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3日】 “歷史是一個可以隨意打扮的女孩”，有人說這是胡適先生的警句。後來有人出來澄清，胡適的原話是：“歷史不是一個可以隨意打扮的女孩”。一字之多，謬以千里。歷史如果是女孩，打扮與否都不太重要，花環與脂粉總掩蓋不住她的清純和透徹，撩開那層薄薄的面紗，她的本來面目就會暴露無遺。然而在特定的地域和特定時期，歷史往往是娼婦，她被老鴇精心妝飾，以聖女的形象推介給人們。這老鴇就是社會的特權階級。
張學良放棄東北，通常的教科書者說是奉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日本出版的《日中關係八十年之證言》一書披露，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前的八月二十五日，日本關東軍就截獲了沈陽公安局的一個命令：“日本正在極力挑舋，應各容忍自重，力避發槍。如遇日方發槍，應即退入分局，以避衝突”。九月六日，身在北平的張學良發電給東北邊防軍及東三省政務委員會：“對於日人，我方務當萬分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遵照注意。為要”。“九一八事變”爆發的當晚，張學良正在北平看程豔秋的戲，遼寧省政府主席臧士毅向張電話通報，張學良說等回去後再商量，後來乾脆電話也不接。當時北平有人以“沈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的詩句相譏。而時在江西南昌剿匪行營的蔣介石在十九日有如下日記：“倭寇侵略我東省矣，嗚呼痛哉！余唯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拼以一身報我總理，報我先烈，報我民族！”二十二日蔣介石在國民黨南京黨部大會上發表演說：“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忍耐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之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須領導全體國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與國家人格”。可見當時從中央到地方都抱有通過外交和國聯解決事變的意圖，至於是誰下的不抵抗命令現在還是一個謎。張學良是誰的恩人，誰的罪人，誰最有可能替張學良隱晦，值得一思。
聯合政府先前一直說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有《論聯合政府》一文為證。而據前蘇聯的解密檔案，毛澤東在一九四七年給斯大林的電報主張等到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後，一切民主黨派都要退出歷史舞台，實行一黨專政。倒是斯大林主張中國要建立聯合政府。解放戰爭時期，歷史的說法是斯大林勸說中國劃江而治，而毛澤東堅決反對，這也有“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一詩為證。而俄國人出的回憶錄中說當時米高揚到西柏坡勸說毛澤東打過長江去，而毛澤東表示只想劃江而治。歷史結論似乎產生了動搖。除此外，一九二七年誰背叛了中國革命；抗戰期間誰堅持抗日，誰在保持和發展實力；抗戰勝利後誰積極推進民主，誰籌備一黨獨裁等等重大歷史問題都還隱藏在迷霧之中。
歷史真相永遠只有一個。站在不同利益，不同立場，用不同資料和不同眼光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對待歷史我們需要一種懷疑精神和分辨的眼光。如果一種結論、特別是涉及近現代史的結論只對某一特權階級有利，那種結論就值得人們懷疑──特權階級有著粉飾和掩蓋歷史的動機和手段。歷史結論取信於人，途徑只有一個，就是公開歷史檔案。倘若某個事件已過去數十年，其檔案尚不能解密，或只能憑組織介紹信僅供少數官方的專家學者查閱，這專家學者作出的結論尤其值得推敲。中國的史書、傳記、碑貼、墓誌充滿了隱惡溢美之辭，二十四史中的《隋書》是其中一例，原因是《隋書》修得較早，書中涉及的人物多是唐初權貴的父祖。但好在唐朝給後來留下了大量的稗官野史、私籍筆記，人們通過去偽存真，基本能還隋史以本色。近現代歷史資料則豐富得多，除了上述種種，還有大量遺存的圖片、攝影、檔案及國外資料，史學家們的責任就是從撲朔迷離的史料中發現真相。我們不能被御制史書蒙上了雙眼。
