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5日訊】(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人物專訪欄目)聽眾朋友們,本台曾報導了一月九日清華學人褚彤，王為宇因修煉法輪功被北京朝陽區法院非法審判，對此事件我們曾採訪了法輪功全球營救委員會成員任占青女士。任女士的發言為我們揭開了在中國大陸發生的對法輪功的迫害運動中一個令人注目的被迫害群體－知識學人。今天我們再次請來了法輪功全球營救委員會日本分會成員肖新女士，就清華學人因修煉法輪功被審判這個話題談一談她的看法。
文萱: 肖女士您好,
肖新: 您好
文萱: 您是怎麼看待北京朝陽區法院審理清華學子褚彤和王為宇這件事呢?
肖新: 我想先從打電話這個經歷來談一談﹐那麼就是在1月9日之前﹐我知道這個消息之後﹐在前一天吧!我給了檢察院﹐就是跟這個案子相關的檢察院打的電話﹐當時聽說是1月9日在北京朝陽區法院公開審判褚彤和王為宇﹐那麼今天已經是1月11日了﹐我們最近得到的消息就是說1月9日這一天沒有按照原來預定在朝陽區人民法院來進行審判﹐而是秘密轉到另外一個法院﹐而當時在這個法院之前﹐聽說有大批的警察還有各方面的公安﹐在前面在阻止法輪功學員進去旁聽﹐所以說他根本不是一次公開的審判﹐而且地點也是臨時秘密更改的﹐那麼我們收到的消息就是說當時那天只有褚彤他家人參加審判﹐那麼其他譬如王為宇的家人都沒有這個機會參加。
可是在1月9日之前﹐我曾經給跟這個案件有關的檢察院有打過這個電話﹐就把這個案件跟他們詢問情況﹐當時接我電話也是這個檢察院的人員他就是說﹕你說這個情況我不太清楚﹐但是如果有的話你可能是從互聯網或者是說有誤傳的地方。他說﹐我所知道的中國司法的情況現在是非常公正的。那麼我想從剛才所說的審判的實際情況來講﹐他其實並不是像這位人員所說的是這麼一個狀況。當時我是跟這位回答我電話的這位司法人員我是這樣講的﹐我說﹐採用這個勞教制度來對待法輪功學員﹐迫使他們轉化﹐那麼這件事情從司法的角度來講﹐本身就是非法的﹐而且我所知道中國司法的狀況並不像您所說的已經可以保障公民的權利。
因為2000年2月份以後﹐我從中國回到日本以後﹐我因為修煉法輪功﹐我的名字被上了黑名單﹐那麼我就再也沒有機會回到中國﹐我也非常遺憾我沒有機會能夠親自用我的雙眼來確認您所說的中國的司法公正﹐那麼我對中國的司法﹐就是在迫害法輪功這件事情上﹐司法這個狀況還是停留在2000年2月之前我所了解的情況。那麼當時我是因為1999年12月我修煉法輪功以後﹐看到國家打壓法輪功﹐我覺得我有這個義務要把法輪功的真象說出來﹐那麼12月底我去了北京﹐我去上訪﹐結果在上訪的時候就被抓了﹐就被強行的送到北京的看守所﹐當時我是在那兒﹐當時叫做北京亞洲第一看守所﹐我是在那兒認識褚彤的﹐所以是這麼一個情況。
文萱﹕ 那您能談一談您對褚彤的印象嗎。
