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5日訊】政績合法性在當下中國的盛行，既源于黑箱制度對罪惡的全力掩蓋，也源于御用精英的生存方式的普遍犬儒化。

在現代憲政民主國家，評价政治合法性的標准，可以做到道与術之間的平衡，也就是基于“道義標准”的判斷与基于“政績標准”的判斷的基本一致。而在獨裁中國，道与術之間的秩序安排，表面上有所謂的“道統与法統”、“道与術”之分，儒家重道而法家重術，但在實際政治中，一直是“儒外法內”，即以統治之術是否有效代替為政之道是否有德，作為政治合法性的优先標准。無論借助于什么樣的手段，只要能達到“天下大治”（穩定第一），就是具有充足合法性的統治，全不管是恐怖統治下的被迫認同，還是自由選擇下的自愿認同。正是“道義認同”与“現實認同”之間的悖論，造成了政治合法性評价系統的混亂。道義合法性是基于普世公認的現代文明標准的評价體系，現實效率如何并不影響其評价在道義上的正當性，所謂“實現公正，哪怕天塌地陷”，是也；而政績合法性則是隨机應變的評价體系，完全基于對現實的收益与成本的功利性計算而得出的正當性，所謂“現實的就是合理的”，是也。

在二者之間出現根本沖突的情況下，對于獨裁政客而言，其取舍的机會主義并不為怪，但對于號稱堅持民間立場和學術獨立的知識分子而言，堅守道義原則理應是其不可逾越的底線，即便在為“效率优先”作辯護時，也不能在底線上踐踏“道義合法性”，否則的話，就与政客的机會主義毫無區別。遺憾的是，大陸知識界在對中共政權合法性進行評价之時，采取的正是“隨机應變”的机會主義立場，從而導致道義与現實之間的荒謬悖論：

一方面，在口頭上、書齋中、私下場合里，今日的大陸精英（包括党內理論家）大都認同基于自由主義价值的現代政治文明的道義標准，并從這种普世正義的角度來談論政治合法性，而很少有人公然宣稱堅守單一的政績標准，也就是在道義上擯棄“成王敗寇”的功利性評价。另一方面，在行動上、現實中、公開場合里，他們又大都認同中世紀的成王敗寇的功利標准，以“現實合理性”詆毀“道義正當性”。特別是一談到現行統治和選擇改革路徑的問題，政績標准便成為精英們的首選評价系統，并通過區別政體合法性和行政治理效率來為現行秩序辯護，所謂“政體缺德”而“治理有效”的怪論，已經成為依附性精英們的習慣性思路，所以才有“中國特殊論”和“后發成功論”。

以至于，這种由恐怖政治和利益至上的价值偏好所造就的犬儒態度，使國人的評价標准混亂到“極端清醒”的程度：有意識地交替運用自相矛盾的雙重標准——几乎無人在道義上褒獎現行制度，反而大都對之持批判和否定的態度；而在實際行為中，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爭相向現政權獻媚、讓步、妥協，盛贊經濟高增長和社會穩定。國人在兩种水火不容的評价標准之間的自如轉換，居然連一點點心理障礙都沒有，心安理得地“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落實到實際的個人利益就是兩頭占便宜。

如此悖論的典型例證，就是精英們所采取的內外有別的雙重標准，所謂“遠攻近交”，不僅是國人在國際關系中所遵循的縱橫術，也是國人在本國生存的處世術。他們將現代政治的普世合法性標准應用于對其他國家的政體及其政府行為的評价上，不僅以此標准來批評其他的獨裁國家和威權體制，而且對老牌自由國家也能“從雞蛋里挑出骨頭”，指責美國民主是被大財團操控的“金錢選舉”，抨擊布什政府的單邊主義行為沒有得到聯合國多數的授權，有違于“國際民主原則”，因而缺少合法性，是“國際性的專制霸權”；而在國內，他們對中共政權合法性的評价，卻很少從普世性的民主原則出發，而是從“秩序党”的權威主義出發，非但不對其罕見的獨裁霸權提出質疑，反而以政績合法性為獨裁霸權進行辯護。

再如，號稱中國著名大學的著名傳播學教授李希光，在美國訪問期間大講新聞自由，讓美國人听得非常受用；而在國內，這位李教授卻以專門“妖魔化美國”而著稱，享有“言論管制的衛道士”的臭名，是网民們最討厭的學者之一。還有那些號稱“海外赤子”的“海歸們”，拿著外國護照或綠卡回來愛國，大都是奔著這里的“一夜暴富”的誘惑而來，而口頭上又要高喊民族大義。因經濟犯罪而被判刑18年的富豪楊斌，在法庭上還痛哭流涕地聲言自己從小就多么愛國，并且質問法官說：難道深愛著母親的儿子犯了點錯誤，母親就不能原諒儿子嗎？

2003年1月4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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