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7日訊】六四事件，槍林彈雨，血雨腥風，在中國歷史上給普通人一個很深的錯覺，就是“亂”，然而對于一個真正用心于此的人，他會知道正是在這場槍林彈雨血雨腥風的沖突中，青年學生們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從根本上瓦解了人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使許多從前以為万世不移的觀念開始松動，并且脫落。這也正是后來江政權打擊經濟領域里的犯罪活動、從計划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得以順利進行的根本原因。然而江政權推行的所謂“穩定壓倒一切”的沒落方針卻生生的剝奪了青年學生們以鮮血和生命為中國歷史所作出的這一丰功偉績。正因這一沒落方針的推行，它的坑蒙拐騙掠奪學生鮮血以自肥的騙人之術竟造成了中國社會“借亂吃人文化”的泛濫。
一，“穩定壓倒一切”沒落方針的“借亂吃人”的欺騙性。
“穩定壓倒一切”沒落政策一方面動用強大的國家机器強調六四學生事件的災難性，夸大國家發展中“亂”的危害，將造成六四這場歷史災難的原因完全歸罪給青年學生，蒙騙國人只關注學生運動“亂”的表象，而忽視學生運動對促進人們觀念更新的實質作用，將青年學生以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新的改革契机与動力殘酷掠奪，据為己有，而使國人誤以為中國經濟改革能夠順利進行完全是党和政府的政策英明，完全是党和政府懲治動亂，整頓腐敗，推行改革的結果。一方面預設一個實際并不曾出現的“亂”，讓自己在國人感覺中處于劣勢，使他們感受到党和政府似乎的确已經國難當頭，身臨危厄，而為之心存哀怜，設身處地，共赴國難，從上一次災難中加深對所謂“動亂”的仇恨，同時使有志改革的人們面對其強力暗示的“迫不得已強制穩定”的國家机器的威脅產生將被鎮壓的恐懼，進而加強此一方針對人民的威嚇，奴化人民，扼殺和吞吃渴望推動政治改革的新生力量。“穩定壓倒一切”沒落方針的實質，就是借一個已經出現的“亂”，同時預設根本不曾出現的“亂”以達到“吃死人”，同時也“吃活人”的目的。正是這一沒落方針的推行，嚴重的影響了中國社會的文化心態，造成了中國社會“借亂吃人文化”的普遍泛濫。
二，中國理論界的“借亂吃人文化”
著名學者，《河殤》撰稿人之一謝選駿先生在其<蘇曉康真是《河殤》的“總撰稿人”嗎？(2)>一文中有一段話陳述過一個事實：‘王小東說他光榮地接受了“民族主義”稱號；我呢，當然可以對其抵抗所謂“主流知識份子”的勇气表示欽佩，但誰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自稱在“重重圍剿下至今仍舊十分艱難困苦”地對抗“中外權勢集團”，然而，證据呢？’謝選駿先生所提及的疑惑即為“借亂吃人文化”的一個典型例子。顯然，謝先生他從前的學界朋友，《河殤》當時的推崇者，現在大陸當紅學術名人王小東即是“借亂吃人文化”的一個成功典范。在這里，因為個人恩怨，現實窘境以及個人恩怨和現實窘境正造成的痛苦使這位當初面對中西差距民族文化深具理性与判斷力的文化精英在遭受王小東們為落實中共所謂“穩定壓倒一切”方針政策時不遺余力對如他一樣會造成社會所謂的“不穩定”——“動亂”因素進行聲討時似乎失去了判斷力，只感到了痛，而不知道痛的根源在哪里，造成他痛對王小東和整個中共政治有什么利，也忽略了王為什么會搬出一大攤“主流知識份子”“中外權勢集團”根本不存在的他的敵對勢力，以為這痛是屬于個人恩怨，只出在王本人，那些他所謂的敵對勢力應該与己無關，因而沒作深究。