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7日訊】
臨近2003年歲末,《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呼吁領導干部要做講真話、講實話的表率。對此我心中有個問號。簡單地說,講真話、講實話首先需要相應的體制環境,如果講真話、實話動輒得咎,甚至大禍臨頭,那么誰還敢做傻瓜、做出頭鳥。這不僅有史為鑒,而且有現實為證——1957年講真話、實話的几乎都成了“右派”,不完全統計落入“陽謀”之网的至少有55万人;1959年,開國元勛彭德怀說真話、實話倒了大霉;“文革”期間說真話、實話的有几個曾逃脫入獄、流放、批斗等命運,人數何止千万,遇羅克、張志新、林昭等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即使“文革”之后,王申酉、李九蓮、武文俊也沒有幸免被虐殺的命運……血跡斑斑,史不絕書,無非是講了几句實話、真話。哪怕今天,山西青年李綠松還為此而被割去了寶貴的舌頭,至于像記者高勤榮這樣因為講真話、實話而身陷囹圄或遭遇种种迫害的更是家常便飯。人畢竟是血肉之軀,趨利避害,最低限度避免傷害乃是人的本能,沒有人可以要求別人舍棄生命、自由換取什么,那种烏托邦的狂熱吶喊早已被歷史無情地拋棄。既然體制環境不能保障講真話、講實話者最起碼的人身安全,又有几個人愿意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去講什么真話、實話呢?
其次,講真話、實話需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社會風气。古人所謂“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講究“有所為,有所不為”,乃至“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些箴言曾經是綿延几千年的价值標准、人格坐標,是浩然正气的之所在。時至今日早已被“富貴能淫,威武能屈,貧賤能移”的新价值觀成功地顛覆,華夏民族之所以能長存的精神命脈實際上已在根本上斷裂,苟全性命第一、發財第一、有奶便是娘已成為全社會普遍信逢的做人准則,什么道義、良知、人格統統都像垃圾一樣被紛紛拋棄,最正常不過的是非關系、黑白觀念都被打得粉碎,与普遍的造假、賣假甚至毒害生靈也在所不惜相比,說假話、空話又算得了什么。這是近几十年尤其是最近十多年來中國社會社會最大、也是最深刻的變化。一旦講真話、講實話能帶來好處,世人一定會趨之若騖。活的現實是講真話、實話不僅沒有好處,卻完全有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災禍,在這樣的世道,人們自然而然會把講真話、實話視為畏途。長此以往恐怕講真話、實話的功能都會喪失殆盡。
何況在官場這個染缸里提倡領導干部做講真話、實話的表率,那更是“蜀道難,難于上青天”。至死不悟的前安徽省副省長王怀忠在他落馬之前,一路綠燈,一年上一個台階靠的可不是講真話、講實話,而是講假話、講空話,他在官場上冉冉升起決不是一個偶然的。正因為他深諳官場之道、懂得中國的實際,他才能爬上封疆大吏的高位,搜刮如此巨額的不義之財。這只是一個小小的例子,在宦海沉浮中能浮起來的大抵都懂得假、大、空這一套,如想洁身自好,只能被排擠、淘汰出局,更遑論說真話、實話。有人說胡耀邦是天上的一片云,不是沒有道理的,在官場的污泥濁水中他居然常常講些真話、實話,那么直率無忌,那么富有孩子气,顯得那么不合時宜,他最后的遭遇几乎是必然的。一句話,要在官場提倡講真話、實話除非改變現行的政治游戲規則,包括明的和暗的,比如對權力的邊界進行明确的界定,對權力的產生、授予程序進行新的設置,對權力的監督方式進行變革等等,沒有這樣的改變,什么講真話、實話注定了只能是一篇寫在紙上的文章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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