現實生活中的事件真相都能被刻意隱瞞，歷史自然就成了花枝招展的娼婦。先看準了她為誰謀利──誰就是幕後的老鴇。透過老鴇們的虛偽和臉上厚厚的脂粉，我們終究可以辨明娼婦的真容。畢竟聖女的外衣掩蓋不了骨子裡的淫蕩和邪惡。
大師們的選擇
有著大師的時代是偉大的時代。歷朝歷代的文化藝術大師們的傑作構成了我們民族燦爛文化的美麗畫卷。近代文化藝術大師更是燦若星斗，一個個載入史冊的名字為後世所景仰，這些文化藝術的專門家創造的文化藝術高峰很多至今仍代表著我們民族的最高成就，這是我們民的族瑰寶。然而大師們一旦生活在國家動亂和割據的年代，就必須用自己敏銳的眼光辨析正義、邪惡。他們不是盲從者，他們用自己的智慧、判斷做出選擇，他們的選擇決定了自己的未來命運，同時也以自己的方式──報刊、作品和言論影響著社會，也引導著社會大眾的傾向。
章太炎是當之無愧的大師級人物，他對事物的認識往往預見於萌芽之前，而非既成之後。他在一九二四年就領銜撰寫《護黨救國宣言》，反對國共合作。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國民大學演講《我們最後的責任》，申明：“我們現在要反對的，就是要反對共產黨。共產是否適合我們的國情，還在其次；現在的共產黨，我們可以直接稱他俄黨，他們不過是借著共產主義的名目，做他們活動的旗幟，什麼共產不共產，那簡直是笑話。借著俄人的勢力，壓迫我們中華民族，這是一件很可恥辱的事。我們應當反對借俄人勢力壓迫中華民族的共產黨”。他是最早辨別正義與邪惡的大師之一。當時的孫中山、蔣介石還沒有這樣犀利的眼光。一九二六年章太炎為首成立“反赤救國大聯合”、“國民外交協會”，反對“赤化”，並致電蘇俄駐北京大使加拉罕，抗議加拉罕在中國宣傳赤化，“煽惑無知之青年，啖以金錢，授以利器，為虎作倀”。他在一系列文章、演講中宣傳其“反赤”主張，直到逝世的一九三六年仍罵共為“賊”。他罵共產黨、罵國民黨、罵北洋軍閥甚至罵孫中山，他的觀點一以貫之。幸虧死得早，逃脫了後來的反攻倒算。
與章太炎相仿，魯迅也以罵著稱。他罵麻木不仁的國民，罵國民黨，罵政府，罵一切權貴。他對一切與國民黨為敵的人都有本能的好感，並與瞿秋白、馮雪峰、成仿吾等共產黨人保持聯繫。他沒有加入共產黨，保持著距離和戒心。甚至在他應共產黨人的要求而寫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中國文壇上的鬼魅》中也只根據自己的看法發表意見，並無一句支持共產黨的文字。他是有著自己的思考的。以他的稟性，誰能保證他後來不會罵共產黨？也幸虧死得早，逃脫了後來的噩運，至今仍年年被紀念著。
而胡適、林語堂、錢穆、張大千、胡秋原等人性情要平和得多。他們對時局不滿，也有批評、鞭撻、諷刺、幽默，但一律反共。他們成為“反動政權”的座上賓，沒有批判批鬥，沒有檢討反省，沒有牛棚專政，他們的後期作品珍如拱璧，唯一的平生缺陷可能就是添了數十年的故國喬木之思，這源於他們的選擇。
有著“完美”歸宿的要算郭沫若了，他最早寫了《試看今日之蔣介石》，對蔣進行文字討伐。抗戰時期左右於國共兩黨之間。建國後更是做到了副總理。他的訣竅就是改弦更張，再也不罵獨裁專政了，極盡阿諛之能事，“有雄文四卷，為民立極”是他對毛澤東的頌詞。他得了個善終。但他後期的作品幾乎不堪卒讀，尊定他大師地位的作品全部寫於“反動統治”時期，這不能說不是他的人生之玷。巴金在解放後的作品幾乎完全是“違心之作”。“文革”期間，他整人或被整，以至“文革”結束後直到今天仍在“懺悔”著，現在成了當局手中的香餑餑，看來是會得個善終的。
