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3日訊】李文蘭，女，1961年生。中國陝西漢中市洋縣溢水鄉上溢水村農民。2002年夏天因家中失火，丈夫帶著兩個孩子返回四川老家。李文蘭生活沒有著落，加上思念親人，便一路行乞赴四川尋找丈夫和孩子，途經陝西城固縣二里鎮一帶時被毆打致死。慘案詳情如下：

2003年５月６日晚，二里鎮初級中學初三學生張智偉、郭亮和王云璋在鎮上一家燒烤店喝酒時，李文蘭上前討飯并与３人發生口角。當晚１１時許，喝了１１瓶啤酒后的３名學生回家行至鎮橋頭時又碰上李文蘭，３人余恨未消，遂上前不由分說狠踢李的小腹部，并排成一排在倒地不起的李身上亂踩。隨后，他們又將李拖至路邊的農田，脫去李的褲子，拿起田邊的菜籽杆插入其下身亂戳。李文蘭倒在地上神智不清，几分鐘后才痛苦地向前爬行，３人仍感不解气，又抽出腰間皮帶，用鐵制皮帶頭在李的頭部、臂部、腿部等部位抽打。至次日凌晨１時許，３人才結束了暴行，整個施暴過程持續了兩個多小時。５月７日凌晨５時３０分，鎮中心醫院的值班醫生李創民听到門外有人呻吟，開門后發現李文蘭面部青紫，雙手捂著肚子，說有３個流氓用菜籽杆捅了她的下身，要求看病。李創民沒有采取任何診治措施，只是向二里鎮派出所打了個電話算是報案。民警魏國華接警后，８時多才安排片警魯小軍（司机）去察看，魯小軍在醫院沒有找到李，回派出所時在橋頭碰到渾身是傷的李文蘭。李文蘭對魯小軍說她被３個流氓打了。魯只對她說了句“你是哪里的，走就是了”，便開車回到派出所。

８日下午，二里鎮二里村村支書劉國棟兩次請示派出所如何處理李文蘭之事，最后商定將李送到轄區以外的地方。村上据此將李送至城固縣与南鄭縣的交界處。

９日下午，二里鎮苟家灣村村民向派出所報警，稱發現一具“女尸”，派出所負責人尚龍德帶著民警和當地村干部赶往現場，當時李文蘭仍神智清楚，并敘述了３名施暴者的形象，隨后他們將李送到鎮醫院救治。１０日上午，李文蘭因搶救無效死亡。法醫鑒定，李文蘭全身多處臟器受損，陰道內挫傷嚴重，因受鈍性外力致蛛网膜下腔出血，左側多根肋骨骨折及腹腔感染而死亡。（相關新聞參見新華网、中青网）

我不知道，當中國還怀抱著李思怡的尸體的時候（按新聞時間），如何面對這一新的慘劇？！李文蘭之死以一种絕決的態度說明：中國的悲劇永遠沒有盡頭。這种悲觀的結論似乎得到了這一個案的特別支持：不是警察而是孩子成為殺害李文蘭的第一凶手，而孩子据說代表了一個社會的未來。

當然，這一慘案中警察部門的不作為以及村民的結构性冷漠同樣對李文蘭之死負有責任，這些石頭一樣的人際關系构成了中國個體生命死滅的制度性背景。人是孤獨的，掙扎在人群中如被壓死在馬路上而無人理睬的貓。國家即使不是凶手，也決不會在你需要的時候提供援助。可恥的是，它一直宣稱它的合法性就是為公民提供援助，而且還是這一援助力量的代表者——李文蘭之死再一次戳穿了這個迷天大謊，不過遺憾的是，時至今日，撕裂這張政治遮羞布再也不值得付出這樣高昂的代价。另外一种民族精神牌坊也同時轟然倒地——吃人的宴席一直排下來了，一起排下來的還有看客的隊伍，這個“勤勞善良勇敢”的民族、這個盛產“圣人君子和仁人志士”的民族，黑壓壓地聚集和散落，如被歷次天災人禍打磨過的石頭和因此喪失神經的行尸走肉。在這里，沒有一點點同情心和悲劇感，個人的毀滅就象一粒塵埃落入古井中。与此同時，北京繼續在舞蹈，這是中國歷史排下來的第三場宴席——政治化裝舞會，它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說明：李文蘭是不存在的，而唯一存在的是主席和書記的每日飲食起居，而這些偉大事件是如何使李文蘭們感恩戴德的。]