肖新﹕ 當時我進了看守所以後﹐我記得我一開始被關在二所﹐後來被調到八所﹐當時我的狀況也是挺消極的﹐就是感到周圍我目睹也聽說了很多在裡面發生對法輪功弟子的迫害﹐包括灌食這些狀況﹐那有一天我們八所就突然來了一個長得非常漂亮﹐眼睛非常大﹐我對她的印象到現在還是很清楚的﹐很漂亮的一位女性﹐她就是褚彤。我後來了解到她是清華大學的講師﹐因為10月15日﹐當時把法輪功定為邪教以後﹐褚彤她要為法輪功說一句真話﹐那麼當時她就是去了天安門﹐就是打了橫幅﹐為法輪功說話吧﹐後來因為這件事情﹐她是因為這個被關進來的。而且當時在1月份的時候﹐那們他們﹐包括她﹐另外的還有10幾個人﹐當時也是被非法審判的。我聽褚彤介紹他們當時被審判的情況﹐她的律師被要求不能對她做進行無罪的辯護﹐那麼其他的一些﹐律師是被法院指定的﹐也就是說律師為他們辯護的情況﹐完全是在被控制的這麼一個情況下的。當時的律師當他們了解到法輪功學員這個真實的情況以後﹐也是非常為法輪功學員鳴不平的﹐當時在法庭上﹐聽說律師當時也是對他們審判起訴的罪名提出了很多疑問﹐就包括他們在公訴人的那些描述上面﹐都是很混亂的。譬如說﹐一會兒是這個人她是穿這樣的衣服﹐一會又變成另一種衣服﹐所以說那個時候的描述﹐完全是很混亂的﹐所以律師也是對當時這些情況﹐作出一些反駁﹐但是法院當時根本不允許大法弟子在法庭上發言的﹐而且有一些家屬就是沒有通知的﹐所以說當時即使律師對公訴人這些描述作出了一些反駁﹐那麼還是完全根據法院原來的判斷﹐早就準備好審判的結果去進行審判﹐當時我是了解是這麼情況。那麼這一次是褚彤第二次被審判﹐我聽說她當時第一次是被判了一年半﹐出來以後﹐她曾經在明慧網上有登過一個把她在監獄當中所遭受的精神迫害﹐包括洗腦轉化的情況有揭示出來﹐那麼是因為這個原因她被綁架了﹐當時她是和她丈夫一起被綁架的﹐所以我了解的是這麼一個情況。
文萱﹕ 那麼您作為法輪功全球營救委員會日本分會成員﹐您們對於現在褚彤被審判這件事情﹐您們是否有一些營救的舉動呢?
肖新﹕ 其實就是說全球營救委員會是一個就是在海外成立的一個營救在中國大陸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的這麼一個人權組織﹐那麼總部是在美國﹐我們在日本也有分部。作為我個人來講﹐在我的正常工作和學習之餘﹐我參與營救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
其實一大部分來自於我在中國的這個經歷﹐就包括我和褚彤的認識吧!那麼我記得我從看守所出來以後﹐我又因為褚彤認識褚彤的丈夫﹐我記得在看守所的時候﹐褚彤跟我提的最多就是她的丈夫和她的孩子。她的丈夫也是清華大學畢業的﹐而且也在中國國內是一個高科技人員﹐那麼這一次他和褚彤是同時被綁架的﹐我相信原因也是因為他修煉法輪功﹐聽說他們的孩子剛剛才四歲吧﹐那麼在這樣一個小小年齡就同時失去了父母的關愛﹐褚彤她自己的父親也是修煉法輪功的﹐聽說她父親是中國航天部的﹐也是一個高級知識份子﹐因為修煉法輪功也曾經遭受過迫害。
我2001年新年前夕﹐非常巧的是說我是跟虞佳同時在天安門打出橫幅﹐為法輪功站出來說話的﹐我看見虞佳的時候她情緒是挺低落的﹐她低落的原因是因為她修煉法輪功﹐但是在這樣一個法輪功遭受到迫害的情況下﹐她為自己一直沒有勇氣站出來說話而感到非常消沉﹐當時就是我遇見她的時候﹐當她做出這樣的決定就是要在天安門站出來為法輪功說話的時候﹐就是我看見她整個人就是非常一個有勇氣的表現的。虞佳後來就被判了三年勞教﹐我就聽說當時他們就是為了逼迫她讓她寫保證﹐就抓起她不到三歲的女兒要往地上摔。虞佳她也是清華大學經濟學院的講師﹐那麼從我最初認識褚彤然後到虞佳再到褚彤的父親﹐就是這麼一個高級知識份子家庭﹐就是因為修煉法輪功﹐因為堅持說真話﹐堅持真善忍的信仰﹐遭到這樣的迫害﹐所以我覺得這真是說發生在中國這麼一個悲劇吧!