其它人則沒有這樣的好運氣。老捨、茅盾，胡風、樑漱溟、曹禺、馬寅初、常書鴻等一批舊文人誰沒有受鬥挨整？從肉體到精神的折磨使得他們再也寫不出劃時代的偉大作品。他們成了“牛鬼蛇神”，作品成了大毒草，結局不是投湖就是跳樓，不是服毒就是懸樑，少數倖存者平反後也是風燭殘年，身心憔悴。他們選擇了一個陣營，這個陣營決定了他們的命運。而從共產黨搖籃裡出來的紅色文人結局也大致相同。周揚、吳含、鄧拓、周立波、綠藜等紅色文人同樣成了恐怖時代的犧牲品，他們的遭遇讓人落淚。共產黨的支持者章乃器、王造時、章伯均等以罵國民黨、蔣介石而得名，在共產黨領導下卻不得不低頭認罪。最可笑的是魯迅以後的雜文聖手聶紺駑，他罵同樣的對象，文辭之犀利比魯迅有過之而無不及。建國後他在香港繼續罵蔣介石、蔣經國、罵白崇禧、陳立夫和國民黨，寫了大量歌頌共產黨的頌歌，然而回國後鬱鬱不得意，再也看不到那些鋒芒畢露的文字和討伐聲。倒是沈從文有著一身傲骨，解放後就擱筆，他沒有留下“違心之作”。從舊社會過來的文化人幾乎沒有不受衝擊、改造和挨整挨批的，這是那個黑暗年代的事實。按照共產黨的階級分析，知識分子屬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一部份，是專政的對象。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黨人一分鐘也不忽略□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的對立，以便□能夠利用資產階級統治所必然帶來的社會的和政治的條件作為反對資產階級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反動階級之後立即開始反對資產階級本身的鬥爭”。他們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後立即將鬥爭方向轉向了有小資產階級傾向的知識分子。毛澤東說：“資產階級和曾經為舊社會服務過的知識分子的許多人總是要頑強地表現自己，總是要留戀他們的舊世界，對於新世界總有些格格不入”。於是“引蛇出洞”，圍而殲之。他們的出路有兩條，“一條，夾緊尾巴，改邪歸正。一條，繼續胡鬧，自取滅亡”（《事情正在起變化》）。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惡毒地罵著樑漱溟：“你卻把自己描寫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羞惡之心，人皆有這，人不害羞，事情就難辦了”，“樑漱溟是野心家，是偽君子”（《批判樑漱溟的反動思想》。士可殺不可辱，毛澤東對樑漱溟百般侮辱，可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厭惡、反感到了何等地步。如果說內戰時期站在不同陣營是這些大師、準大師和偽大師們自己的選擇，那麼在共產黨執政後，接受被改造、清洗和鬥爭的命運則是他們命運注定的了，他們早就為自己掘下了墳墓。
一個將外來理論凌駕於民族文化之上，主張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主張一個階級可以凌駕於其它階級之上，主張消滅國家、民族、民主和道德，主張實行公妻制（見《共產黨宣言》）的組織怎麼可能尊重民族文化和文化大師？怎麼可能去實施民主和保障人權？怎麼可能實行一種文明政治？如果說大師和知識階層曾經選擇了一個陣營和制度，這個陣營和制度的恐慌車輪卻事與願違地向著專制的道路狂奔，大師和知識階層成了車輪下瑟瑟發抖的肉兔。
站在歷史的緊要關口，需要人們作出正確的抉擇。顧炎武或錢謙益，區別隻在一念之間。近代大師們出於對時政的不滿，希望社會變革。以他們的學識智慧不可能不知道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意味著什麼？而他們聽信了有關建立聯合政府和實施民主政治的謊言。他們選擇了死亡和悲慘之路，陪同他們的是千千萬萬的普通民眾。從蘇聯、東歐到亞洲，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無一例外對知識分子有著天然的敵視，因為知識分子是進行愚民統治的最大障礙。雖然現在“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份”，但專政階級對知識分子的隔膜、排斥和防範永遠不能消除。一旦陷入了專制牢籠，衝出圍城可能要付出幾代人的努力。大師們的痛苦是整個知識階層的痛苦，大師們的命運也就是整個知識階層的命運，這已為歷史所證明，並將繼續為歷史所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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