就其實這就是王以及如王之流人們的高招！這就是“穩定壓倒一切”“借亂吃人”蒙人方針有模學樣的翻版。就象江政權不再用文革的模式，直接喊出“打倒一切階級敵人”那种赤裸裸令人恐怖和憎惡的口號而改用極具欺騙性的“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來愚弄人們一樣，在中共及其政府漸趨失去民心，百姓漸知自己其實也有判斷是非曲直的權利的今天，如王一樣的人們他們深懂拿組織，拿党，拿緊緊跟隨“穩定壓倒一切”的英明政策指引，已經不可能再象過去毛澤東時代那樣為人們所艷羡，信服，也就是不再討好，甚至已經是一种不光彩了。而恰恰相反，由于中共政府的惡劣形象，以及社會發展已經不可能讓中共政府草菅人命，再如從前毛澤東時代那樣可以因對百姓“看不慣”而使其以“文字獄”獲罪，而造成中國社會百姓可以也逐漸形成一种普遍的逆反心理，那就是對“以大欺小”“以強欺弱”的不滿与反感，對“以小反大”“以弱制強”的同情，支持与認同。如王之流的人們深諳此道，或者是為了完滿政府的任務，或者是為了升官發財，或者是為了在自己的領域出人頭地，謀名求利，于是玩弄手法，如江氏“穩定壓倒一切”的吃人方針虛擬一個其實并不存在的“亂”以蒙騙國人的同情、信賴与認同爭取民心一樣，王也虛擬一個与自己勢不兩立的強大對手，并讓自己處于劣勢。顯然在中國社會今天真正可以讓人引為對手的只有已經完全敵對的兩大勢力，一是中共政治，一是反中共政治。而中共政治顯然是碰不得的，那正是他們要曲意迎合，緊緊跟隨，努力巴望著從那里取得官源，財源，名源之處，豈敢招惹！那么就吃定反中共政治！可是反中共政治，如六四受難勢力，法輪功勢力（或許法輪功本身只是修煉團體，在理念上并無反中共政治之意，但由于中共的迫害則使它在為捍衛自身權益的爭取過程中其行為也外化成了中共的反對勢力），他們已經是弱者，是中共政治下的“小”，是應該遭同情的角色，當然不可以直接上馬，提刀就戰，因為他們擁有強大的同情民心。而王之流知道在今天民心已經是不可輕易而違的，時局的變化讓他知道，他要成功，一方面要得長官——中共政治的認可，一方面也務必有民心認同。可是民心不是中共政治，有著強大的監控机制，不可欺。民心不過是一些閑言碎語，街談巷議，大家以口相傳而最終形成的良心，如果以訛傳訛，當然是可以騙的！于是擬出所謂“主流知識份子”“中外權勢集團”，而他根本不會告訴你所謂“主流知識份子”“中外權勢集團”到底在哪里，是哪一類人。就象我后文要提到的那中國詩壇目前紅得正在發紫似乎想要与北島在中國詩歌史上分庭抗禮的于堅大批中國詩壇的“詩歌體制”一樣，他根本不會告訴你他所說“詩歌體制”是什么（詩歌能有體制嗎？靠，想起來我就要罵，哄那些正捧著他的外行可以，能哄得了那些真正的詩歌內行？）。他這樣偷梁換柱，暗中轉換，于是把那些正遭受政治壓迫甚至放逐在現實生活中早已淪為弱者，而在他們那領域真正屬于良心与旗幟，但對于這個領域的現實來說他們早已經屬于被驅逐已不在場者的觀念和人們，將他們遭歧視受迫害不在場的現實剔去，只虛擬地保留他們曾經因為是良心与旗幟而得到人們的愛護，尊敬与支持的這一虛幻一面，且努力將這一面無限擴大，擴大到比他們當初曾在場時對這些目前努力扮演成弱者而本來亦即為腐朽沒落的觀念和人們构成的威脅与壓力更大的極至，而讓人們，那些圍觀的外行，容易欺騙的民心產生錯覺，真就以為這些虛擬者目前正遭受那些他們虛擬出來的而其實并不在場的觀念与人們的深重打壓与排斥，因而大言不慚將那些在那個領域真正屬于良心与旗幟而在現實政治環境中因遭歧視受迫害不在場已毫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的觀念与人們就這么在他們虛擬的騙局中一刀一刀，生吞活剝，填進了他們的腸胃，為中共及其政府所謂“穩定壓倒一切”方針在其領域消滅“不穩定”的“亂源”，爭得頭功，進而養肥了他們的名利、地位。
