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7日訊】據亞洲時報曾慧燕1月27日報導/猴年伊始，照天干地支排列，2004年是甲申年。甲申年在香港重讀郭沫若60年前所撰的《甲申三百年祭》，頗有點鑑古知今的味道。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寫於1944年，說的是當時的300年前、明朝於甲申年滅亡的故事。明朝末年，崇禎帝治國有心無力，天災人禍接二連三，“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民不聊生的狀況也造就了李自成及其“規模宏大而經歷長久的農民革命”的誕生。郭沫若說的，正是李自成崛起、敗亡背後的因由。

郭沫若文中論到，李自成本來只是“高迎祥部下的一支別動隊而已”，他在初發難的十多年間時勝時敗，甚至數度試圖自盡。而促使他後來從此一帆風順，能夠陷北京、覆明室的，就是投靠其麾下的部將李岩。

李岩為李自成建言，勸其要管束部下以收拾人心，李自成聽信其言，“收拾人心”、“散財賑貧，發粟賑飢”；又明下軍令“不得藏白金，過城邑不得室處，妻子外不得攜他婦人，寢興悉用單布幕”。正正是這些嚴而律己的策略，令眾百姓“視賊如歸”，李自成才能節節勝利。

郭沫若認為，李自成最後為清兵勝之、使其“功敗垂成”，也是由於李岩對李自成的忠告不獲接納。李自成攻下北京，建立“大順”朝統治。李自成進京後，李岩上疏，要李自成嚴肅軍紀、用政略解決吳三桂的問題。

然而，李自成沒有聽進諫言，其部下牛金星“玉帶藍袍圓領，往來拜客”，忙於籌備登基大典，“太平宰相的風度儼然矣”；幾十萬大軍上至一品權將軍劉宗敏、下至小兵小卒屯於京城，搶掠民財，盡情享樂，使其軍紀大亂。最後李岩因牛金星向李自成下讒而被殺。

郭沫若認為，假使李岩的諫言被採納，先給吳三桂父子以高爵厚祿，而不是劉宗敏式的敲索綁票，三桂諒不至於“為紅顏”而“衝冠一怒”；即使要對吳三桂不客氣，也應由劉宗敏那樣的一等大將應該親領人馬去鎮守山海關，以防三桂的叛變和清朝的侵襲。然而事實卻恰得其反。防山海關的只有幾千人，龐大的人馬都在京城裡享樂。故此，從種族的立場上來說，崇禎帝和牛金星所犯的過失最大，他們都可以說是兩位種族的罪人。

李自成故事最大的教訓，在於其沒有管束部下牛金星、劉宗敏的胡作所非為；天下太平、大功告成的自滿情緒大膨脹，毫無居安思危的思想準備，過份陶醉致使其後來一旦面對攻擊即手忙腳亂、兵敗如山倒。

《甲申三百年祭》寫成於1944年，當時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有預兆，共產黨也預計自己能在國共內戰中勝利。該文寫成後，毛澤東大加讚揚，特別印製此文並稱“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換言之，就是要共產黨員莫要只顧沉醉在勝利中、急於分功，“太平宰相的風度儼然矣”。

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歸六年來，特首董建華的施政越見捉襟見肘，其中一處困難，即來自所謂“愛國人士”向其需索權力的壓力。甲申年讀《甲申三百年祭》，不難發現 360年前史實和現今狀況何其相似。可笑那些急於分享權力的人們對於自己行徑觸動民憤仍不知收歛，反而揚言要中央來“一管到底”，為他們撐腰。“歷史重複自己”一說，大概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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