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8日訊】據消息靈通的人士說，百歲老人巴金整年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每日裡神情呆滯，語言困難，思維能力已經十分低下。但是，他卻年年走紅著，今年更是因為百歲誕辰而成為全國千百張報紙的熱門話題。不過，也許是實在太老了，目光實在太呆滯了，儘管是百歲之慶，竟沒有一張新的照片。這當然是有關方面刻意控制的。

巴金100歲了。他自己說，1949年後，他沒有寫過一部自己滿意的作品。今日既無益於社會，且自己又無求於榮光，為什麼媒體還要不斷地要把一大堆一大堆的光環照在一個半死不活的老人身上呢？

文化革命當年，巴金挨不盡的是批判，寫不盡的是檢查，住不盡的是牛棚。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對巴金咬牙切齒地說，他的罪行足可以槍決。因為據說巴金曾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與共產黨的學說不一致。不過，無政府主義並不犯法，張春橋此言，是文革專制主義的自然邏輯：你不跟從我，你就是敵人，就要消滅你。如今，月換星移，一個當年被批得狗血噴頭的人，如今成了大紅大紫的紅人，這種現象如何解讀呢？

巴金當然是值得尊敬的作家，他1949年以前的有些作品，曾給青年以不小的影響。他在四人邦下台後，提出要辦文革博物館，以讓中國人記住歷史的教訓。他晚年提倡說真話，自己帶頭反思，也是很好的。但是，畢竟，他的後半生沒有寫過真正有價值的作品，他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面對專制制度的迫害和擠壓，是一個普通的受害者，也是一個可憐地想積極響應黨的號召的人，他積極地或違心地批判過胡風，積極地批判過右派，批判過許多無辜的人。他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作家，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有著人性常有的弱點。他也說過許多違心的話，做過許多違心的事。人們並不是要苛求於他。但是，從歷史的嚴峻性上說，他今天的大紅大紫，應該是受之有愧的，也是絲毫沒有必要的。

如今的太高的禮遇，不是巴金的本意，更不是他的追求。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文化現象。

這種現象是本質是什麼呢？是一個人的榮辱起落，有一個異己的力量在擺佈，這管這種擺佈是否合理，是否符合民意。巴金的命運表明，那種異己的力量顯然是在表明，我可以輕而易舉地迫害你，羅織罪名打倒你，我也可以捧高你，一直捧到九宵雲裡。文化革命受迫害時，巴金想躲也躲不掉。同樣地，在一種異化力量的作用下，高帽子可以一頂一頂地戴到你的頭上，什麼人民作家啊，什麼作協名譽主席啊……推也推不掉，擋也擋不住。

這是一種中國特色的人文現象，人在中國的命運，完全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裡，完全不能由自己控制，也完全不是由人民決定。要批你就可以批你，要鬥你就可以鬥你，要抬舉你，你不想被抬舉，也必須被抬舉。真是如民謠所說的，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同樣的道理，也反映在對施蟄存、趙丹、宋慶齡等人的身上。論才華，論文學史上的地位，論學者風範，施蟄存是真正的大家，他也是一個百歲老人，在翻譯、在創作、在古典文學研究、在獨立人格的追求等方面，他都有獨到的貢獻。但是，他卻非常地寂寞。趙丹，粉碎四人幫後，雖然從牛棚裡解放了出來，但是，還是規定他不能參加演出。演出的權利和資格，都是由領導決定的。臨死時因為說了幾句真話：黨不必管得太多太死，古往今來的哪一部傑出作品，是在領導規定寫什麼怎麼寫的情況下創造出來的？他說的是真話，但是，被一個據說是總設計師的人大罵他放了一通屁。那位令人悲哀的孫中山夫人，臨死前在彌留之間，被批准參加中共。不知道她此時有無知覺，這是否是她當時真正的願望？這一類的強制，與在昏迷之間被強暴，本質上是一樣的。

一個垂垂老人，昏沉之中，臨死之前被批准入黨；一個垂垂老人，朦朧之年，意識模糊之時，被抬舉為人民作家，作協名譽主席。這樣做，對當局者是非常保險的。因為無論對他們怎樣，他們都只能默不作聲，不能表達自己的意願，不能作出任何主動的反應了。

巴金今日的大紅大紫，也反映了中國社會崇老思想的根深蒂固。中國是個農業社會，歷來崇尚經驗，崇尚老人，老人政治所以歷久不哀，這也許是中國民族性造成的一個結果。

巴金是要尊重的，也是要給予科學的評價的。但是，真正尊重他，倒不如實行他所想做的對民族有好處的事情。比如說，文革是中國的大恥辱，大劫難，巴金提出要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讓後人們世世代代記往前人的苦難，讓子孫們一代一代不忘歷史的教訓。真正尊重他，倒不如像巴金所希望的那樣，讓民眾可以自由地說真話，不要以言治罪。如果真是這樣做了，我覺得比花費許多錢財慶祝巴金誕辰要有價值得多，比抬出一頂一頂高帽子強戴巴金頭上要有意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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