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日訊】在自由社會，青少年往往以成為富翁、企業家為宏願，想成為政治家的少之又少。這是因為權利主義社會的政治已經理順了，成了總統、總理（總書記算不算大人物？）不等於就有了呼風喚雨的特異功能，連一個「北京地區」也支配不了。相反，一個權力主義的社會，政治必然無限擴張，社會的方方面面都被政治化了，人們被迫不得不首先關心政治，大大小小的政治家也就不勝其多，連山溝裡農民的思維模式都政治掛帥了。中國文革以後，應當說，用生產力標準、經濟建設為中心等等取代政治統帥一切、階級鬥爭為綱，是一個進步，民間的覺醒從厭惡極左極權到注重人權、公民權，更是改變泛政治化社會的重要進步。

　　但是，例如甘肅省剛剛對一位人士的判決書中，還充滿了「敵對分子」、「反動組織」、「反動言論」這樣的用語，就表明官方並沒有真正改變過去的政治習慣。實際上，權力主義的「穩定壓倒一切」與「一心一意搞建設，聚精會神謀發展」恰恰是有衝突的，表面上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是最大的政治」，並沒有改變「以維護傳統政治權力為中心」、「政治是最大的經濟」的內核。我這裡說的「政治是最大的經濟」首先是對現實的反映，加上問好，是對政治依然壓倒一切條件下能否搞好經濟建設的疑慮，同時也是對經濟、文化等等真正擺脫傳統權力的糾纏，表達一點願望。

　　中國要甚麼樣的政治

　　既然「政治掛帥」依然是中國不幸的現實，那麼，在中國，不是要不要政治、關心不關心政治、對政治有沒有興趣的問題，而是要甚麼樣的政治的問題。

　　不錯，政治是最大的經濟。實際上，政治不但是最大的經濟，而且還是最大的科技、教育、文化娛樂，等等等等——這是由共產黨的大一統政治習慣決定的，當然不是好事——成熟的成人社會政治不應當對非政治領域有如此大的控制、干擾與影響的。中國人的生活被共產黨弄得過於政治化了。

　　中國的經濟生活中真正煩人、折騰人的，無一不是來自糟糕的權力主義的政治干擾！今天的中國必須將反腐敗與維護人權聯繫起來，因為腐敗直接侵犯了人們的財產權。腐敗的根本原因在於權力壟斷，或者用官方報紙已經出現了的說法即「權力缺乏制約與監督」，腐敗蔓延，這說明人們的政治權利、公民權利，必定被嚴重侵害了。當然，腐敗也必定要侵害到人們的各種社會權利和文化權利。

　　無論在哪一個生活領域，只要有權力觸鬚的觸及，人們就不難看到那裏的一些侵權和腐敗現象。一個人首先是「投胎」、出世，而這就需要男女的婚姻，而要領到婚姻許可證就得應付腐敗，多者竟要花上幾千元棗這導致「非法婚姻」增多；生孩子呢？要有准生證，於是全國農村大多數落後地區賣起了准生證，收起了名義上的「超生費」實際上的「准生費」，而且是連白條也不給打的，有多少村、鄉幹部貪污了多少億「超生罰款」？看看全國每天不斷去北京上訪就知道了——這導致計劃生育國策的基本失敗，騙取國際社會的廉價誇讚無疑於縱容亂生育；到醫院呢，又得進貢醫生；出生後入托、入園，要應付亂收費和老師對平民父母出身的孩子們的歧視；帶孩子出去玩要被旅遊行業宰；上學了要受應試教育制度之苦；節日去公園因為門票等等被「宰」了，你還有真正的遊玩嗎？……直到死後的骨灰盒安葬、兒女們清明節來掃墓等等，可說是雖死而不寧。無論任何人，從出家門到回家，都可以在他進入的社會角落裡遇到腐敗。坐在家裏就無事了嗎？公安隨便進門把你打一頓，讓你掏出冤枉錢的事也會有；電費、水費亂收呢？（有線）電視、電話費呢？那污染的空氣呢？居室的終日不見陽光呢？噪音的干擾呢？……總之，無時無刻，無事無處都可能遭遇腐敗與侵權。高度統制的權力社會，腐敗像被污染了的空氣一樣。作為平民，在中國活完一生與歷險相若，不應當說是「倖存者」，到頭來是個「幸死者」真正是「死得其所」了。

