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9日訊】[編者按]道德是社會規範的一種。人的規範有道德，法律，社會的各種制度，行政規範，各單位，部門的規章制度，某些技術規範，邏輯規範等等。道德是一種最抽像，最普適性的規範。由於它的普適性，即普遍的適用性，它是任何其他社會規範所不能取代的，是維持社會秩序最重要最基本的規范。一般的人，絕大多數情況下，往往是根據道德規範和價值判斷行事，尤其在自由的範圍內，起決定作用的只有道德規範和價值判斷。只有相反，當你沒有自由的時候，也就是說在法律有規定，你必須遵守法律規範，沒有違反它的自由的時候，或者你違反法律，事後受到法律追究時，法律才起作用。道德規範中，起基礎作用的是良心，良心主要靠每個人的自律來維持，然後是一般的道德規範，靠社會輿論維持。把道德與良心混淆，認為道德靠自律維持，是不對的。道德，包括良心在內，當你違反時，社會輿論（包括人們的私下議論和媒體的公開議論等等）就可能譴責。而法律，與道德不同，靠政府的強制，包括警察，監獄，法庭等等的強制來維護。一個道德淪喪，良心良知泯滅的社會，不管法制如何嚴格，如中國歷史上的法家社會，都是很可怕的。我們非常需要健全法制，但只講法制不講道德，就是本末顛倒。主張「告別革命」，「中產階級」和「全盤私有化」，「全盤商業化」的錯誤思想體系，就有這種本末顛倒的傾向。當然，我們
講道德時，指的是先進道德，而不是落後陳腐的道德。我們需要的是先進法制和先進道德的統一。中共對中國最大的破壞，就是對人的素質，尤其是道德的破壞。——2003-9-26

在近代的中國大陸，每當一個社會問題發展到了某種嚴重的程度時就有人出來開始搞運動了。不過事實證明通過搞運動雖然當時可能產生一定的抑製作用，可是因為不能達到釜底抽薪的目的，往往會使老問題在重新復發時變得更加嚴重起來，於是就出現了逐波升級的現象，其結果必然會造成統治者根基的日益鬆動。這也就是為什麼極權統治政權的壽命一般會比較短的原因，縱觀歷史，很少有暴政政權能夠連續維持百年以上的。而這種社會矛盾逐波震盪升級的現象正是檢驗一個政權是否具有極權性質的基本標準之一。因為極權制度缺乏自我修正機能，所以必然會引發社會潮流的極端化傾向。社會矛盾的激化過程因受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其變化週期是各有不同的。例如中國大陸自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反貪污運動以來，貪腐現像一直是以極其緩慢的速度成長的，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才開始加速發展。按照社會的普遍運行規律，社會矛盾的惡性加速發展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階段正在到來。

除了腐敗問題以外，中國大陸近年的一個重大危機是社會道德的嚴重滑坡。如果說腐敗只能是當權者的專利的話，那麼道德就是反映全民精神面貌的指標了。針對大陸道德的嚴重危機狀態，當局在九月二十日搞了一個「公民道德宣傳日」。《中央電視台》的《對話》節目對道德問題進行了討論。通過播出的節目我們可以看到參加討論的人各執一詞，人們普遍對道
德的認識程度非常膚淺，特別是毛馬流毒在大家靈魂深處的影響極其深刻，在這種背景下與會者根本不可能拿出來比較客觀透徹的分析和建設性的主張。

[實例瀏覽]：9月6日的《北京勞動午報》刊載了北京順義翁福義的文章：電視上有這樣一條報道：一名上有父親、下有孩子的中年男子，因一時想不開，醉酒後爬到樓頂企圖自殺。於是有人報了警。警察趕到後對其進行勸說，終於有了一點效果，這名男子開始在樓頂上猶豫徘徊。這時，樓下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大約達到了兩三千人，口哨聲不絕於耳，並傳來了
大聲叫喊：「快跳呀，我該上班了。」接著又有「快跳呀，我脖子都等酸了。」等引誘性語言此起彼伏。起初這名男子還用磚頭憤怒地砸向那些叫喊的人，但他最後還是沒有抵擋住樓下人的惡意叫喊跳了下去，離開了人世。樓下的「看客」們也就消散了。