二，中國文藝界的“借亂吃人文化”
既然是“泛濫”，當然不會是個別現象。在此之前我用了兩年多的時間与當今中國詩壇偏安、萎靡、墮落、腐敗的詩風作了不屈不撓的決斗，其影響之大絕不低于當年北島們的“朦朧詩派”，至今這一“余毒”仍在大陸蔓延，中國詩壇正掀起的對北島們的所謂反思就是沿于我直面現實痛批時政震撼了中國詩壇，而詩風之犀利詩量之龐雜与當年北島朦朧詩派的倡導与反叛几近類似而引起的；現在正如火如荼在大陸詩壇上演著的“垃圾派”也正是我、劉歌等与于堅、伊砂、沈浩波之輩發生“靈肉之爭”時“老頭子”等几個人截取中間，打出所謂“向下，還原，非靈非肉”口號贏得了一幫不愿意墮落而又害怕恐怖的詩人的心而在當下的產物。于堅現在是中國詩壇的大紅人。寫到這，我忽然想起民運人士之中也与詩有聯系甚至因詩起家的紅人貝岭，雖然說見怪不怪，但還是有必要一說。我不知道民運，即反共勢力（此指意識形態）中的紅人怎么會對中國詩壇，即當今中國政治現實中不可能不屈從中共意識形態而生的詩壇紅人稱道贊許？要知道詩歌是所有體現意識形態的藝術中最直接最深刻最具表現力的方式。如果說意識形態是由許多器官組成的人體，那么詩歌就是這人體的嘴巴，其聲音就是作為人體的意識形態的想法。一個反共的意識形態，一個趨共的意識形態，如此針鋒相對的兩張嘴巴，居然在吵架時，民運的一方代表貝岭（請不要反對這代表一說，貝岭曾多次公開說自己不是一個民運人士，也不喜歡民運。這不是我一個人的言論，見曹長青《有尊嚴的回家》，文中也拿事實批駁了貝岭吃奶不認娘的言論）竟稱贊對方是自己的同路人，認同他的偽“民間寫作”是真“民間”，承認對方高唱的反“詩歌體制”是在反中共政治的“詩歌體制”（見貝岭《中國地下詩歌狀態檢索》www.ilc.cuhk.edu.hk/chinese/poetry010109.htm）。在中共現實政治之下不要說他正紅得似乎要發紫，如果說是真“民間”，是在反中共所規定的“詩歌體制”，他能生存，能頻頻見于中國官方媒體嗎？不然，為什么我在那里竟沒有立足之地而他能？貝岭的言論是可笑的！不，是可悲！是民運的可悲！別人拿著刀子直掏他的心臟，他竟然在歡呼“做得好！你是對的！”沒有其他原因可以解釋，只有一點，就是同于堅一樣，貝岭也一樣在欺世盜譽，于堅是努力在讀者面前隱瞞自己的身份為中共作說客，以爭得話語權，謀名求利，而貝岭則是暗中將自己可怜的民運身份出賣換以得眾人的喝采而沽名釣譽！老實說我一直都覺得海外民運之所以會落到今天這种爹不要娘不管爺爺奶奶用腳拋的局面其中很重要一個原因就是這种為了個人的一己之私吃里爬外的行為出現的頻率太多造成的。且看于堅到底是真“民間”還是假“民間”，是反倡導民主之“詩歌體制”，還是反中共之“詩歌體制”？我曾在發表于大陸《他們》詩刊的《是語言創造了什么還是創造了語言的什么》一文中曾作過批判：在于堅<談詩論道>中有下面這樣兩段文字耐人尋味：‘為什么二十世紀的寫作傳統崇尚虛构？我發現，中國很少有盧梭、普魯斯特式的自供狀式的寫作。昨天看鳳凰電視台鄭也夫教授講“中國的信任危机”，其中說到五十年代以來的“殺熟”現象，就是檢舉揭發的對象都是熟人親人。因為生人的事情不知道，沒有把柄，捏著的把柄都是熟人的。我由此想到，人們為了在無休無止的政治運動中逃避災禍，已經習慣于根据意識形態的要求虛构自己的生活。如果生活的安全感只是來自對生活本身的隱喻、升華、依据既定的意識形態原則去粗存精的虛构、高雅化；那么堅持真相，堅持事物本身，就意味著不祥；因為作家不敢信任生活本身，它隨時會成為大禍臨頭的把柄。