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6日訊】毛時代的普遍貧困和供給式票證經濟，金錢的作用固然不凸出，但政治權力卻是萬能的，表面上是按勞分配，實質上是按權力分配。由行政級別劃分構成的等級差序格局，在物質分配上就是按級別分配的特供製度，一切物質待遇都按照權力大小和職位高低來分配，事實上已經供養出一個新的特權階層。

首先，毛個人享受著帝王式的隨心所慾的生活，即便不提毛在中南海的糜爛私生活，僅就毛的行宮和稿費收入而言，就足以破除毛時代的廉潔平等的神話。毛活著的死後，他的行宮遍佈全國，修一座行宮的錢，供他每天山珍海味地一輩子，也綽綽有餘。僅在餓孚遍野的1960年，由陶鑄主持修建的湖南韶山滴水洞行宮，造價高達上億元，而毛只在1966年5月住過一次。

毛的稿費在他生前就累積高達三百多萬元，這在那個貧困的時代，無疑是天文數字的財富。另據媒體披露，毛的稿費在他死後的二十七年中又有大的增值，現在可以供毛家人分配的稿費已經高達幾億人民幣。這些稿費，大都是靠獨裁權力獲得的，在人口最多的中國，壟斷性的絕對權力使毛著的發行量成為世界之最，小小的紅寶書累積發行50億冊。文革中共有35枚毛像章問世，甚至用於製造飛機的上好鋁材難逃劫難。僅僅為了製造個人崇拜就如此揮霍，除了毛澤東之外，誰還有這樣的特權！

其次，毛時代已經有了一個人數極少的權貴階層——行政13級以上的高干階層。他們雖然人數最少，但權力最大，生活也最優越。在物質待遇上，如果說，高干之下的階層，除了工資差別之外，其他方面還沒有太大差別的話，那麼高干階層與其他階層的差別就遽然拉大。高干與平民之間的生活差異，就不僅是工資上的懸殊，更是福利待遇的巨大差異。權貴們通過強權式掠奪佔據了這個國家的最好資源，老毛和其他京城高官佔有了昔日的皇家宮殿和王府庭院，各地方官員也佔據著當地的最好住宅，每個城市都有所謂的高干區，那裏有別墅式洋房和特供商店，而平民卻只能在棚戶中過著吃不飽的日子；權貴家裏不僅享有公家配給的轎車、警衛、保姆、勤雜工等，家人也大都有名牌的自行車、手錶和照相機，享受特供高級煙酒和其他食品，還有專供他們看病的醫院，專供他們閱讀的內部書籍和資料，專供他們享受的電影院、舞廳等設施，而這些對普通百姓來說都是太奢侈的玩意。

票證供應所劃定的供給差別，幾乎覆蓋日常生活所有方面的差別供給，大多數日常用品的供給也都分為若乾等級。比如，在我講過的香煙等級之外，即便最普通的糧食供應，也被劃分為細糧和粗糧，細糧之中還有特級麵粉、高級麵粉和標準粉之分，權貴們吃的全是細糧，且是細糧中的特級或高級品種，而百姓家吃的大多數是粗糧，細糧只占每人的口糧供給中的三分之一，而且僅僅是細糧中最低等級的標準粉。

在我的記憶中，小時侯，我家每週只能吃一頓細糧飯食，對於孩子們來說，已經是莫大的享受了。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家吃的所謂「細糧」饅頭，大都是標準粉與粗糧面的混合，而很少有純細糧做的。而且，就是這種混合面饅頭也要每人定量，除了過年之外，一般情況下還填不飽肚子，只能用其他粗糧飯食彌補虧空。

這種按照權力的大小來劃分物質供給級別的制度，絕非1949年之後才有的，早在延安時期，中共已經推行物資供給上的差別待遇，飲食分為大灶、中灶和小灶，穿衣分為斜紋布、平布、土布，供高級幹部消遣的舞會也成為慣例，延安中央大禮堂的舞會有時通宵達旦。而死於毛式整風的王實味，其罪狀之一就是他批評「食分五等，衣著三色」的不平等，也就是以權力大小為標準的等級制。王實味指出：「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而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飯。」

進入改革時代的今日中國，雖然再無吃不飽之憂，也不再有粗細糧之分的窘迫，與毛時代形成鮮明對照，但物質供給的豐富，並沒有改變分配制度上的毛時代遺產——按權力分配。舉世公認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日益嚴重的兩級分化和貧富差別，皆與按權力分配的官本位制度密切相關。

無論是毛式不平等、還是鄧式不平等，中國式的不平等，在根本上絕非資源匱乏和人口過多所致，而是國民的權利匱乏的結果，是官權過大而民權過小的不平等。所以，還產於民的前提是還政於民，要想消除毛式不平等，絕非做大蛋糕就能解決，而必須進行還權利於民的政改。

2004年1月14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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