誠然，那三個中學生是“個別人”，但我有充分的人生經驗使我相信，這“少數”几個孩子是有代表性的。他們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國家教育“最合格的畢業生”，這一國家教育培養出這樣的“人才”完全是天經地義或順理成章的。

1989年“政治風波”之后，一种小市民政治或小人政治領導了國家。這個“新國家”完全依靠政治墮落和幫派利益來維持，在它的示范下，特別是在它積極推動的國家教育中，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教育被束之高閣，謊言与厚黑學因此統治了課堂內外。這十几年的學校教育制度性地生產著年輕的名利之徒和毫無廉恥的年輕暴徒、流氓、打手与新新人類這樣的精神病。他們不是毛澤東思想的紅衛兵，但卻是具有相類似的人格特征的江澤民主義的“紅憤青”。他們是网絡上的流氓，也是街頭的凶手。他們一年年在長大，因無知而更加偏激和野蠻，因精明而更加殘暴和無恥，他們是中國政治真正的傳人，一种“后改革開放時代”的法西斯主義轉向所必須的群眾基礎。這些青年暴徒基本是瘋狂的民族主義信徒，同時又是瘋狂地殺害自己同胞張文蘭的凶手。如果說毛的罪過之一是人口政策上的倒行逆施，那么“新時代”的罪惡之一則是為中國精心培育了這樣一代新新人類，至少到目前為止，他們意味著毀滅和死亡。

更重要的是，江主義的國家教育仍在繼續，孩子繼續走進校門，而“紅憤青”仍然在象悻悻的狗一樣從學校沖向社會。經過細致的政治謊言的教育和政治墮落的官方示范，這些“新兵”沖向街道和村庄，在等候一場“啤酒館革命”之前，不間斷地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暴行。我知道，“新國家”的愚民教育完全是為了自衛，為了捍衛89事件之后竊國自肥的商業利益，也是為了緩解1989年引發的政治大恐慌——“國家”再也不需要80年代的“啟蒙教育”了，它對“八九一代”痛心疾首。它必須徹底地消滅再產生“八九一代”那樣的年輕一代的可能性，因此它要千方百計地培養在精神上和“八九一代”完全不同的新一代人。他們成功了，他們用李文蘭的鮮血給這新一代畢業生舉行了隆重的畢業典禮。但問題是，這一政治自衛行動的后果是災難性的。這個瘋狂自私的政治集團為了那些幫派利益正在政治上徹底消滅中國，在人口生態方面為這個國家准備葬禮。李文蘭死于這場災難的前期，她為我們所有人發出了第一聲慘叫。

孩子是無辜的。這是真理。“國家”是由人組成的，這些人才是真正的凶手。這是政治常識。問題還有另外一面：更多的人們是否應該對國家的胡作非為承擔一定的責任呢？中國知識分子在90年代“新國家”的侵略校園的戰役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呢？至今他們仍然是看客甚至仆從。中國知識分子因此同樣是李文蘭慘案的旁觀者，只不過站的更隱蔽一些罷了。李思怡、孫志剛以來，知識分子仍然在扮演批判家的角色，他們是否也應該作為那些警察的“老師”而做一些反省呢？由于我們“小于一”，由于我們是小人，所以我們才擁有了小人統治。恥辱，我們竟被小人統治了如此得心應手和固若金湯。更恥辱的是，我們還不覺得恥辱，而在成熟地自我辯解，在一味地義正詞嚴。李文蘭死了，朝野間的一切偉光正該收場了。

2003年8月6日星期三

──轉自《人与人權》(//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