[事件分析]：關於見死不救的事例近年來頻頻見諸於大陸報端，到現在已經成為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了，問題的關鍵是大陸人是怎麼變成了今天這樣的冷血動物的呢？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嗎？當然不是。我們知道在很多發達國家的國民道德水平是很高的。僅以美國為例，在「九一一」恐怖事件發生的瞬間就湧現出了大量的捨己救人、臨危不懼的事跡，令全世界
人民為之感動。而這樣的一些「雷鋒精神」在中國大陸則是非常偶然的現象，所以才被當政者如獲至寶般地加以宣揚直到人民感到厭倦為止。是當今的媒體太開放了才造成個案的大量曝光嗎？恰恰相反，我認為曝光的事件只是大量事件中的極少數而已。其實只要是長期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都會有切身的體會，道德危機確實是在嚴重地在惡化著。

根據《社會動力工程學》的原理分析，道德產生的起源是在於人類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保護需求，是社會文明發展、進步的自然產物，而不是宣傳、教育的結果，因為誰都知道道德高尚的行為是好事，在達到同樣目的的前提下人們當然願意通過比較文明的方式來參與社會活動。當然在正常社會秩序的基礎上，幼年的道德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因為這樣可以使青少年為自己的精神成長打下良好的基礎，但觀念的最後形成還是要依靠社會生活的具體實踐。那麼為什麼中國大陸近代會出現嚴重的道德滑坡呢？顯然是因為社會的公平利益基礎被破壞了。當一個社會的利益平衡心理被打破的時候人們會產生仇恨心理、報復心理和發洩心理，一旦有風吹草動就會出現動亂。這樣就成功地解釋了為什麼世界上會常常出現「損人不利己」的社會現象，也說明了許多「無緣無故的恨」是怎麼來的了。例如在文革期間人們當然不敢將無名的心中怒火發洩到毛澤東身上，而那些被指控為「牛鬼蛇神」、「五類分子」的群體就成為了最佳的出氣筒，這與古羅馬的角鬥殘殺心理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才做出結論說中國在二十世紀發生了中世紀的大復辟。記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和幾位大學同學利用暑假一起去大連旅遊。當時大連的有軌電車車票是全國最低的，只有一、二分錢，而我們上車時經常藉機會逃票。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錢不是大問題，但佔便宜有一種榮耀感而不是羞辱感，大概只有這樣才能發洩出對社會不公正現象的憤懣吧！這就是道德觀念對社會狀態的基本心理反映。

[診治處方]：道德狀態是社會綜合狀態指標的一面鏡子，是社會質量的集中反映。當權者不應該將道德問題孤立地提出來加以討論。對於中國大陸來說，道德危機主要是源自於毛馬瘟疫的長期感染以及社會不公正現象對百姓的強烈困擾。只有根除了這些痼疾以後中國大陸人民的道德水準才有可能得到逐步的改善。中國人需要的是對光明的期盼，當人民看到了希望
的時候道德水準就會陡然提升。我們都知道，在八九民運期間北京發生了「小偷罷偷」的現象，北京市民突然變得互相理解起來，而且這種氣氛在大屠殺發生一段時間以後才逐漸消失。這就充分證明了道德是人類對社會信心認同度的本能反應，而決不能通過加強思想改造而得以改善。在文革期間每過幾個月就會公佈一批罪犯的罪行以備召開公審大會處決掉一些
人，記得當時傳達文件時就曾經強調過不要一說犯罪問題就是社會造成的，說明當權者非常清楚誰是治安問題的始作俑者。做為當權者應該首先對自己的言行進行嚴格管理，從而能夠充當社會的模範才能夠給社會創造出一個良好的氛圍，而不能夠像毛澤東那樣從最基本的私生活開始就採取對人民嚴，對自己寬的態度。我們都知道在先進的民主國家裡，每個領導
人都必須檢點自己的言行，而老百姓卻可以在極為寬鬆的條件下生活。這也就是為什麼每當鄧小平聽到三權分立的呼籲之聲就腦袋疼的原因，為所欲為慣了的人當然不願意去接受民主制衡機制的約束。所以中國的民主化問題的焦點從來都不是觀念、制度的爭論，而是利益的爭奪。道德問題只是社會體制狀態的一種反映。一旦當中國大陸的社會體制獲得實質性改善
以後，全社會的道德水準就一定會自動地大幅度提升，真、善、美必將能夠壓倒假、丑、惡，我們就完全可能鑄造出一個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新中華盛世。

──轉自《網路文摘》(//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