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祖國在我心中

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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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8日訊】祖國,這個溫馨神圣的字眼,從童年時代起,便在我心中深深扎下了根;祖國,這片生我養我的故土,她所給予我的一切正如母親所給予我的,我一時一刻也不敢忘記;祖國,這一充滿感情色彩的概念,對於身在海外的我們,更蘊含著熱辣而深沉的思戀。祖國,她的歷史、她的文化、乃至她所經受的苦難,永遠牽動著我的心弦。曾有過這樣的經歷:在許多個不眠之夜,靈魂的深處便會有一個聲音悄然呼喚著祖國。我知道,祖國,就在我心中。同時,与“愛國”相關的問題也會浮現在腦海中;究竟怎樣做、才是真正的“愛國”?

我是一個喜歡讀史的人,每當有所疑問,總喜歡到歷史中去尋找答案,先賢不是有“以史為鑒”的說法麼?相信這樣做不會有太大的偏差。我首先讀到戰國時代楚國大詩人屈原,沒有人否定他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他深愛著自己的國家,但是,由於耳聞目睹朝政腐敗而無能為力,最終投汨羅江自盡。扼腕嘆息之余,終不免覺得屈原的“愛國”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從道理上推論,屈原之所以自盡,無非是出於對楚怀王政權的絕望,也就是說這位偉大的詩人的“愛國”中很大一部分是“愛政府”,為一個自己明知道腐敗的政權付出自己的生命,這樣做是否值得?這實在是一個值得深刻反省的問題。

我又讀到二戰的那段歷史。對於地球村的居民來說,二戰實在是一個巨大的災難,而造成這場災難的元凶之一的希特勒,他所宣傳的也是“愛國”,只不過“愛國”在他這里變成了對“元首”的“無限忠誠”!19世紀俄國思想家赫爾岑在回憶錄《往事与隨想》中說:“在尼古拉的統治下,愛國主義成了某种皮鞭和警棍。”如果我們把這句話看作預言,那麼希特勒就是這預言的實現者,而且希特勒的飛机大炮所造成的危害絕對遠遠超過尼古拉的“皮鞭和警棍”。所以,不僅僅是我們,現在就是德國人,也很少有認同希特勒這种“愛國主義”的。

還記得小學時的《學生守則》,第一條就是“愛祖國、愛人民、擁護中國共產党”,到目前為止,自認為“愛祖國、愛人民”也是我的原則,而“擁護中國共產党”則“做得不夠好”。為什麼呢?因為“党”的所為實在不是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代表”,所宣傳的“自由、民主”也确實含有很多水分。文化名人林思云先生在《愛國的權利》一文中寫到:“什麼是權利?一個人可以自由選擇‘做’或者‘不做’某件事的時候,我們就說該人享有某种權利。比如一個人有贊美共產党的自由,也有不贊美共產党的自由,那麼該人就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如果一個人只有贊美共產党的自由,沒有不贊美共產党的自由,那麼該人就沒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在國內有沒有“不贊美共產党”的自由?作為中國人,我們心里是很清楚的。

一個人對祖國的愛,都是發自內心的。美國前總統里根在結束總統生涯的告別演說中,講到過一個小男孩給他寫信說:“我愛這個國家,是因為她有200多种冰激凌。”--可以說,冰激凌和政府几乎是沒有任何關系的,但誰又能否認這個小男孩對祖國的一片赤誠之心呢?也許有人會問:美國人愛國,或許是美國政府教育的好?事實正好相反,美國法律明文規定,禁止在歷史教科書中進行愛國主義和宗教信仰的教育。而返觀中國,愛國主義是一种灌輸,一种洗腦,几乎是一种強迫,官方開動所有的意識形態工具進行狂轟瀾炸,并且常常把“愛党”与“愛國”混為一談。試問:這樣的“愛國主義”又有几分是真實的呢?在中國政府的“教科書”中,不乏“反政府”的“愛國”先賢,但他們反的是其他政府,如清政府或北洋軍閥政府等,而反對共產党政府的愛國者則一個也沒有。如果生為美國人,那麼“反對共和党或民主党或其他任何一個執政党”和“愛國”可同時進行,而中國人,如果反對共產党,便沒有愛國的權利!

可是我依然愛我的祖國--中國,雖然她的首都因“舊城改造”終於完成了文化上的自殺;雖然她的長江三峽因“工程”而破坏了無數的古跡。祖國在我心中,她五千年的文明和十三億人民永遠在我心中。這些,是任何政党、任何政府、任何個人用任何手段也無法抹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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