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8日訊】美國傑出的政治學家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 1899-1973）認為，西方陷於現代性危機的主要原因，不是來自東方共產主義的威脅──盡管共產極權成為覆蓋半個世界的暴政；而是來自西方自身的內在的信仰危機：“西方，在其最高知識權威影響下，不再相信自己、自己的目的、自己的優越之處。”也就是相對主義的盛行。在國際政治層面，西方知識界不再相信自由民主具有普世的價值，而代之以與邪惡國家和平共處的現實主義。

施特勞斯一反西方知識界的左傾主流思潮，對政治理論中的“實證主義”和“相對主義”作出尖銳批評：相對主義的實際結果，不僅在於使西方容易受到外部攻擊，更包括西方內部的自由民主向隨意的或墨守成規的市儈作風退化──不再相信自由主義及其制度安排具有引領人類歷史發展的合理性。

從方法論的角度講，相對主義是愚民的現代蒙昧主義：

1，相對主義崇尚“價值中立”方法論，在社會科學中提出“事實與價值”分離，而在實際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價值中立”象“形而上學”本體論一樣，不過是方法論烏托邦，是思想史上假問題。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人群、社會，特別是涉及到對社會制度和歷史趨向的研究，完全沒有價值判斷是不可能的。一個真正的政治學家能夠在自由與奴役、民主與極權的優劣、在戰爭的正義與非正義、在倫理的善與惡等問題上……保持 “中立”嗎？如果“中立”，西方政治學中的“言論自由”、“憲政民主”等正面概念，“暴政”、“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等反面概念，就將失去理論意義。而事實上，這些具有明確價值指向的概念，在西方的政治學中被普遍接受，說明西方的政治學研究已經作出了價值判斷。相反，某些持有相對主義價值觀的著名左傾知識人對斯大林、毛澤東、霍梅尼的青睞，只能說明西方知識界在精神上的墮落。

2，相對主義的主要思想資源，在哲學上是尼採的“重估一切價值”，在科學上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但“重估”並不等於“泯滅”，“相對”並不等於“怎麼幹都行”一樣，特別是在自由與奴役的制度對峙上，只能堅持單一而完整的西方核心價值。因為，如果相對主義將自身的原則貫徹到底，就會走向自己的反面──使相對主義絕對化，不但泯滅了“事實與價值”之間的聯繫，而且否定了人類的共同價值和一個社會的基本公德，也就等於否定了人類在何為政治上的正義和非正義問題上形成基本共識的任何可能，甚至連“奴役邪惡”的制度常識都被相對掉了，人的行為和國家的行為便失去了共同的底線，機會主義和綏靖主義的大行其道的時代就將降臨，其現實結果必將是縱容邪惡政權的為所欲為。事實上，當愛因斯坦本人由對自然的研究轉向對社會的關注時，其價值選擇恰恰不是相對的，而是明確反對一切奴役制度和極權主義。

3，隨著現代科學的興盛、政教分離和基督教權威的邊緣化，科學主義崇拜逐漸成為西方精神的另一副毒藥，社會科學過於依賴自然科學方法，甚至淪為“實證主義”的奴僕。同時，科學主義也被無神論的極權政權所利用，淪為實施“信仰壟斷”和“精神迫害”的工具。雖然，自然科學方法在社會科學中的應用，對社會科學的研究會有所補益，其經驗觀察、試驗證實和量化標準，皆能增強社會科學的精確性和客觀性，然而，由於二者的研究對象──無倫理無精神的自然和有倫理有精神的人類──的不同，自然科學方法應用於社會科學必然有其界限，也就是人類倫理的界限。換言之，無視人與其他動物之間的根本區別，也就必然忽略科學方法應用於社會現象和人的倫理行為的界限。同時，迷信自然科學方法，必然會貶低大量非科學的人文知識，使那些對人類的公共生活和價值選擇具有關鍵性影響的人文遺產──神話、宗教、倫理、意識形態、甚至哲學──被排除在政治學之外，最終形成了“自然科學方法論拜物教”。

人類在科學上的進步，並不能自動轉化為倫理上社會上的進步，道德蒙昧主義會在每個時代復活，古代有神學迷信，啟蒙時代有理性迷信，現當代有科學迷信，而當代世界中最極端的“唯科學主義”，莫過於共產極權的無神論政權。神五上天和人權入獄，就是當代的科學進步和道德蒙昧主義之間的悖論的最新證明。

2004年1月6日於北京家中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批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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