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編輯：

您好：

我是1988年從長春外語學院畢業的，本該早隨著國內的出國潮來到國外，可總感到中國入世後會有更多的機會。直到我到處碰壁，無論做什麼，都處處傷心之後，我才知道那裡是容不下善良和正義的。

偶然的機會我去「堂人街」拿回了《大紀元時報》，仔細閱讀後，我才知道原來不只我一人含淚離開了中國。在國內的時候，我也到處上訪過，那時感受了什麼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儘管那時我意識到了政府的腐敗，我仍然想親身體會他們究竟腐敗到什麼程度。
我是1988年畢業分配到瀋陽電業局的，並於同年結婚。結婚的第二年有了可愛的女兒。直到98年我提出離婚。他在調度所任工程師，我在分局辦公室，後調到局裡翻譯資料並參加全國電力系統教材的編寫工作。如果不是遇到他的領導張艾林，也許他不會那麼墮落；如果後來法官正義一點，他會懸崖勒馬。可是恰恰他們都是那麼貪。事情的起因是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到瀋陽市鐵西區法院提出離婚，因為他(盧繼峰)從1993年起開始因為能幫張艾林以買發票的形式套取現金而深得其重用，他有機會利用公款請客送禮之機貪污公款，公然在外養了兩個女人。在訴訟請求中，我只提出按照法律的規定，得到我應該得到的。然而，他買通了法官，威脅我說，如果寫上離婚的真正原因和不同意「離婚協議」上的內容，就別想離婚。我只好簽字同意。因為他擔心我揭發他貪污和追究我們的存款，也為了「合法」得到房子，就假意說孩子他來撫養，不用我管。我明知孩子歸他如同把孩子推進火坑，我寫信、打電話向新聞單位、婦聯、單位求救，答覆都是他們沒權干涉法律。可那是什麼法律呀！最終的結果，女兒給了他，由他媽帶著。從此的四年，我和女兒吃盡了苦頭。1998年離婚的頭4個月，他們家人不讓我見孩子，我打電話說去接孩子，他父親盧景蕙惡狠狠地說：就不讓你見，有能耐讓法院把孩子判給你！於是我找法院要求他們判盧家允許我看孩子。法院院長說：看孩子是你的權利，不用法院判。我找到婦聯，從區裡找到省裡，都說管不了；我打電話給報社，他們讓我寫一個詳細說明，結果一個月後見報，只是輕描淡寫地說：王女士因離婚要看孩子，對方不讓云云，結尾寫了句：這種情況很普遍，不知如何處理。

氣極之下，我決定到檢察院舉報他，他害怕了，不敢再阻止我接孩子。於是每個週末，不管颳風下雨、下雪，我一直接送女兒，每一次接她，我們娘倆都高興地擁抱在一起，每次送她，女兒總是找各種借口不回去。而每一次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為她洗澡，把所有的衣服全都換掉。看著她像個小蘿蔔頭的樣子，我不只哭了多少場。冬天地面冰雪很厚，打車又不好打，有時我騎摩托去接她，有時我們走3個小時回家。不知摔了多少回，懂事的女兒摔在地上還在說：媽媽：我沒事的，只要和你在一起，討飯我都願意。可是盧繼峰用貪污的錢給他弟弟買車開出租，離婚五年從沒接送過孩子。

可想而知，他們一家為了逼我無條件接回女兒是如何對待孩子的。為了保護孩子，我每週都把她接到我向單位借的房子（在「離婚協議」上，他竟然把這處房子算作我們的共有財產）過週末。後來，為了阻止他們對孩子的折磨，我和一位知情的、可憐我們母女並痛恨腐敗的老人向中國瀋陽和平區檢察院提交了「檢舉信」（揭發他們一夥人如何貪污公款、吃喝嫖賭的事實）。這樣做，他們一家有把柄在我的手上，就不敢再對孩子不好。可檢察院花了兩年多的時間「調查」此案，期間通風報信給他們，讓他們堵上財務漏洞；當我接到恐嚇電話去瀋陽市和平區檢察院反映情況時，負責此案的董明（女的）說：「難道你出門讓車壓死了，還賴人家害的？」，我氣憤極了，找到他們的張局長反映，他說：要相信我們，一定能處理好。

結果呢？檢察院說，他們不夠犯罪，頂多是犯錯誤，交給單位處理；我們追到瀋陽電業局，組織部的人說，檢察院已經處理了。後來根據知情人說：他花了100多萬平息了此事。由於害怕，他離開了瀋陽電業局。

從1999年到2003年，我們給多個單位寄去了「檢舉信」（紀委、人大、省檢察院、現任電業局局長和書記王恩志，甚至中央紀委負責人劉立英），並留下我們的真實姓名和聯繫電話，都沒任何回音。

我一氣之下，向原單位「瀋陽電業局」提出辭職，因為我知道：局長也是個貪污犯。他叫郭志貴，電業網站登了很多有關他腐敗的文章，後來他逃往南非，再聽不到下落。我不想在這樣骯髒的環境下工作。

結果我「逃」到了美國，我對朋友說：他們把我逼走了。在這裡我只是簡單寫了經過，在瀋陽的十年，充滿了眼淚和艱辛。不知有多少像我一樣的姐妹仍在受著煎熬，她們絕沒有我這麼幸運，可以逃到美國來。

還有誰對政府抱有幻想嗎？反正我已經沒有了。

我好想讓那些惡人受到應有的懲罰！我希望他（她）們不要在那個位置，製造更多的悲劇了！！

王春玲

2003年12月15日寫於費城(//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