‘“站在虛构的一邊”可以天馬行空，不負責任，在形而上的精神王國玩弄語言游戲，自我戲劇化，令人景仰的烏托邦气息，超越于芸芸眾生，“比你較為神圣”。“回到事物本身”其實是一种危險的寫作，它是我們時代生活狀態的語言證据。試想盧梭如果生活在文革時代，《忏悔錄》不正是最好的定罪材料么？殺熟都找不到門，自己倒統統供出來了。如果一個民族沒有一個最起碼的道德和良知的底線，這個底線是超越所謂“階級路線”的，古代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而是跟著此一時彼一時的“大義”去“滅親”，那么人和人就永遠無法彼此信任，任何關系只是積累“把柄”而已。人与人之間的任何關系都是虛构的、暫時的，只是攻守同盟，遲早有一天要被揭發的。“回到事物本身”乃是一种危險的寫作，因為換一個角度看，它就是“把柄”。“站在虛构的一邊”則比較安全，因為無跡可尋。’
在上面兩段文字中，于堅努力要將膚淺的，浮在精神世界之外，執迷于事物表面的寫作，也就是他極力為之辯護的所謂“回到事物本身”的寫作上升到精神層面，似乎這种寫作是在一個民族的道德与良知中想要或者可以揭示什么，似乎它冒著嚴重風險在闖入一個不被現實世界所允許而卻是人們所極力渴望心向往之的崇高的精神禁區，在為人們帶來人与人之間的信任也罷，安心也罷總之對于我們是屬于祥和類的精神世界的美好東西。但他怎么上升也沒上升上去(怎么可能上升上去？那里沒有，也不可能有。如何上升上去？)，而是以虛擬和預設，把這個現今現實溫床內的快活寶寶放置到文革時期或無休無止的政治運動人人自危的場景之中讓它在他自己一廂情愿想象的虛构中，欺騙讀者，讓讀者跟隨他的引導，去誤以為它可能會遭受危險和磨難，而使人們對他的所謂‘“回到事物本身”乃是一种危險的寫作’的觀念產生認同。這實在是苦心孤詣，曲意拔高，為“肉體性”“口感性”“回到事物本身”的寫作強加上“悲壯”“崇高”“英雄主義”的色彩！因為就其實，這种膚淺的，隨心所欲，不負責任的寫作在現實政治的慫恿下正快活得悠游自在，如沐春風，万花盛開。于堅之所以要如此這般，是因為在他心中很清楚，真正的詩歌總是充滿著冒險和悲壯，充滿著苦難和辛酸，他為這种在現實世界正悠游自在，如沐春風，不負責任的寫作虛擬這些冒險和悲壯，苦難和辛酸，就是為了博得人們的同情，崇敬和掌聲，進而使這种雖然正悠游自在，如沐春風，但因為膚淺，隨心所欲，不負責任而并沒被世人全面認同，甚至仍在遭受抨擊的寫作能夠獲得人們的首肯与承認，從而擠下徐志摩，艾青，北島的傳統，而真正坐上正統的位置！切，如果我這時對他說：“這是妄想！”絕不為過。另外于堅在文中提到“安全感”，他說“如果生活的安全感只是來自對生活本身的隱喻、升華、依据既定的意識形態原則去粗存精的虛构、高雅化；那么堅持真相，堅持事物本身，就意味著不祥；因為作家不敢信任生活本身，它隨時會成為大禍臨頭的把柄。”顯然于堅將普通的生活的“安全感”与宗教式的精神的“安全感”混為一談了。“對生活本身的隱喻、升華、依据既定的意識形態原則去粗存精的虛构、高雅化”，這應該是在談精神的宗教式的“安全感”，而不是他所指的“生活的安全感”。“生活的安全感”應該是指對現實世界順境和逆境所產生的危險和平安感，既然這里談的是詩，是意識形態，是形而上，就應該屬于“精神”的“安全感”。而“精神的安全感”就應該來自“堅持真相，堅持事物本身”，所謂“宁死不屈”，“大義凜然”就因為人們“堅持真相，堅持事物本身”，相信著他們認為自己應該相信的理念也罷，教義也罷，信仰也罷這些精神世界的事物。在“現實生活”与“精神世界”相沖突時，“精神的安全感”与“生活的安全感”其顯現應該正好狀態相反。我就想到我曾寫過<死--告訴丑惡的世界>
即使你斬斷我的喉管
死
對于我
依然會是一种食物
你想讓我對著你啼哭
想讓我朝你淚如雨注
