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2日訊】“教育產業化”的口號最初是由斯坦福大學提出來的，本意是將大學的知識和技術優勢直接轉化為社會生產力。為此，斯坦福聯合周邊幾個大學創辦了矽谷，對美國經濟產生了巨大作用。可是到了中國，教育產業化卻變成了高收費。教育產業化並沒有錯，恰恰是中國特色的“教育產業化”不徹底造成的。

在中國這樣人口眾多，地區經濟、人均收入極度不平衡的條件下，如何實現教育產業化，是擺在每一個教育工作者面前的課題。

在討論教育產業化的是非之前，必須搞清楚，到底在哪些方面教育產業化存在問題，全盤肯定或否定顯然是不妥當的。因為就幾年來教育產業化的實施情況來看，的確解決了一些過去許多年都沒有解決的問題，例如中國教師的待遇問題。

過去，限於國家的財力有限，各級政府不能大量增加教育投入。實際上，這正是導致教育產業化政策提出的原因之一。由於投入不足，難以提供足夠的教育產品，不能為學生提供足夠多的受教育機會，也留不住教育系統的生產者——老師，使得教育產業化成了當時教育系統幾乎惟一的出路。可以說，中國教育產業化是被逼出來的。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法律研究所所長勞凱聲表示，目前，教育市場已經出現，但關鍵是規則還沒有形成。

教育產業化的賣方

實施教育產業化之後，一方面公立學校獲得了更多的收費權力，為改善教師待遇、增加教育投入提供了源泉；另一方面也刺激了社會辦學的積極性。短短幾年的時間，中國已湧現出了大量的民辦學校，直接彌補了公辦學校的不足。這些，都使得教育呈現出了比前幾年快得多的發展態勢。

但是在發展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巨大的偏差：義務教育學費有價，雜費無底；特色班、培優班、補課費的通行使中國投入義務教育的資源被公開盜賣；高等教育學費年年看漲，將許多家庭推入悲慘境地，大學生住宿公寓化、後勤服務產業化、第二學位化、考證熱成為賺錢機器；二級學院、網路學院在全國各地普遍開花，無疑是赤裸裸地高價盜賣公共教育資源。事實也證明了，在中國的民辦教育中，除了極為簡陋的民辦打工子弟學校，大多都是靠老百姓可望不可及的高收費來支撐的，被稱為“貴族學校”。

教育產業化的買方

然而，教育產業化的負面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由於各級學校普遍收費失控，導致中國的學費幾乎呈幾何級數增長。短短數年，子女教育就成了中國家庭的主要開支專案之一。沉重的學費負擔使許多窮孩子上不起學。在許多中小學，學生已根據家庭貧富分成三六九等，在學校裏造就了社會鴻溝。

大學生教育貸款問題，一直是困擾大學生和大學的問題。由於各家銀行擔心無法收回貸款，那些連學費都交不起的貧困家庭是根本不可能爭取到教育貸款。

眾所周知，國家助學貸款是用來救助貧困生、幫助他們順利完成學業的。按道理說，越貧困的學生越需要助學貸款，國家助學貸款應該優先發放給特困學生。而現在，國家助學貸款竟然也“嫌貧愛富”，不能不令人深思。

誠然，像特困生發放助學貸款，銀行的風險可能會更大一些。但是，國家助學貸款畢竟不同於商業貸款，它是一種政策性、救助性貸款，目的是為了保證教育公平、社會公平，讓每一位公民獲得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因此，國家助學貸款絕不能“嫌貧愛富”，這是助學貸款與商業貸款的原則性區別。

在美國，如果學生違約沒有歸還貸款，或者由於死亡、疾病而無法還貸，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將向銀行賠付95%的拖欠貸款，也就是說，美國商業銀行發放的助學貸款，是由州政府負責擔保的，而且由聯邦政府“再擔保”。

有鑒於此，中國各級政府也應該為助學貸款提供擔保，如此一來，商業銀行發放助學貸款的後顧之憂就得以解除，自然不會“嫌貧愛富”，這將更有利於國家助學貸款健康、可持續發展。

加強高校監管刻不容緩

經媒體接二連三地“重磅”報導後，“北航事件”及高校招生問題迅速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加強高校監管已刻不容緩。

全國政協委員、著名社會學家鄧偉志教授指出，引發“北航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沒有實現高校招生的公開化、透明化。高考錄取向外公佈的信息太少，高考錄取的有些環節已經成了一個“資訊黑箱”，其中大量本應透露的資訊被人為阻隔掉了。

從“北航事件”來看，在商品經濟大潮中，教授、院士同樣應接受社會的監督。其實，北航龐宏冰等人的貪婪一點也不遜色於其他領域的腐敗分子，只不過他們披著一張教授的外衣罷了。

事實上，大學也不是生活在真空裏。雖然我們國家的教育投入比較少，但是就是這點投入，是否真正被全部用於教育和科研了呢？

據業內人士介紹，大學裏的各種形式的腐敗也是比較嚴重的，有的大學盲目求大、求洋，將有限的經費用於大興土木，個別人乘機從中收取好處；有的科研課題經費成為了“唐僧肉”，甚至個人的消費也在經費中報銷；黑龍江省一大學300名大學生為使考試成績“及格”，每人收取50元，送給“自然辯證法”的授課老師，以便其在評卷時給予關照。結果，所有送錢的學生成績均獲得通過。這在中國教育史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

在中國“科教興國”的戰略下，高校往往被視為純潔的象牙塔，備受社會的關愛，但是卻忽略了必要的監督。正如一位哲人說過：失去監督必然導致腐敗。而中國高校現有的監督常常是學校內部的自我監督，而不是整個社會的輿論監督，所以形同虛設。事實證明，單位內部監督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遏止腐敗需要對權力進行有效監督，而對權力的監督需要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制衡，不同利益或利益衝突的群體之間才能進行有效監督。

解決問題的關鍵之處首先在於把高校自身的單位監督轉化為廣泛的社會監督、新聞輿論監督。實行社會監督的前提則是高考資訊的徹底公開，特別要把那些利用學校或招生人員的自主權招上來的學生情況徹底公開，接受社會輿論、考生及其家長的監督。

──轉載自《議報》第1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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