕人民的警察國家，這不但是對歷史的一種深刻諷刺，也成為今天主張“提高執政能力”的“胡溫新政”，所面對的第一個最嚴峻的大課題。

日益繃緊的社會神經，如果繼續壓力加碼，總有一天會崩斷。用堵塞、鉗制、封禁的辦法來治國，終於將會導致政治大雪崩、政權大崩潰。“實現全面的社會和解”，是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知識界有識之士提出的口號，在今天，已經有必要重新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手蘸“六四”鮮血的“江李體制”已經徹底退場，面對全新的歷史轉機，胡溫主導的中共第四代領導人應該走出一條逐漸卸下歷史包袱、疏導社會積怨、放鬆社會神經的為政之路。古人所言的“政通人和”可謂一言中的──神經緊繃，說明政不通，人難和，天安門廣場當然就要天天拉警報了。

天安門的神經緊繃，不妨就從為“六四天安門事件”鬆綁開始。這是達成中國社會全面和解的最切實的第一步。如果礙於“平反六四”的現實難度，政治運作不可能一步到位的話，至少可以從釋放社會和解的善意開始──比如，解除對趙紫陽的軟禁，取消對“天安門母親”的跟蹤迫害，開放政治流亡人士的回國探親──特別是耆老、患病的流亡人士的回國治病、定居，不斷放寬言論尺度上以釋放社會怨氣和實行有效的輿論監督，採取切實有力的行政措施積極正面地處理上訪問題……等等。總之，實現社會和解，調整心態，放鬆神經，從容上路，這不但是中國老百姓對“胡溫新政”寄予的厚望，也是中共為提高自身執政能力而需要邁出的最關鍵的一步。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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