你錯了，真的錯了
我會讓這死
在腸胃里翻覆
在咀嚼后變成一攤肥沃
在你期待看到的枯荒處
我要讓他在枯枝之上長出花束
告訴你吧
對于一個
象我一樣的人
恐懼虛
遠胜于恐懼實
恐懼生
遠胜于恐懼死
生存對你是他的殘忍
死亡對他是你的無能
我相信一個真正的詩人在他面對精神世界真正屬于他相信的事物時，應該是這樣子的，而且只有這樣子才能讓他獲得“精神世界”的“安全感”。而不是于堅所說的“那么堅持真相，堅持事物本身，就意味著不祥；因為作家不敢信任生活本身，它隨時會成為大禍臨頭的把柄。”當然“詩人”是“人”，他不會不具有“人”的一面，當“堅持真相，堅持事物本身”時，感到“意味著不祥”，這不是他“詩人”的一面而是“人”的一面。于堅對此混為一談，要么是自己無知，要么是為所謂“回到事物本身”的寫作渲染一种“別人不能他們能”的大無畏的英雄主義色彩。在這里我必須強調，在“人”和“詩人”之間我的心態是平和的，并去強要求什么而去走極端，也就是應該面對的時候，我會堅持，會面對，在不必面對堅持時我也會不面對不堅持，而不會象海子，因為堅持而放棄生命。但是于堅既然是在談“寫作”，談“詩人”，他就應該誠實的面對這些真正屬于“寫作”“詩人”的問題，而不應該一方面在談“寫作”“詩人”，一方面又是故意偷梁換柱以普通人的眼光蒙騙人。其實質是為了招搖撞騙，蒙哄過關，讓所謂“回到事物本身的寫作”在世人心中取得合理的通行證，讓逼逼鳥鳥殺人搶劫暢通無阻霸占詩壇市場。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于堅所極力反抗的所謂“詩歌體制”即是他所說的“對生活本身的隱喻、升華、依据既定的意識形態原則去粗存精的虛构、高雅化”，也就是他極力為之辯護与倡導而在現今大陸詩壇暢行無阻盛極一時的所謂“肉體性”“口感性”“回到事物本身”的寫作的反面——升華精神境界提高人對自身認識的寫作。這种寫作在當年詩壇就是以北島為代表的朦朧詩派，而北島的朦朧詩派不說是如我現在的寫作是直指中國現行政權，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對當時的政治有過鞭撻，正是這一鞭撻才有了人們的對“人”的覺醒，才間接為后來的六四學生運動准備了合适的思想根源。現在于堅把自己扮演成在沖擊所謂“詩歌體制”的弱者在極力對抗中國的詩歌傳統，顯然跟王小東在中國理論界對抗以《河殤》作者蘇曉康、謝選駿為代表的西化思潮是同出一轍，一脈相承！就其實，他們是弱者嗎？恰恰相反，他們是中共江氏“穩定壓倒一切”政策豢養下在各領域有模學樣欺世盜譽極力复辟的“吃人”打手！他是企圖以他所倡導的“肉體性”“口感性”“回到事物本身”的寫作淹滅人們對精神世界的認識与追求，麻木世人，將讀者推向只專注人動物性的一面！
四，“穩定壓倒一切”沒落方針造成的“借亂吃人文化”在中國社會各階層各領域的泛濫
請看國內著名民運人士劉曉波2003年8月7日在〈大紀元時報〉所發表的〈大陸警察的另一面〉一文，其中寫到：
‘他們不再相信自己執行的鎮壓命令的道義正當性，也知道自己的社會角色讓百姓反感，在不得不執行一些鎮壓的命令時，不再講革命的大道理和唱意識形態高調，更不想靠強硬的恫嚇來改變被管制者的思想，而是以威懾、說服、感化和收買的多管齊下。
‘首先，動用所有執法者慣用的威懾策略，而且為了降低威懾的猙獰面目，他們不會用直截了當地威脅語气說話，而是經常做出朋友式的關心姿態，他們會說”我們打交道已經很長時間了，彼此有了了解，甚至可以稱為朋友。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認，反正我是把你當作朋友。對你說的都是心里話，就是希望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爭取一個雙贏的局面：我不難為你，你也別給我添亂，雙方都有回旋余地，都能掙口飯吃，對個人對國家也有好處。而這种朋友式的心里話表達的核心僅僅是：”如果你不配合，后果自負。”實質上是威懾恫嚇。
