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9日訊】”我早就對你說不要出國，這些年來，國內的朋友升官的升官，發財的發財，享福的享福，你看你，出國出的，老婆還是十幾年前的那一個。”

老張對我說的這句話，引起聚餐的老同事一陣哄堂大笑，經久不息。

確實，老張早就離了婚，如今單身，但據說身邊的女人如”過江之鯽”，他雖然沒有升官，但的確發了大財，他幾乎與我同時離開了那個清水衙門，我是”出海” （出國），他是”下海”（經商），當年同樣是這些老同事為我餞行時，老張曾經口氣酸酸地說：”以後老兄回國投資時，不要忘了給在苦海中撲騰的我扔個救生圈。”

也許當時他還不知道，不是所有出國的人都有財力回國投資。如今，他知道了這一點，而且還知道，多數回國探親的人，都無法像他這樣作東請客。

為了迎接多年不見的我，老張提前在北京最豪華的酒店訂了一個套間，當我在接近午飯時分找到他的房間時，我按了幾次門鈴，他才像毛澤東會見外賓那樣，穿著睡衣，睡眼惺忪地打開了門，據他說，他昨夜”玩得過於興奮了”。

待所有老同事聚齊，來到酒店宴會廳的包間時，才發現，我們七、八個人，在這間富麗堂皇的大包間中，圍坐在那個特大號圓形餐桌前，竟然顯得彼此遙遙相對﹔就連我們頭上的那只大吊燈，似乎也與圓形餐桌一樣大，虎視眈眈地俯視著我們。

侍者往來穿梭不斷，我們一邊剝著龍蝦，一邊聽著老張繪聲繪色地描述他的艷史，席間還不時有些來歷不明、操著外地口音的年輕女子進來，坐在老張身旁，東一言，西一語，打情罵俏，使我多少有些明白老張為什麼嘲笑像我這樣的海外歸客詞不達意，不解風情。

老張聽說我這次回來就是為了採訪”海歸派”，譏諷地說：”嗨，這些人，出海轉了一圈，什麼魚也沒打到，還暈了船，只好上岸。”

另一個世界

晚上寫稿寫得腹空，不想遠走，來到了我所在酒店附近的那條廉價餐館街。

這條狹窄、擁擠、骯髒的小胡同夾在京東金融區富麗堂皇的酒店和寫字樓之間，顯得很不協調。據說這條街很快也要被拆除了，但鱗次櫛比的小餐館卻似乎偏要在這有限的壽命中活個暢快：館館客滿。

我隨便選了一家小餐館。飯菜很便宜。端菜動作不太專業的女侍們都操四川口音，而且多數人年齡看上去只有十七、八歲。吃完飯，隨便與一個收錢的女侍聊了幾句，知道她來自鄉下，餐館包吃包住，月薪二、三百塊人民幣。

後來與一個過去的記者同事聊起此事，我問他二、三百塊錢在巨富雲集、消費高昂的京城怎麼活，他告訴我說，即使這樣，也比鄉下的生活好多了，因為包吃包住，消費又少，她們每月還能給家裡寄點兒錢呢。

“不過，不要誤解，”他強調說，”所謂包吃包住，就是吃點兒客人吃剩下的飯菜，晚上集體擠在餐館租的廉價房中，但她們每天工作的時間卻有十幾個小時。’包吃包住’等於把她們一天24小時都讓餐館包下來了。”

據他說，北京現在的低檔餐飲業基本上都讓外地人”收編”了，這類餐館有三低：飯價低，薪酬低，顧客階層低–其服務對象主要是北京的低收入階層和進京打工的外地民工。

他還說，雖然北京人瞧不起這些進京打工的外地人，但又的確離不開他們：廉價餐館為北京底層市民提供餐飲服務，建築民工一磚一瓦砌出了北京的瓊樓玉宇，外地”小姐”們則為京城”大款”們提供性服務。

貧富差距

這些年來，”貧富差距”在中國成了人們經常談論的話題，就連中國的官方傳媒也不忌諱談論這個問題。中國新聞社一篇相關報道的開篇語這樣寫道：”當城市的富豪們坐在飯店的包房裡吃著幾萬元一桌的佳肴時，中國西部深山裡的母親們也許還在為孩子的學習費用而發愁。”

這篇報道接著說：”中國的貧富差距到底嚴重到何種地步？據測算，中國目前擁有億萬富翁一千人，百萬富翁三百萬人。與此同時，中國還有近五千萬人沒有解決溫飽。”

亞洲銀行的一份報告說，中國最近幾年已減少了農村貧困人口。持續的經濟增長和以消除貧困為目標的政策的確立，已使農村貧困人口由1994年的8000萬下降到2001年的3000萬以下，大約佔農村人口的3%。

然而，一篇題為《中國貧困問題透視》的文章說，中國政府制定的貧困線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設立的，比每天一美元的國際標準低很多。這篇文章稱，2000年中國農村的貧困線標準是人均年收入625元，這意味著，一個處於貧困線附近的農民，每天的收入只有1.7元。

怪不得在北京廉價餐館打工的”四川妹”每月掙二、三百塊人民幣也不願意返鄉呢。

即使不談人口眾多的農村地區，中國城市的貧富差距也很驚人。在”2000北京經濟論壇”會上，北京市政府研究室的人士發言說，北京市最富裕的20%的人口的財富是最貧窮的20%人口的11倍，而發達國家的這一比例一般為六至七倍。

國際上對貧富差距的通用表示法是基尼系數。這個系數越大，表示社會的貧富差距越大。中國的基尼系數一九九一年為零點二八二，屬於較低水平。到二○○○年已達零點四五八，增長幅度較大，目前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

這一點也引起了中共各級幹部的擔憂。

中共中央黨校的”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對在該校學習的一百多名地廳級和縣處級幹部進行了問卷調查，在收回的問卷中，超過26%的受訪者認為，目前中國所面臨的最大社會問題是收入差距過大，然後才是失業、官員腐敗和地區發展差別。

仍然有人”出海”

中國新年即將來臨，我所在的BBC中文部同事聚餐倫敦唐人街，我提前一個小時從家裡出發，坐上了進城的火車。

我挑了一個座位坐下。對面的乘客一副東方人模樣，我試探著用英語問候：”你是中國人嗎？”

他倒乾脆：”你別整那洋玩藝兒了。我是東北人。”

我們聊了一路。他說，他是持旅遊簽證來英國的，但現在已經在英國”黑”了下來，在中餐館打工，包吃包住，每周140多塊英鎊，但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苦啊！”他撩起了袖子，”你看，這都是在廚房炒菜時濺起的油燙的。”

不知為什麼，我聯想起了在北京廉價餐館打工的”四川妹”，隨口說了句：”是啊，窮人在哪個國家都很苦。”

他眉毛一揚：”我在中國可不是窮人，我在中國做生意，可賺了大錢，那時我也是經常下館子，上歌廳，泡小姐，比在我如今打工的餐館中吃飯的那些鬼佬牛逼多了！”

“你在中國那麼風光，為什麼現在躲在這裡受洋罪呢？”我不解地問。

“嗨！說來話長，我的經歷完全可以寫一本書。”他嘆了口氣，”我在中國是曾經風光過，但也倒霉過，大起大落。一句話，在這裡是累身，在中國，不僅累身，而且累心。”

1月19日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