　　無法按極權路數解決的問題

　　何清漣女士說到「貪瀆文化傳統」，我說現行政制是其集大成，不老老實實承認這一點，便不能心平氣和、不能良性互動、不能同舟共進。首先問清楚自己是不是腐敗分子，如果不是那麼不管自己處於何種地位都應該看到，諸如腐敗的政治、市場的扭曲、企業的空殼化，農民負擔、工人失業，金融的混亂、教育的落後、干群關係緊張、環境惡化……等等大且尖銳、深刻的矛盾，都無法按極權主義的路數解決。

　　1998年晚些時候，在學界口碑尚好的《財經》雜誌（證券市場週刊月末版）組織有關專家，進行了一次「關於中國改革前途的對話」。吳敬璉先生在對話會上指出，中國再回到計劃經濟的模式不大可能。但搞得不好會出現一個拉鋸戰的過程，可能會發展成類似東南亞國家的「裙帶資本主義」或者「親朋好友資本主義」。中國在這方面的苗頭已經相當明顯了。要避免「人治資本主義」的惡性發展，從經濟的角度講，就是要發展獨立的民間經濟和民間力量；從政治方面講就是要確立遊戲規則，實行法治。吳敬璉先生還說到，中國最大的危險主要在兩個方面，一個就是繼續搞計劃經濟，另外就是借改革之名掠奪大眾。這兩種力量互相以對方作為自己存在的依據。公眾看不明白，就容易發生搖擺。為此，當前還是應該做一些比較基礎的思想梳理和啟蒙工作。經濟學家汪丁丁也認為，改革的前20年迴避的許多核心和困難問題，現在再也無法迴避了。經濟學家應該把市場經濟最基本的道理反覆講，在實踐中講，讓大眾和官員明白市場經濟的基本原理，建立信心。他說，中國的改革需要一種持之以恆的思想力量，才可望走到它要去的地方。

　　「人治資本主義」不同於「新權威主義」（是兩碼事）。「新權威主義」必須具備四大基本面（不是技術面）：一是存在真正的廉政、勤政；二是集權機制具有行之有效自上而下的發現、甄別、任用德才兼備人才的功能；三是有真正的市場經濟因而充滿經濟的活力。吳敬璉先生說過：「市場經濟並不是完美無缺和無所不能的。應當說市場經濟是一種有很多缺點的經濟體制。然而與迄今為止人類已經試用過的一切其他體制相比較而言，它確是最好的」。四是人民有較高的文明修養（品德、科學文化素質），並且對「無權狀態」下的人生幸福感到相對滿足（像我們一些教授那樣）。以此觀之當世諸國，確實唯新加坡近之，但新加坡也開始了民主改革，其國民也在期求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權利空間」。而諸如香港警署、新加坡海關、菲律賓歲入局（短命）、駐韓美軍採購部等的廉政美談，畢竟只是一國（地區）的機構或部件而已，自然無以作為國家整體的證據。至於偌大中國大陸就別做此夢了。這里特別要轉告讀者的是，新加坡亞歐基金總幹事許通美先生，1998年曾特別指出，廢除「朋黨資本主義」，是亞洲金融危機留給我們的一大教訓。我不認為許先生的話與新加坡無關！

　　「腐敗是經濟發展的潤滑劑」

　　若干年來，中國的一些學者，有的還不斷做著「新權威主義」的奏折和幕議，有的還一直在強勢群體內推銷鼓噪著「腐敗是經濟發展的潤滑劑」（比起我前面說的「腐敗成了空氣」來，潤滑劑的馬屁拍得還不夠呀！）。其目的無非是通過其智力從權力和暴富者那裏討口「食客」飯吃。其心態無非是「管他娘的百姓，你們能撈就撈吧——只是千萬帶我一份。」鼓噪「新權威主義」、「腐敗潤滑論」的「學術流氓」們，無一不在私底下多少幹著些見不得人的勾當就是明證。

