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穎：弱勢人間：冒充記者的女清潔工

曾穎

更新 2004-01-05 1:06 PM 人氣 1

【大紀元1月5日訊】艷姐是下崗工人，在一次「再就業」公益活動中被招進報社當清潔工。她姓甚麼或究竟是叫燕姐還是嚴姐，沒人知道也沒有人有功夫去探究。在這家有300多名員工的城市晚報，除了那幾個常把玉照發表在報紙顯眼位置的體育、娛樂和氣象美眉記者之外，大多數人都默默無聞地勞作著，像一只只勤奮的工蟻。沒有哪只工蟻有興緻和時間去瞭解中一只工蟻。

雖然沒有人關注，她每天必須在上午和下午各打掃一次廁所，然後還要拖兩次樓道，除此之外，她還必須在編輯和記者工作之前抹乾淨他們的桌子和電腦鍵盤，並將桌下的垃圾帶走。這些工作相對於僅有1.58米的嬌小個頭來說確實顯得意沉重了些。而且，相對於她一個月300元的收入來說，則更顯得有些不近情理。但艷姐卻從未因此而懈怠。因為來報社之前，四十歲的她在勞務市場碰了太多壁，她說，300元雖然不多，但總能貼補兒子在學校裡的伙食費。像我們這樣的人，有個事做就知足了。我的好多同事，恨不能求別人來剝削自己呢。

正因為有如此的心理準備，艷姐的工作讓報社惟一一個關注她的人——行管科長點頭滿意，說請這一個清潔工比以往請兩個還管用。

艷姐雖然沒有因此而漲一分錢的工資，但有了這句表揚，她顯得很高興，她比原有的基礎上更認真更勤快也更歡快了。這讓那些每個月掙四五千元錢還愁眉苦臉的編輯記者感到不可理喻。

活兒再多也有做完的時候，做完活的時候是艷姐最難受的時候，她本可以坐下來看取之不竭的報紙，但總覺得不適合自己的身份。她曾經還帶過毛線偷偷的織，但在行管科長不經意的看到一次之後，便再沒織過了。

但就在這時候，艷姐找到一件事。確切地說，是事找到了她。

這是一個無聊的下午，艷姐像往常那樣做完了自己的工作，坐在辦公區門口與保安有一句沒一句地拉著家常。這時，從外面來了一個乞丐樣的年輕女子，她背著一個碩大的包裹。看樣子走了很遠的路，很疲憊的樣子。她幾乎是撲著進了報社的門，眼神極像急切衝進廟門的祥林嫂。不用說也知道，這又是一個心裏有冤屈的人，像她的許多同類那樣，在有關部門碰得沒轍之後，把最後一把希望押到新聞媒體。

如果這些可憐人所遇到的難事僅限於小孩走丟了或親人治病沒錢醫或考上大學沒錢讀之類或受到村支書以下級別官員的欺負或遭到三個門面以下的商家欺詐的話，大多數記者還是願意伸出援手的，因為這些都是不錯的新聞線索，把當事人往鏡頭前一拉，搞個聲淚俱下的特寫鏡頭，然後再寫一段讓人動容的文字，文章後面加個援助勢線之類，既助人又助己，其樂融融，皆大歡喜。

但事實上，找到報社來的大多數都不是幸運者，不是拿出幾斤重的上訪材料的老者就是十幾年前勝訴官司至今沒有執行的傷殘人士；要麼就是祖屋被強拆。用新聞業內人士的話說，這些都是「高壓線」人士，誰碰誰倒楣。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做出稿子大多發不出來。即便萬一中的萬一報出去了，也難保不是一個「慘勝」的結局。因此，每當遇上這類事，所有編輯記者都是避之猶恐不及的，一個個與來訪者的關係像同性的電子一樣，始終保持一段距離。心好的，大多裝著看看材料，送上一聲同情的歎息，然後自己忙自己的事，任來訪者在那裏自言自語。心狠點的，則直接叫保安。

那天那個青年女子恰屬後者，遇上的是報社無法幫她的事，保安是個鄉下後生，他讓女子進去，碰遍了所有部門，最後灰溜溜地回來。最後，他向那可憐女子提供了最後的幫助——給她一把椅子，讓眼看就要散了的她坐坐。

她就坐在艷姐身旁。

艷姐成為她惟一的聽從。

她講著，哭著。

艷姐聽著，也跟著抹淚。

那天，艷姐聽她講得聽得忘了下班，幾年裡第一次錯過給老公做晚飯的時間。那年輕女子走時，給她磕了頭，感謝她能聽聽自己心裏的憋屈。

自那以後，艷姐工作之餘就多了一些事——聽那些沒人接待的來訪者講自己的故事。在那些絕望的人們眼中，她畢竟是報社的一員，儘管她的工作與記者有天大的差距，但他們並不知道。

艷姐也知道這種差距，於是，努力想縮小它。起碼，在外形上也可以做這種嚐試。

人們發現艷姐突然愛打扮了。她破天荒買了女記者們愛穿的套裝，梳了女編輯常梳的髮型。她穿這身行頭掃廁所顯得物彆扭，如果不打掃清潔則確實有點像個新聞工作者了。

這樣，隔三岔五陪那些上訪客的，儼然是報社的一個工作人員了。艷姐依然聽他們講，並陪他們流淚。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為甚麼會這樣。

這種狀況被一位專寫臥底報導起家的副總發現。這位一貫從壞處著眼看人的領導恰好主管後勤工作。其時正值報社每年一次的整風活動，他覺得這個清潔工有冒充記者的嫌疑，而這背後，很可能還有甚麼不可告人的東西。

保安科和後勤科聯合調查，看艷姐是否冒充過記者？看她在這種冒充中撈取過何種樣的好處？她是否有向來訪者收取和意圖收取錢物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