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0日訊】
十、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爲何要把看上去明明是一場權力與政治的運動冠名以“文化大革命”之稱？我想那不僅只是因爲運動發端于文化領域，而是他搞那場運動的根本動機並非如後來主流觀點認定的那樣在於爭奪權力。對他而言，如同他在文革前就向劉少奇揚言的那樣，“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40」那可不是吹牛。僅爲重新控制權力他用不著搞一場勞民傷財的大革命，即使他那時被架空，他也有足夠的權威、手腕和冷酷去搞一場史達林式的大清洗，那對重新控制權力是足夠的，而且不必波及人民，可以避免社會動亂。我相信更吸引毛的是在另外的方面，即“觸及人們靈魂”、“改造人們世界觀”，“把全國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和實現“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從這個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的稱呼就容易理解，並且也就十分貼切了。

在他對文化大革命的整體構想中，“毛澤東思想”既是改造人民的思想指導，又是武裝群衆的思想武器，通過學習“毛澤東思想”，人民將變成無私新人，通過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人民將把官僚集團置於看管之下，防止他們搞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只有囊括這幾層關係的組合，才是毛對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設想所在，其他任何單一的強調都是不夠的。

今天，文化大革命的惡果已是衆所周知。但就毛當時的具體操作而言，氣魄之大和手筆之高都不能不令人驚歎。他明白，在權力體系和行政程式之內，搞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努力都會被官僚集團化解于無形。爲此，他必須首先超越官僚集團，並且打碎官僚體系。他靠什麽做到這一點呢？這時，他以往一直在有意積累的資源就顯露出作用了。 ——那就是個人迷信。

正如毛的批評者所指出的，毛喜歡並且鼓勵對他的個人迷信。然而那除了是一種不好的“作風”，我相信也屬於他深不見底的謀略之中一個部分。他十分清楚個人崇拜在政治鬥爭中能起到的作用，例如他在一九六五年對他的老朋友斯諾說：“赫魯雪夫先生的倒臺，大概就是因爲他完全沒有個人崇拜”「41」，因此他“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42」。文革期間，他又向斯諾進一步解釋了要搞個人崇拜的理由：“這是爲了反對劉少奇。過去是爲了反對蔣介石，後來是爲了反對劉少奇。他們樹立劉少奇、蔣介石，我們這邊也總要樹立一個人啊！”「43」

他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在他的鼓勵和中共黨內的迎合下，他被推捧到神的高位。當年上海的中共書記柯慶施如此宣稱：“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44」對毛來講，人民和黨對他保持迷信，就沒有人敢於和能夠進攻他。反過來，他卻可以把個人迷信作爲對付任何敵手的強大武器，即使整個官僚集團都和他作對，他也可以使用這種武器去動員群衆，把他們打的粉身碎骨。

