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日訊】佔據了中南海舞台中心十五年之久的江澤民，在剛剛結束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辭去了軍委主席一職，到明年人大再辭去國家軍委主席，就等於交出了全部權力，終於要卸裝下台了，也到了「蓋棺論定」的時候。《爭鳴》雜誌老總來電，囑咐我回顧一下江澤民與《導報》的關係，尤其是江整肅欽本立引發「《導報》事件」，想必這也是江澤民蓋棺論定的一個重要環節。
風口浪尖上的《導報》和欽本立
由欽本立和李鴻禮、胡塞、朱嘉樹、邵瓊、任嘉堯、鄭永欣、陸平、姜湘君等一批老報人，於一九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創刊的《世界經濟導報》，以「讓世界瞭解中國，讓中國瞭解世界」為宗旨，欽本立「打擦邊球」的辦報思想和編輯記者的共同努力，使得這張報紙稱為當時中國最大膽敢言的報紙，並在八十年代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領導的中國經濟開放改革中，扮演了一個「在關鍵時刻起關鍵作用」的角色。與當時的其他報刊不同，《導報》將自己明確定位為非官方的民辦報紙，並以此爭取最大的言論空間，到了後期更開始積極推進新聞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北京上海微妙而複雜的關係，把《導報》和欽本立都推到了風口浪尖。
一九八六年，《導報》通過「讀者論壇」和「讀者議政」等欄目，逐步增加政治體制改革內容。各種觀點和建議，直指政治體制改革中的敏感焦點。同時，也為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的政治報告中推出的政治改革方案作了輿論準備。然而，中國的改革形勢到一九八七年初發生逆轉，北京的老人以學潮為藉口，廢黜了胡耀邦、朱厚澤等一批開明領導人；並開始對《導報》進行整頓，同時內定要撤換總編輯欽本立。
在這種「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條件下，欽本立在戰術上作了調整，把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歸列在學術版上，在標題上作淡化處理，並加強蘇聯東歐改革的報道；利用各種渠道，採訪國外的高級官員，用洋人之口來表達《導報》的觀點，並且繼續突破外交部對外事新聞採訪活動設置的禁律。有一次，《導報》在同一期上同時刊載了英國前首相希思訪問《導報》總編欽本立的談話、本報記者採訪瑞士首相卡而松、東德首腦昂納克的報道。
欽本立這種有進無退的「開頂風船」的態度，令保守派極為不滿，胡喬木指斥《導報》完全在搞政治陰謀；鄧力群則表示：什麼經濟《導報》，完全是一張政治《導報》！他們終於在是年二月二十三日，《導報》第三二八期頭版發表的記者阮江寧綜述《克里姆林宮頻頻吹出改革旋風》一文上找到了茬，批評《導報》「任意對蘇聯領導人及蘇聯的改革公開評頭論足」，「尤其在國內展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的時候，『綜述』突出報道了戈爾巴喬夫擴大民主，對持不同政見者採取仁慈態度等在政治上容易引起消極影響的內容，在國內外造成極不好的影響。」
趙紫陽支持《導報》
在反改革政治保守派的巨大壓力下，被視為《導報》後台老闆、當時任中共代總書記的趙紫陽也不得不作出讓步，批評《導報》繼續違反外事紀律，必須追究處理。儘管他把對手稱之為「政治陰謀」的《導報》，局限在「違反外事紀律」的一般性問題上，當時上海比較開明的市委書記、後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芮杏文，也表示《導報》可以邊整頓，邊出報；但已經由陳至立負責的上海市委宣傳部，還是派了以副部長龔心瀚為組長的工作組，進駐《世界經濟導報》，開始整頓。當時欽本立作了檢查，表示：「我是主編，責任完全在我」。但他同時又在紀念上海《文匯報》創辦五十周年時撰文指出：「人有人格，報有報格，國有國格，這個問題至關重要。」
趙紫陽在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扭轉局面的講話前後，他先是在《導報》發表的一篇《深化企業改革的理論探討》文章上作了百餘字的批示，讚揚《導報》刊登這篇文章，並要求在全國範圍進行討論、研究。以後趙紫陽的批示和這篇文章，就成為國務院的一個文件，發到了全國各地的有關部門。緊接著，趙紫陽辦公室秘書、中共元老李富春的孫子李勇，在六月二十七日又親自走訪《導報》北京辦事處。此後，整頓《導報》的工作組就再見不到人影了。