我記得在看守所的時候﹐我同時也認識了另外一位當時也是和褚彤去天安門打橫幅的一位錦州的學員她是叫王文君﹐當時我記的她真是非常健康的。在看守所的時候是沒有洗澡的條件的﹐當時一個房間也是關押非常多包括普通犯人連法輪功學員在內﹐本來標準一個房間不可以超出11個人﹐但是因為當時抓了大量法輪功學員﹐所以每個房間可能有的時候會關到20個人。所以就有的時候就是會有兩個星期會有一次洗澡﹐那麼就是作為法輪功學員我們一般也都是說要先考慮別人﹐那基本上就是先讓一般普通犯人他們先洗澡﹐那麼洗到最後﹐我們法輪功學員基本上都是涼水。當時我記得那時候在北京冬天天氣﹐看守所高牆有窗戶﹐窗戶24小時都是開著﹐所以冷風颼颼的灌進來﹐再加上涼水﹐我當時就洗了以後﹐晚上我就發高燒了﹐其他的他們都是非常健康的﹐我看王文君她真的是非常健康﹐從來就都不會說抱怨天氣冷啊﹐或者是怎麼樣的﹐但是就是2003年的時候﹐八月份我從網上看說7月22日正好是法輪功被迫害的第四個年頭﹐她因為在馬三家被關押所遭受長期迫害﹐那麼她死去了。所以說我在中國所遭受的這些﹐我所見証的這些﹐讓我覺得我有責任在回到日本以後﹐我要為這些﹐營救這些大陸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要作出自己應盡的一些努力吧。那麼具體我想的就是其實就是停止迫害﹐這些人迫害我覺得是在中國﹐如果法輪功的真象被民眾了解的話﹐那麼這場迫害會很快的結束﹐對於我們最終的我們呼籲得一些努力也是希望能夠讓在中國的民眾能了解這場迫害的實致﹐包括這場迫害的真象﹐所以我們基本上就是在海外把這個法輪功被迫害的真象﹐讓海外的政府了解﹐呼籲他們對中國迫害法輪功的事情進行關注﹐那麼具體這件事情的話我們就是向中國的檢察院也好﹐司法部門也好﹐打電話啊﹐寫信啊﹐在網上呼籲﹐希望讓他們能夠儘早的被釋放。
文萱: 那麼您剛才提到的這幾位法輪功學員,都是知識界的精英,那麼您對於中國現在對這些高級知識份子因為信仰而受到打壓,是如何看待的呢?
肖新: 我記得我剛剛讀了網上,就是以前是北大的研究生,也是一個北大的才女曾錚,她所寫個自傳體的長篇文學,叫做「靜水流深」,在這個裡面她就對在勞教所發生的肉體上摧殘,包括精神上的迫害,她有非常深刻的描述。我個人就覺得對於發生在中國大陸的這場對法輪功整體的迫害運動當中,就是一個非常應該引起我們大眾關注的一個團體知識界的精英,他們所遭受的迫害,那麼作於一個知識學人來講,就是團體也好,他們在社會上的定位是因為他們這種獨立的思想,這麼一種特殊的存在吧!那麼因為他們的思想,他們卻必須要遭受這種肉體的摧殘,迫使他們放棄他們那種思想的能力。所以我覺得作為整體來講,我覺得這是一種悲哀。我記得我在網上曾經看到過就是意見人士劉曉波他曾說過的,他為這個中國知識界整體對於迫害法輪功這件事情保持沉默這種態度感到悲哀,所以通過法輪功學員當中這些知識群體被迫害這件事情,我希望能夠引起社會整個關注,也希望中國知識界他們能夠站出來說句話,為這個停止迫害法輪功這麼一場浩劫站出來說一句話。
以上是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文萱來自日本東京的報導,感謝肖新女士，感謝聽眾朋友的收聽。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錄音整理)(//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