‘其次，他們大講”依法治國”和”惡法也是法”的道理。他們會說：”我們不想改變也自知改變不了你們的思想，你們可以保留和堅持你們的思想，但我們必須依法辦事。除非你們有能力改變目前的法律–當然，我也希望改革這樣的法律–但在沒改之前，哪怕它是惡法，但惡法也是法，我就必須執行。再說了，對于社會穩定，惡法下的社會秩序，總要比無法可依的亂來好多了，文革時期的打砸搶盛行就是徹底砸爛公檢法的結果。”其次，大講警察所要信守的職業道德，”拿人錢財替人消災”是他們經常拿出的理由。他們會說：”如果我不執行上級命令或法律，就是執法犯法，也違反職業道德，你們不是也很反對執法犯法，很講究遵守職業道德嗎？作為朋友，如果我們顛倒一下現在的角色，你穿上我這身皮（警服），你會怎么做？”言外之意是：我們這樣做与我們個人無關，而僅僅是職業使然。
‘再次，經常用自己的飯碗來獲取被管制者的同情和理解。大講這個職業對他們個人生計的重要性，而且講得最動情最誠懇：”我也是一普通人，也要吃飯，也要養家糊口。乾警察像乾其他工作一樣，說到底就是謀生的飯碗。如果我不這樣，我就等于自砸飯碗。不瞞你說，我老婆已經下崗，孩子剛讀中學，全家就靠我一個人的這點工資……”第四步，以上策略，完全是訴諸于利益的說辭，執法者意在告訴被管制者：我們在觀念上沒有分歧，即便有分歧我們也不在乎。只因為我的職業是警察，更因為我乾這行是為了養家糊口，這身警服就是我的飯碗，你總不能一點同情心都沒有，專乾砸別人飯碗的勾當吧。而且，如果你不配合我們的工作，最后還是你自己吃虧。’
文中劉曉波將大陸警察的兩面性歸結為“犬儒主義”，并且將這种“犬儒主義”視之為“進入小康時代的人們”的“必然性”：
“由此可見，沒有原則和信念的犬儒主義聰明，在今日中國已經泛濫到何种程度，不僅精英們輕車熟路，而且執法者們也玩的駕輕就熟。表面上看，如此剛柔相濟的雙面，与斗爭哲學的單一面孔相比，也是一种進步，起碼不那么猙獰、殘酷性有所降低，然而，作為恐怖政治下的生存策略而言，二者恰恰是同一譜系中的孿生子，毛澤東時代的殘酷斗爭所造成的道德底線的崩潰，必然使進入小康時代的人們變成唯利是圖的犬儒。”
我則以為他所觀察到的大陸警察的另一面就是中共江氏“穩定壓倒一切”沒落方針造成的“借亂吃人文化”的具體而真切的反映。他們一方面降低身段，似乎在一個被他管制的弱者面前他反倒是弱者，以博得你同情与配合，一方面在這种以低姿態示弱的管制中削弱你的意志，“吃”掉你對自己權益的爭取与努力，滿足他們保全“飯碗”，甚至升官發財的目的。這不是儒家的過錯，這是“穩定壓倒一切”“借亂吃人文化”有模學樣造下的罪過。即使將這一恐怖气氛中的沒落方針換一個地方，就是放在美國這樣文明高度發達的地區，這樣的做法也會跟隨人性的變化而一樣會發生，一樣會殘害善良人們的正當權益，合理追求，和正常生活！現在，上至國家政府，下至凡夫走卒在這一“穩定壓倒一切”沒落方針（中國極權專制的變种）的強力推行下，“借亂吃人”，都以此騙術為生，形成的中國所普遍泛濫的社會文化就象當年毛澤東治下的文字獄一樣盛行在中國社會的各行各業各階層各領域，如此猖獗，如果沒有民主的制衡，沒有對極權的制約，長此下去，中國的社會心態將會淪落到何种地步！2003/9/4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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