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9日訊】前段時間，中央電視台在黃金時段播出了一則關於電冰箱的廣告。畫面是一個溫馨的現代小家庭，男主人高聲喊：“我要自由！”于是，一台電冰箱凌空飛來，一家人從里面取出五花八門的食品和飲料，歡聲笑語，其樂融融。

這本來是一則創意和畫面都十分平庸的產品廣告，沒有想到卻引起了中宣部的注意。主管意識形態的有關人士尖銳地指出：“怎麼能夠公開喊要自由呢？作為黨的喉舌，你們宣傳的是什麼樣的思想？我們寧可少收入幾百萬，也不能夠播放這樣的廣告！”於是，中央電視台受到了嚴厲的指責，立刻將次廣告停播了。一位消息靈通的朋友打電話告訴我這件天方夜譚般的趣事。我打開電視看了大半個晚上，果然在原來那個時間段里，那則廣告不翼而飛了。

某些人為什麼如此懼怕“自由”這個詞呢？在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批判者創造出“自由化”這個奇怪的詞語，并在它的前面加上了“資產階級”的定語。而這種嚴重違反馬克思主義的提法，居然在一個號稱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思想的國度里流行起來，並進而成為殺人不見血的“血滴子”。誰一旦被戴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誰就立刻變成沒有人敢接近的“另類”（絕不是今天人人都在標榜的“另類”），幾乎就像艾滋病人一樣處處受到歧視。實際上，在馬克思偉大著作里，談及“自由”的地方比比皆是。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號召無產階級打破身上的鎖鏈，目的不就是為了獲得自由嗎？如果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詞語作語義分析，首先，“化”表示一種趨向、趨勢，也就是說正在朝著自由的方向發展變化，這難道不正是馬克思所希望發生的情況嗎？馬克思一生參与社會實踐、著書立說，不就是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嗎？“自由”不僅是資產階級所需要的，也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為什麼要把這樣美好的詞匯拱手奉獻給資產階級呢？我認為，“自由”是所有國度、所有種族的人都熱愛的一種生命的“基本元素”。“不自由，毋寧死”的呼喊響徹每一寸有生命呼吸的土地。從更加廣義的角度來看，不僅是人類，就是一些低等動物，它們也有著對自由最本能的渴望。沒有不熱愛天空的老鷹，沒有不熱愛海洋的鯨魚，也沒有不熱愛平原的獵豹。要飛翔，要游泳，要奔跑，這都是它們的天性使然。作為人類，當然還要求更高級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新聞出版的自由以及其他很多的自由。這是天經地義的，不容質疑也不容剝奪的。

那些人恐懼自由，聞自由而色變，根本的原因是對自己手中掌握的所謂“真理”感到心虛。因為一旦人民有了自由，能夠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言說、自由地寫作，他們所宣揚的“真理”立刻就會蛻去糖衣，變成赤裸裸的謊言。對於自由的本質，羅莎盧森堡在《俄國革命》一書中早就深刻地指出：“只給政府的擁護者以自由，只給一個黨的黨員（哪怕黨員的數目很多）以自由，這不是自由。自由始終只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從中央電視台“無心插柳”的遭遇和某些新聞檢察官病態的敏感中，我們可以對中國當前新聞出版自由的狀況作一個基本的評估。80年代以前的通過大規模政治運動來洗腦的老方式，已經讓位于90年代以來利用電視為代表的大眾傳媒來滲透元化思維的新方式。正如查爾斯瑞奇在《反對體制》一書中所談到的那樣：“通過控制通向媒介的通道，像電視這類大眾媒介大大降低了民眾思想交流的自由。”處於這樣艱難的環境下，一個對自由有著強烈的熱愛、並願意將擁有自由的快樂與所有同胞分享的知識分子，不得不回到俄羅斯大文豪車爾尼雪夫斯基當年所面對的問題那里——“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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