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5日訊】(美國之音記者若思報導) 在最近的節目裡，我們探討了為什麼許多在為跨國公司進行生產的企業裡工作的中國工人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得不到保障。今天我們播送美國之音記者若思有關中國勞工問題報導的第三部份，談中國的勞動仲裁機構和官方工會為什麼大部份沒能起到保護工人權益的作用。

*勞動仲裁機構是“聾子的耳朵”*

中國有許多負責解決勞工問題的部門。在中央有勞動部，在地方上有勞動局和勞動仲裁委員會。在深圳和其他沿海地區，還有勞動監察大隊。這些專門解決勞工問題的部門有沒有為工人說話呢？《中國勞工通訊》駐歐洲代表蔡崇國說，這些機構的工作人員有些會替工人說話，解決一些實質性問題。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沒有站在工人一邊。蔡崇國解釋了其中的原因。他說：“或者是因為他們官僚主義，或者是因為他們對這些事情見多了，見怪不怪了，他們疲了，不認真去解決。工人是沒錢沒勢的人，很多是外地來的人。而那些勞動仲裁委員會的人，勞動局的人，他們是國家幹部，是公務員，他們的思想、習慣和利益跟工人沒有任何的聯繫。同時工人是單個的人，也對他們形成不了任何壓力。勞動部門的負責人不是通過選舉出來的，也沒有報刊輿論的監督。他們不是神仙。他們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了一兩年，兩三年，就疲了，對工人的要求很多就視而不見。”

*沒錢有理也難伸*

蔡崇國說，工資被拖欠，勞動條件太惡劣，勞動時間太長，對於這類情況工人本來是可以打官司的。可是按照中國法律，勞工糾紛要訴諸法律手段，必須首先通過勞動仲裁委員會解決。而勞動仲裁委員會如果不認真解決，工人甚至無法打官司。蔡崇國指出，同時，大部份民工也不懂得如何使用法律手段來保護自己。他說：“打官司必須請律師，很多外地的民工不認識當地的律師，而且請律師要很多的錢，民工甚至不知道律師這個行業是幹什麼的，不知道這個行業的存在。所以，不只是政府部門在幫助工人方面很有限，就是法律部門用法律手段來保護工人，這樣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中國勞工通訊》駐歐洲代表蔡崇國說，工人由於有後顧之憂，也不願意打官司。他說：“打了一個官司以後，工人往往在本地就站不住腳了。那些老闆都知道，這是一個愛鬧事的工人，是起訴過他的老闆的工人，其他老闆都不願意雇用他了。所以，一般工人也不願意走到這一步。”

*官方工會難替工人說話*

中華全國總工會是中國的官方工會。蔡崇國在接受採訪時，分析了這個官方工會不能保障工人權益的原因。他說：“這種官方的工會是中國長期計劃經濟的結果。這個工會的領導人都是政府任命的，這個工會在中央、省、市、縣層次的負責人都是公務員。不但不是選舉的，是上面指定的，而且他們不是來自於工人，而是來自於幹部。他們的經歷，他們的文化習慣，他們的思想和語言都是和工人格格不入的。”

蔡崇國說，盡管最近幾年，在企業層面上發生了很大變化，中華全國總工會在一些企業裡的負責人確實來自工人，但是，仍然有很多官方工會的負責人是政府、甚至是老闆任命的。這些工會的經費是政府、甚至是老闆撥的款，因此不可能替工人說話。同時，現在失業的問題越來越大，很多基層工會的負責人由於怕被解雇，也不願意跟老闆唱對台戲。

設在紐約的中國勞工觀察的執行主席李強長期研究中國的工會運動。李強說，中國一些個別工廠的工會是通過工人選舉產生的，然而即使是這樣的工會代表的仍然是資方的利益。他說：“據我目前的研究，我發現經過選舉的工會仍然不能代表工人的利益，完全沒有擺脫管理層的約束，先要維護資方的利益。這已經不是工會了。”

*工會地位非常尷尬*

《中國勞工通訊》駐歐洲代表蔡崇國說，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機關報《工人日報》經常刊登反映工人要求、保護工人權益的文章，但是由於體制問題，工會的地位目前非常尷尬。工會的各級負責人現在日子不好過，兩頭受氣。工人蔑視他們，罵他們是工賊，政府也壓制他們。

蔡崇國指出，在私有經濟越來越佔主導地位的體制裡，不允許工人組織起來成立自己的工會，工人的生活條件就會不斷惡化，工人階層的購買力也會越來越低。長此以往，將會影響經濟的發展。因此，允許工人自己組織工會，政府轉變角色，在勞資衝突中起中介作用，而不是站在資本家一邊，這是市場經濟和私有經濟佔主導地位的體制的一個必然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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