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8日訊】年關到了。在万惡的舊社會，我們看過歌劇“白毛女”，就知道地主黃世仁如何向佃農楊白勞追債，楊白勞要大唱“難過腊月的鬼門關”，結果女儿喜儿被黃世仁霸占，他自己則服毒自殺。如今新社會，勞動人民當家作主，顛倒的歷史被顛倒過來，現在過年，是勞動人民向地主老財資本家追討欠債了。這就是新舊社會的根本差別。但是舊社會把人變成鬼，勞動人民創造財富卻被人追債；新社會把鬼變成人，同樣創造財富的勞動人民卻拿不到報酬，因為地主資本家有政府官員的支持。

因此新舊社會的差別又有多大？

如果翻閱最近的報刊，就會發現許多農村的民工為了赶回家過年，紛紛向雇用他們的地主資本家討債，也就是追討應該給他們的欠薪。他們不是通過法院追討，因為中國的法院還不是為勞動人民開的；但是他們有机會碰到包公式的青天大老爺，例如總理溫家寶，就可以幫他們討回欠薪；但是運气不好的，可能連命都送掉還拿不回本來應該屬於自己的錢財。

据官方新華社的報導，中國大陸目前拖欠工資現象比較普遍，而拖欠農村民工薪酬問題尤為突出。全國總工會的資料顯示，目前全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估計可能在人民幣1000億元左右。這一千億元意味著什麼？据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有關負責人表示，目前，全國職工約2.07億人，其中分布在各地的進城務工人員有9400万人。把外地民工數字放大到一億容易計算，則平均每個民工被拖欠約一千元。目前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河北、四川、黑龍江、吉林、遼宁九省農民的人年純收入不足二千元，陝西、宁夏、青海、云南、甘肅、貴州六省區的農民人年純收入不足一千五百元。我們就可以知道這一千元在他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嚴重威脅到他們的生存權，因此他們必然要運用各种手段追討欠薪，但是風險也很大。

哈爾濱市一批建筑民工勞碌了三年，工錢卻被一拖再拖，連回鄉的路費都沒有，只好在地盤度過一個又一個攝氏零下20度的冰冷寒夜。去年12月，他們向發展商追討工錢時竟遭持刀人士圍毆，帶頭追薪的民工徐殿彬被送到醫院時，臉上、身上滿是血水。經診斷，徐殿彬的頭部有多處傷口深達肌層，左腕有一處十厘米長的傷口。由於傷勢嚴重和失血過多，院方立即給他做了手術。但是他的手筋已被斬斷，連伸手要飯都不可能了。

就是天子腳下的北京城，也一樣有悲劇出現。今年一月二日上午，一名湖北籍民工到朝陽區一個建筑地盤追討工錢，中午時分該民工被發現墜樓死亡，這之前，他曾接到過威脅電話。

胡溫新政既然打出“新三民主義”的招牌，自然會關注這些事件，去年 12月《人民日報》就報導在廣東韶關市中級人民法院舉行的拖欠民工工錢兌現會上，國道323線乳源縣城段改建工程的民工，經過近10年的艱辛追討，在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廣東省省長黃華華等各級領導作出批示後終於從該市中級人民法院代院長傅作慶手中領到了首批被欠工錢29.3万元。總理、省長出馬才拿到積欠十年的29万元欠款，那麼一千億需要總理批多少次？

比較有效的辦法是如同去年九月初，深圳寶安區一家港資電子厂數百員工因追討欠薪而集體罷工抗議，并上街堵塞公路，造成交通一度阻滯，警方出動大批警力和保安到現場戒備，事件最終在當地勞動部門介入下，資方人員到現場承諾發放欠薪後和平解決。為了討回一年的血汗錢，去年12月中旬，深圳60多名外來工將他們的四個領班押上了南油大道，附近交通一度中斷約半小時。据帶頭做出此舉的工人稱，他們是在投訴無人處理的情況下才做出此舉的。這兩宗事件發生在廣東比較開放地區，所以被報導出來，其他山高皇帝遠的地方應該更多了。這种集體行動把事情鬧大，并且在傳媒配合報導下的辦法往往比較有效。

在“聚眾鬧事”之前，往往也有上訪，但是成效不大，還被阻止。例如江西省丰城市供電有限責任公司為阻止職工上訪，以維護穩定為由下發書面通知以扣薪罰款相威脅：“上訪一次罰款200元，上訪兩次罰款400元，上訪三次工資扣發”，這當然只能使矛盾進一步激化。還有些人則到天安門廣場表達他們的冤情，以便中央領導人注意，但是他們往往都被公安逮捕。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有些人就采取自焚或爆炸等極端手法。

去年12月9日建設部等六部委召開全國清理拖欠工程款電視電話會議，一些地區開始重視追討欠薪的問題，特別是年關將至，民工需要用這些錢買回鄉的車票，還要拿這些錢回家給家人過年。但是由於中共官場的腐敗和官僚主義，民工們別對這些有太高的期望，還得依靠自己的團結抗爭。

問題的根本在於制度，一党專政制度打出的“三個代表”旗號，促使官商進一步勾結，才出現這樣多的欠薪事件。但是更多有組織的抗爭行動，也在警告中共流氓特權腐敗集團，再不進行還政於民的改革，而縱容官商勾結、為非作歹，長期在地下躁動的熔岩遲早會爆發出來，老百姓的忍受到底是有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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