一九八八年底，中宣部、國家體改委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舉行「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周年理論討論會」。當時大多數主張改革的理論工作者都被排除在會議之外，《導報》發表了唯一參加會議的改革派理論家蘇紹智的長篇發言。然而中宣部不久提出了一個處理意見：「對於中央已經作出決定的重大政治問題，共產黨個人如有意見，可以在黨內提出，但是不允許在報刊上公開發表同中央決定相違反的言論。報刊不經請示也不得擅自刊登。……《導報》發表蘇紹智上述發言屬於嚴重錯誤，應嚴肅對待。請上海市委負責認真查核處理。」與此同時，薄一波拿刊有蘇文的《導報》複印件，當著趙紫陽的面在鄧小平那裡告狀，鄧小平面有「難色」，要嚴肅處理。
江澤民對《導報》態度出爾反爾
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一邊在通過上海離退休老幹部之口，向中央政治局和中顧委常委們發出通報，批評趙紫陽提出的「生產力標準」，只有一個基本點，而不是兩個基本點；一邊卻安撫正在遭受批評壓力的欽本立——在八九年元旦，上海市委召集各新聞單位總編舉行的迎春座談會上，江澤民拍著欽本立的肩膀講：此事我們上海「能降溫就絕不升溫，我們要做減溫器」，「要冷處理」，要欽本立怎樣寫一個能夠過關的「情況說明」，然後由市委對中宣部講，「此事已嚴肅處理了。」但是，幾個月後江澤民對欽本立和《導報》的態度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病逝後，按照欽本立的指示，我請戈揚前輩幫助合作，《導報》與《新觀察》聯手舉辦悼念胡耀邦座談會，並將座談會內容整理成長篇報道，不顧上海市委的干擾、阻撓，在四三九期用整整五大版發了這篇報道。
上海市委對此事的描述是這樣的：市委從香港報紙閱知《導報》將要開闢專欄悼念胡耀邦，二十一日下午，曾慶紅、陳至立找欽本立，要求審閱四三九期《導報》清樣。曾、陳等看了清樣以後提出：文章有些段落比較敏感，拿到報上發表不合適，建議稍作刪節後，照樣印發；同時要考慮這樣一些敏感甚至引起更複雜議論的內容發表出去以後，它所起到的社會效果，應作刪節。但欽本立表示：「出了事情我負責，反正江澤民同志沒看過清樣，不必市委、市委宣傳部負責。」欽本立還是堅持由他負責，不同意刪節。
在此情況下，曾直接向江澤民彙報，江澤民邀汪道涵一同趕到辦公室。江澤民上綱上線提高到階級鬥爭、政治鬥爭的高度，聲嘶力竭地斥責欽本立，違反黨的組織紀律、喪失共產黨的黨性原則。欽本立感到對他的批評近乎於人身攻擊，就連原上海市委副書記夏征農這些上海的老領導都表示用這種方法和態度對待欽本立是不公平的。
在強大的壓力之下，欽表示回去作適當修改。但就在他答應修改四三九期的時候，該期報紙已經在印刷廠上機開印，並已有部份報紙，通過報販和內部機要通訊的發行渠道流傳出去了。與欽本立有幾十年交情的汪道涵，在翌日收到未經修改的四三九期原版《導報》後，先由其妻打電話到欽府，宣佈與《導報》脫離關係，後又親自打電話給欽，痛斥欽不守信用，並表示要與欽割袍絕交。……這一期《導報》逾期未出，海內外輿論一片譁然。
四月二十六日，江澤民在有一萬四千黨員幹部參加的一個大型集會上宣佈：鑒於《導報》總編輯、黨組成員欽本立嚴重違反紀律，決定停止他的領導職務，並向該報派駐整頓領導小組。欽本立聽到這個決定後表示，「我不服氣！我要申述！」「這完全是一起新的冤假錯案。」而此時，趙紫陽正在北韓訪問。江向主持意識形態領導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打電話，要求中央表態，支持上海市委的工作。於是新華社發電訊、《人民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中央電視台的黃金時間都轉播了上海市委處理《導報》的決定。
趙紫陽責江給學潮火上加油
趙紫陽回到北京後，在政治局會議上批評了江澤民和上海市委對《導報》的處理，把事情搞糟了，是對學潮火上加油；並表示，解鈴還需繫鈴人，上海的事情，由上海市委自己去處理。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也明確表示，「《導報》事件不會朝上海市委決定的方向發展的。」
