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30日訊】我國從1989年開始實行大學收費制度，當時每學年學費是200元。1989年我國城鎮居民平均年收入，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字，是1376元人民幣，200元學費占平均年收入的七分之一，加上生活費和其他學雜費開支，平均以每年500元計，供養一個大學生的費用占年收入的50%左右。與其他國家（包括發達和落後的）相比，這比例已經算很高，但還承受得起。十二年後，學費暴漲到5000到1萬不等，漲幅為25倍到50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只是6860元，比1989年增加了5484元，增長4倍，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2.3倍，大學學費的漲幅十倍於居民收入的增長。
　　
學費加上生活費等開支，供養一個大學生，平均每年支出為1萬2千元。等於夫妻兩人平均年收入。但是，做爹媽的自己也要吃飯活命呀。因此，學費暴漲後，家中出了一個大學生，而父母年收入只是全國平均水平，就難以承擔了。
　　
加上高中也實行收費制度，稍微好點的高中，學費和大學一般甚至更高。這意味著，孩子進了高中，又順利考上大學的話，只有平均年收入的家庭，在長達7年的時間內，將處於負債狀態。而大多數家庭的收入就是平均年收入水平，甚至更低。
　　
提出教育產業化的初衷是尋找新的經濟增長亮點，據一些所謂專家的測算，每個學生收費5千，200萬人頭，可以給大學直接帶來100億收入，間接可以帶動2400億的消費。我不知道他們這2400億的消費是怎麼算出來的。實際是，自從學費暴漲後，老百姓更不敢花錢，甚至小孩還沒有出世，就開始為他將來的教育存錢了。
　　
因此學費暴漲的結果，不但沒有刺激消費，反而使消費萎縮。
　　
學費暴漲的另一個嚴重後果，使廣大貧困家庭子弟更無出頭指望。通過考上大學來改變自己命運，幾乎是貧困家庭子弟唯一希望，現在掐斷了他們這唯一的希望，我們的社會會變得更美好更令人可愛嗎？
　　
通過科舉考試，實現社會高低階層之間縱向流動，是中國幾千年的優良傳統，這傳統是有助於社會穩定的，可是學費暴漲，關閉了底層人向高層流動的途徑，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優良傳統就被徹底破壞了。
　　
自從大學學費暴漲後，大學生源結構發生很大變化。在實行收費制度之前，農業地區來的學生，在大學裡占60%-70%，和農業人口在全國人口所佔的比例還比較接近，實行高額收費後，農業地區學生只佔30%左右了。如今的大學，已經成了富家子弟的樂園。這些從小不知民間疾苦的學生，將來當了官，政府機構都是由這樣的人把持，他們制訂的政策恐怕會更加脫離社會現實。
　　
在高收費利益驅動之下，大學年年擴招，短短幾年，招生人數就翻了一倍多，2003年招生規模已經達到655萬。只是為了賺錢的低質量擴招，大大降低了大學水準，由於擴張速度遠遠超過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畢業即失業將成為3、4成大學生的必然命運。
　　
幾年前，為大學高收費辯護的官員，振振有辭地喊道「誰得益，誰投資」，那麼畢業即失業，這投資不是成了泡沫投資嗎？為了得益的投資，結果成了泡沫，誰來負這個責任呢？讓投資者自己來負責，考大學就變成買股票了。問題在於大學是股票嗎？
　　
除了中國，全世界還沒有哪個國家純粹從商業賺錢的角度來看待高等教育。大學不是簡單的商品和消費的關係，大學辦得好，得益不僅僅是受教育者本人，而是全社會。這就像餵養嬰兒吃奶，如果做母親的對嬰兒喊道，誰得益誰投資，否則不給餵奶。那麼兒童保護機構一定會把這母親送到瘋人院去，另找人來餵養嬰兒。
　　
望子成龍是中國人最頑固的心態。學費暴漲，廣大家長只好在其他方面拚命節省，攢下錢來供養孩子讀大學。可想而知，含辛茹苦幾十年，換來的是畢業即失業，對大學生本人、對供養他的家庭，所帶來的打擊是多麼沉重！在這樣沉重打擊下，他們對我們這個社會對政府將產生怎樣的心情？
　　
因此，高收費導致的大學生供過於求，將不是一個簡單的就業問題。
　　
因此，大學學費暴漲所帶來的三大負面後果，消費萎縮還算是最輕微的後果。大學生源結構的改變、畢業即失業這兩個後果更為嚴重，對社會的影響也更為深遠。教育部門在高收費政策中賺了錢、發了財，可是負面後果卻會讓全社會來承擔。
　　
當初制訂政策的時候，為什麼就不願多思考一下？為什麼就聽不進反對的聲音？
　　
教育產業化口號最初斯坦福大學提出來的，本意是將大學的知識和技術優勢直接轉化為社會生產力，由此，斯坦福聯合周邊幾個大學創辦了硅谷，對美國經濟產生了巨大作用。可是到了我們這裡，教育產業化卻變成了高收費。這種不思創業，只想撈現錢的習氣，不但鼓勵大學盲目擴招，而且賣文憑的風氣也頓時在全國蔓延開來，嚴重敗壞了大學的道德，使得大學日益腐敗。
　　
這表明，涉及全民利益時，只從一個部門的利益出發、只從眼前利益出發來制訂政策是萬萬要不得的。
　　
治理國家，治理社會，需要全局的、綜合的、長遠的眼光和頭腦。只顧眼前一時需要，沒有綜觀全局聯想將來的頭腦，是治理不好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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