文革之初的毛正是這樣做的。那時中共官僚集團重施“四清”時的手段，“轉移鬥爭大方向”，阻礙運動發展。而他採取的辦法就是直接登上天安門，向全國的“紅衛兵小將”揮舞紅星軍帽，以神諭方式授予年輕學生造官僚集團反的權力。上千萬狂熱追隨他並且“誓死捍衛”他的紅衛兵，只用短短幾個月就把龐大的官僚集團沖得七零八落，落花流水——足以證明個人迷信與群衆運動結合在一起的威力有多大。
　　
仔細回顧，當時被人認爲難以理喻的事，不乏毛的“高招”。例如似乎荒誕的“大串聯”，不惜物資停運，讓千萬紅衛兵全國各地任意遊走，食住行全部免費，在正常思維中只能視爲胡鬧。當時的周恩來擺出各種理由表示串聯給城市和交通造成的壓力太大，而毛卻毫不在意地告訴周這才是剛剛開始，他還要再接見成千上萬的紅衛兵。「 45」對毛而言，千萬初生牛犢般的紅衛兵放出去，目的就是打亂原有秩序。官僚集團對控制本地及本系統從來是強有力的，可以有效地阻隔毛的意圖下達或使其變味，但那些持有尚方寶劍且極其好鬥的外來造反者卻讓官僚們無法對付。紅衛兵所到之處，造反之火立刻熊熊燃燒。他們給當地人帶去榜樣和勇氣，把當權派打得威嚴全無。如果沒有紅衛兵大串聯的“煽風點火”，除了少數大城市，文化大革命很難在全中國發動起來。相比這個目的，生産停頓、物資停運一類的損失，對毛根本不值得一提。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是毛對文革過程的思路。林彪在六六年八月說的是：“要弄得翻天覆地，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攪大鬧，這半年就要鬧得資產階級睡不著覺，無產階級也睡不著覺。”「46」毛所要的“亂”是打碎舊的，而後再實現他的理想——即是“治”。爲了那種“治”，他不惜也不怕“天下大亂”，因爲對他而言，只要實現理想，犧牲再大也值得。鄧小平後來在嘲笑毛晚年自我矛盾時說：“毛主席……評價文化大革命，說三分錯誤、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這八個字和七分成績怎麽能聯繫起來呢？”「47」然而這種矛盾只是對鄧而言的矛盾，卻不是對毛而言的矛盾。如果真能實現毛對文革寄予的理想，即使再多幾次“打倒一切” 和“全面內戰”又能算得了什麽呢？也無非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毛之所以承認“三分錯誤”，只是因爲他那時已經無法回避革命結果與理想之間的距離遙遠。其實，所有自認爲代表絕對真理的理想主義者在這一點上都是一樣 ——只有他們的理想屬於至善，具有高於一切的價值，而給人民與社會所造成的浩劫，不會讓他們有任何動搖。
　　
概括毛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手去運動群衆，另一手搞群衆運動。他所希望的是最終形成這樣一個結構——高高在上的他提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指導思想，通過現代意識形態手段普及給下層群衆，轉變爲群衆的“思想武器”，再以群衆作爲他的思想運用者，按照他的理念對夾在他和人民之間的官僚集團進行批判、監督和制約，從而達到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和防止權力集團變質的雙重目的。
　　
十一、“大民主”
　　
毛要與群衆結盟，重要措施是給群衆以權利。他曾經這樣闡述他的“人民主權”思想：
　　
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理解爲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y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48」
　　
被概括爲“兩參一改三結合”——工人參加管理、幹部參加勞動；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幹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的“鞍鋼憲法”就是這一思想的典型體現。這一思想隨文化大革命到來轉變爲“大民主”，則是順理成章的。當時專門爲毛澤東主義進行注腳的林彪這樣解釋“大民主”：
　　
這種“大民主”，就是黨無所畏懼地讓廣大群衆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聯的形式，批評和監督党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各級領導人。同時，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49」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民主”的充分實踐。尤其在文革開始的最初兩年，中國大地到處造反、奪權、串聯、遊鬥當權派、成立團體和組織、自辦報紙電臺、撒傳單、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小人物一夜成爲明星、原來從不出遠門的青年免費闖蕩天南海北、各種規矩制度全部作廢、甚至可以真刀真槍地打內戰……除了攻擊毛和他身邊少數幾個人以外，其他政治自由幾乎無一不有，且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不過，那並不是真的自由。這一點可以比較一下“大民主”與民主之間的區別：民主沒有事先設置的框框，自由形成的民意是最終被接受的結果，然而民意的産生與實行過程則要遵循程式（法律）：“大民主”卻是沒有程式約束，並且有意去打破程式，任由群衆進行創造和發揮，然而必須囿於毛澤東主義的框架內，不允許任何逾越。所以，“大民主”下沒有真正的民意存在，只有毛的個人意志淩駕一切。這一點，曾任毛的“筆桿子”的陳伯達講得很清楚：
　　
在“大民主”的條件下，群衆的爭論和鬥爭一定會發展成爲科學真理——毛澤東思想。通過鬥爭與爭論，革命人民的思想就會與毛澤東思想融爲一體，毛澤東思想就能掌握群衆。在這種意義上，群衆將會實現自我教育和自我解放的目標。與此同時，毛澤東思想也將同革命人民有機地結合在一y起。……這就是“大民主”最偉大的意義。「50」
　　
在陳伯達的說法中，似乎群衆運動會自發地與“毛澤東思想”達到一致，實際顯然不是如此。那是由非常殘酷的專制手段保證的。所以，文革年代的“自由”只是體現在對程式的摧毀上，而專制則體現爲對思想的絕對主宰和不容異端。二者在那年代同時達到頂峰，但無疑專制是最基本的。只不過長期處於奴化狀態的群衆對思想壓迫往往不敏感，卻能從對程式與秩序的摧毀中體會解放的快意。一些人至今還對文化大革命保持懷念與讚美，往往就是出於這個原因。
　　
一方面，毛要用自身意志統治所有中國人的大腦；另一方面，他又處處表現出立足群衆。他告誡下級“要做群衆的小學生”「51」；他痛斥官僚“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衆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衆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52」；他提出“國家機關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聯繫群衆”「 53」，“最重要的監督就是來自於群衆的監督”「54」，“形勢大好的重要標誌，是人民群衆充分發動起來了”「 55」；他主張“讓群衆管理他們自己的事情”；他迷信群衆運動，宣稱“什麽工作都要搞群衆運動，沒有群衆運動是不行的”「56」。據研究者統計，從一九四九年他掌權到一九七六年他逝世，僅全國性的群衆運動就搞了七十多次，地方性的運動還要多十倍。「57」
　　
之所以毛澤東主義具有體系上的平衡，這也是其中一個因素。政治極權加經濟公有使社會成員生老病死皆在權力控制下。毛如何把這種無與倫比的專制與他代表人民利益的說法合理地聯繫一起並解釋呢？——就在於他賦予群衆崇高的地位，以及“大民主”的權利。一旦群衆真正能夠監督和制約當權者，能夠對當權者進行造反、奪權或更換，再高度的專制也是可以被平衡的。因爲儘管社會財産被統治者把持，但是在官僚集團嚴密管治人民的同時，人民也能對官僚集團進行反制以至將他們打倒，誰還能說社會財産不屬於人民而只屬於當權者呢？這樣一來，公有制看上去就名副其實了，政治上也就形成一個所有人（只有毛一人除外）都受到管治的結構。那種迴圈的相克構成了近乎奇妙的平衡。
　　
那樣一個結構對當時中國人是有相當說服力的，也吸引了世界形形色色左派的傾心。正如托克維爾所說平等狀態使專制更容易統治，當時的中國社會雖然充滿迫害，卻並非只有一部分人受迫害，另一方是迫害者。幾乎任何人，不管他處於什麽位置，那時都沒有絕對的特權和安全。苦難中的人民會因此得到安慰，環顧周圍，既無富人，“當官的”也只敢夾著尾巴逢迎群衆。不說別的，僅一個大字報就足以讓所有當權者膽戰心驚，何況“偉大領袖毛主席” 還鄭重宣佈：“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然要進行多次”「58」，並且給出了“七八年一次運動”的時間表，各級官員就更加時時處處如履薄冰。毛構建的那種平衡保證了那個年代的中國再亂也不至顛覆根本，而毛自己也始終受到多數中國民衆的衷心擁戴。
　　
不過，仔細考察毛所晝思夜想、真誠要爲之獻出一切的那個“人民”，其實只是他頭腦裏的一個概念和偶像。人民（乃至全人類）是一個最大概念，因此也最能感動狂妄的理想主義者。然而真正的人民從來不是概念，而是千千萬萬活生生的個人。大躍進餓死了上千萬的個人，毛只是輕描淡寫：“錯誤就是那麽一點，有什麽了不得。”「 59」他還說過這樣的話：“有人說中國人愛和平。我們說不對！我們中國人好鬥。依我們的意見，犧牲世界半數人口，消滅資本主義，換來社會主義……”「60」在這裏，願意爲“主義”犧牲半數的難道真是那些中國的父老妻兒嗎？顯然，“好鬥”的只是毛自己，而人民是實現他自我理想的工具。回顧歷史，他所做的一切事無一不是以犧牲無數個人爲代價。法國大革命那句名言——“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對他完全可以換成——“爲人民，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一旦超越毛自身的邏輯——關鍵是看到他的“人民”概念與個人的脫節，他的體系就失去平衡，成爲泥足而立不住腳了。

