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3日訊】不久前，已離開政治舞台的龍應台在深圳說：“當1998年我答應馬英九進入政府的那一天，龍應台就不是知識分子了”。（《深圳商報》2003年12月27日）在她看來知識分子一定是站在權力的體制之外，和權力保持距離，對權力保持警惕，尤其重要的是對權力採取獨立批判的立場。

與之相反，2003年12月27日，被譽為“才子加流氓”的余秋雨在杭州說：“我現在是一個獨立知識分子”，“但做一個獨立知識分子并不是說要罵政府，我在海外演講時也說政府的好話，在哪里都說一樣的話，這取決於我的獨立思考。”（《都市快報》2003年12月31日）

余秋雨一面標榜自己是“知識分子”，而且是“獨立知識分子”，但他認為獨立知識分子是不需要對政府保持獨立批判的，在哪里都是“說政府的好話”，為政府唱贊歌、當說客，將“獨立”換成“依附”可能還要貼切一些。余某不以此為羞，反以此為榮，實在是不知道“廉恥”二字怎麼個寫法。以余為尺度，中國的“獨立知識分子”真是車載斗量、多如牛毛。而以龍應台的標準來衡量，放眼中國，恐怕也沒有幾個人當得起“知識分子”這個稱號。海峽彼岸的龍應台說：“進入政府就不是知識分子”，她不能既占有政府的權力，又同時扮演知識分子的角色，因為這兩者是不相容的。所以，她在台北市政府的三年受了無數的委屈，她也堅持不以知識分子的身份寫一個字。而在海峽此岸卻完全是另一種景觀，媚權、媚俗的余秋雨依然大有市場、風光無限，日夜夢想著“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的文人雅士遍地皆是，做幕僚、依附權勢向上爬是多少有學位、有學歷者的人生追求，在他們的辭典里什麼都有，惟獨缺少“獨立”一詞，更不用說獨立批判、獨立人格了。

余秋雨以“說政府的好話”為榮，并恬不知恥地標榜這是自己“獨立思考”的結果；龍應台卻明確表示“進入政府就不是知識分子”。這兩者的差距首先不是兩個文化名人之間的差距，而是兩種不同社會的差距。龍應台畢竟生活在一個自由、健康的社會，她擁有選擇的自由，說真話的自由，不需要言不由衷，不需要掩飾什麼，她進可以登上權力舞台，扮演官員角色，退可以做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對權力保持獨立的批評。以余秋雨的聰明、圓滑、世故，他未必不知道知識分子概念的真正內涵，他之所以堂而皇之地宣誓效忠，向權力大拋媚眼，無非是要保持現有的風光，并贏得更多、更大的利益。既然他的一切榮華富貴都是靠依附權力取得的，除了獻媚，他還能做什麼？余秋雨的可恥不是他一個人的可恥，是一個時代的可恥，不知道這樣可恥的時代何時才是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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