五月三日夜，上海市委舉行擴大會議，堅持認為處理欽本立的決定是正確的。第三天下午，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委整頓《導報》領導小組組長劉吉到欽本立家中，傳達江在市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誣指欽本立曾講過要發動群眾逼鄧小平檢討，因此欽堅持要發四三九期原版是有思想基礎的。劉要欽對此寫出檢查，並說，「這是你最後一次機會，給你的時間不多了。」欽立即表示否定。
欽本立致中央領導的信
後來，欽起草了一封「致中央領導同志」的信：「四月二十一日下午，市委副書記曾慶紅、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龔心瀚，二十二日晚還有汪道涵同志，先後約我談話，當我彙報了『耀邦同志活在我們心中』座談會的主要內容後，曾慶紅同志提出，要求重新評價耀邦同志，不就是肯定耀邦同志，否定小平同志嗎？在這種情況下，我談了以下幾個觀點：一，增強小平同志威信，祝他健康，這是有關當前大局第一位的事情。……《導報》八年來的版面，充份體現了我的這一觀點。……肯定耀邦同志，恰恰是肯定鄧小平同志，不能把兩者對立起來。二，處理耀邦同志並非小平同志個人的事情，各種人有各種不同看法，……如果處理不當，由小平同志來糾正，將大大提高小平同志的威望。……三，曾慶紅、陳至立同志多次提出，在兩萬字的座談會內容中，只有四、五百個字有問題。而我則說，把這些意見反映出來，有利於黨中央正確決策，這是報紙應盡的責任，是對人民，對歷史負責的態度。」他最後提出，「劉吉同志傳達市委負責同志的意見，與我講話的原意完全不符。我不允許歪曲我講話的全部內容，捏造罪名，強加於我。」
新聞知識界聲援欽本立
五月三日後，《上海青年報》等新聞單位和知識界人士相繼到《導報》聲援；五月四日首都兩百餘名記者走上街頭，加入愛國學生的遊行隊伍，從而使八九民運的主體結構中增加了知識分子的成份；五月九日，首都記者代表在全國記協遞交有千餘名記者編輯簽名的請願書；五月十六日北京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五月十五日上海知識界發表呼籲書；……這一系列活動的中心內容之一，就是要求恢復欽本立的職務。
五月十八日，《導報》舉行中外記者座談會，欽本立自停職後第一次公開露面，他對中外記者講：「自己向來是守紀律的」，「倒是不守紀律的阻礙了《導報》的正常出版。」「《導報》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新聞改革滯後。」十九日下午，欽本立會見了《華盛頓郵報》記者；五月二十日，欽本立得知胡績偉、曹思源在京組織人大常委會委員簽名，便參與組織上海萬名黨員簽名。戒嚴之後，五月二十二日欽本立率《導報》同仁冒雨上街遊行。
期間，江澤民通過李銳、閻明復、季崇威、蘇紹智、夏征農、陳沂、夏其言等人的關係，與《導報》骨幹成員進行斡旋：「只要欽本立肯檢討，就可以復職。」但均遭欽的堅拒，欽稱「這不是我和上海市委負責人的面子問題，而是《世界經濟導報》和改革的面子問題。」至少有兩次以上，江澤民在當時的上海局級幹部會議上，就「《導報》事件」沮喪的講自己是「縮頭烏龜」，甚至已經準備好由宣傳部長陳至立出面承擔責任的「萬全之策」。
江澤民進中南海的敲門磚
五月下旬，欽本立與副總編朱杏清等其他同仁商量，局勢的演變已無法繼續維持《導報》的辦報方針和風格，與其將來被官方撤換主要人員，盜用《導報》的名義欺騙輿論，還不如在自己尚有控制能力的時候，給它劃上句號，以保持其清白的名節。基於上述考慮，他們便以《導報》名義對外發表了三點聲明。但是，欽本立後來始終沒有在起訴江澤民和上海市委的訴狀上簽字，儘管他的夥計們鼓勵他「不要用階級感情來代替革命原則」。後來，江澤民據此惡狠狠地對身邊人說：《導報》的年輕人比年紀大的人還要壞！
「六四」後《導報》有許小微、陳東波、張偉國、阮江寧四名記者被捕，欽則是被監視居住，不准串聯。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五日，也就是在胡耀邦去世的兩年後的同一天，欽本立因患癌症，在上海華東醫院去世。臨終前他在病床上被宣佈「留黨察看兩年」的黨紀處分。
江澤民對《導報》和欽本立的態度前後不一，在出爾反爾的外表後面，其實是他早已在中共保守派的「倒趙」陰謀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對《導報》和欽本立態度的變化，都是服從於他的「倒趙」的政治需要。「《導報》事件」成了江澤民進入中南海的敲門磚，也可以說他是踩著欽本立的屍骨坐上紫禁城的「龍椅」的。
──轉自《爭鳴》(//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