(未完待續)

二十世紀末寫於北京
　　
注釋：
「40」薄一波，安子文對劉少奇的兒子劉源所講，見《南方周末》，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41」《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一九二頁。
「42」同上。
「43」馮建輝，《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思想史”》，多維新聞網（//www.duoweinews.com/Nov 2922：56 ：501999）。
「44」《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五期，四十一頁。
「45」柳建輝，《周恩來限制“文化大革命”範圍的三次努力》，《中共中央黨校學報》1998年第1 期「46」《“文化大革命”發動之際》，《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6 期「47」《鄧小平文選》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10月版，第301 頁。
「48」《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3卷，253 ～254 頁。
「49」林彪，《在接見全國各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
「50」見《外國學者評毛澤東·第三卷》，中國工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二○○頁。
「51」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一九六七年九月。
「52」毛澤東，《在中囯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
「53」見《人民日報》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
「54」見《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
「55」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一九六七年九月。
「56」見《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57」理查德·馬德森，《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群衆動員》，見《外國學者評毛澤東·第四卷》，中國工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一頁。
「58」見《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59」見《黨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六期，四十一頁。
「60」丁抒，《人禍》。
　　
相關文獻：
傅國湧: 《大公報》三巨子——紀念《大公報》創立100周年
高華: 在“道”與“勢”之間：毛澤東爲發動延安整風運動所作的準備
南方周末記者: 彭德懷蒙冤前後的100天
宋永毅: The Role of Zhou Enl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A Contradictory Image from Diverse Sources
張元勳: 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最知情者的回憶

──轉自《博訊》www.peacehall.com(//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