　　吳強、一杭兩位作者曾撰文指出：專制獨裁乃地區動亂的根源。在研究東亞金融危機的過程中，眾多專家學者指出，專制與腐敗乃是亞洲金融危機的禍首。何清漣女士曾就此撰文指出了「儒家資本主義神話的破產」；黃葦町先生則主要就韓國作了相關剖析；連典型的官方經濟學家厲以寧先生也承認「東亞金融危機的『根』在於泡沫加腐敗」。

　　1998年《中國國情國力》第2期刊文透露，一位「領導同志」在廣西考察時指出，亞洲金融危機，有三條教訓：第一條是經濟結構失誤，把錢全投在房地產，和我們1992、1993年教訓一樣的。投進去沒有市場就收不回來這個錢，壓在那個地方壓死了。搞房地產，不能把土地層層下放、工程層層轉包。這是很腐敗的一套，一定要把它割除。第二，亂借外債。本來法律規定的省級政府無權擔保外債，未經批准他卻擔保。我們不會保護這種非法貸款。第三，腐敗。裙帶關係、貪污受賄，包括韓國、日本，一樣的。日本那些高官，都是受過那些大銀行、大老闆的所謂過份招待，腐敗得很，所以最後總爆發。蘇哈托統治了35年，他也得垮臺。經濟垮了，老百姓民憤太大，他不垮能行嗎？……

　　其實蘇哈托時代的經濟倒還不斷增長著，經濟沒垮，老百姓民憤還照樣大！

　　有學者認為，中國首要的問題不是腐敗，而是例如機制變遷（如基礎的產權制度，諸如政府機關集體採購、公車集中制等的局部改良等等）。這與老百姓的說法不太一樣。1999年剛剛到來的時候，中國社會調查事務所（SSIC）就1999年百姓生活的熱點問題，在北京、上海、天津、廣州、重慶、武漢等地開展了專項調查，成功訪問了785位城市居民。

　　其實，歷年來的相關調查大概有上百次了，結果都基本相同；調查中「不關注」懲治腐敗的人數比例10億人中才有800萬，加上「不太關注」的也才2200萬，以總人口13億計的話，則為2860萬人，仍小於人們估算的受惠於腐敗的群體人數， 黃葦町先生在《失落的尊嚴──懲腐備忘錄》一書中提出，「只有腐敗能令我們亡黨亡國」。一些官員雖口頭上也懂得這樣講，但一到實際問題時，便又端出黨魁權閥架勢，似乎人權人士、道義人士才是亡黨亡國的罪人，說明內心並未有黃先生這樣的認識，或者雖嘴上知道有亡黨亡國之禍，也不惜站到腐敗一邊迫害正義人士。難怪人們議論說不反腐敗要亡國，真反腐敗就要失去傳統權力。

　　關於腐敗能否根除的問題，人們持有不同的看法。實際上這與對腐敗概念的理解相關。我認為，腐敗不僅是一種錢權交換或權力尋租，而且是一種制度性、體系性、群體性的政治現實。既然如此，現代憲政民主社會的實際表明，腐敗是完全可以控制住的，在「控制住」的意義上講，也就是可以根除的。南非行政管理學院那位名叫羅伯特．克利特加德的教授在其名為《控制腐敗》的書中，所持的「腐敗不能根除，只能控制」的觀點，沒有看到專制國家的「腐敗」與民主國家的「醜聞」的重大區別，是錯誤的。

　　浙江省溫嶺市檢察機關對1998年該市查辦的十件大案（罪犯涉案金額從幾萬到幾十、幾百、幾千萬不等，總罪額達2300萬元，人均100餘萬）剖析為四類：１以權「吞錢」；２以權「換錢」；３以權「調錢」；４以權「玩錢」。可見，腐敗是一個政治權力體系問題。腐敗與權力過於集中（直白說就是專制）是二而一的問題，專制是因，腐敗是果。如果說，腐敗不能控制住，就等於說專制無法制約住。幸虧，這已經被人類政治進步的現實否證了！

　　鐘國興先生講腐敗「導致經濟落後」、「導致經濟畸形」、「導致泡沫經濟」、「導致社會動盪」；何清漣女士將權力的壟斷稱作「政治之癌」！現在看來，大講經濟是最大的政治、市場經濟與中產階級的成長有利於遏制腐敗等等，都是一廂情願的經濟唯物主義的老調調，講政治的民主化改革是控制、遏制腐敗的根本才是唯一清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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