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我從千里之外去了天安門，可我記不清64以後自己是怎麼轉變的；後來聽說廣場死了很多人，可我卻無視政府的撒謊，仿佛那份鮮血離我太遠；十幾年過去了，成了家，立了業，六四在心底的餘火更小了，很快就要泯滅了。

這就是我，一個經歷了六四又忘卻了六四的人，一個明則保身的聰明人，一個當代行屍走肉中的普通中國人。直到近日當我閱讀了紅朝謊言錄時，才猛醒過來。

六四所謂平叛動亂之說，無疑是個彌天大謊，很多人都相信不久的將來真相就會大白於天下，因此今天我談的紅朝謊言，不是直接針對六四真相，而是六四後為血腥鎮壓做擋箭牌和遮羞布的穩定論，所謂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穩定，哪怕幹出傷天害理的事也是可以原諒的，為了多數人的穩定，哪怕死幾個無辜學生也是值得的，沒有六四後的穩定，哪有我們今天的好日子？你看蘇聯現在多窮啊？還是我們中國共產黨英明啊。

事實果真如此嗎？

是鎮壓六四後的穩定帶來了經濟的發展嗎？一位研究經濟學的博士後告訴我，該說法完全不成立，眾所周知八九六四之後中國經濟大衰退，原因不只是外界經濟制裁，更主要是人民的生產積極性被保守勢力拙傷造成的。六四血案實際上是中央向黨內保守勢力妥協的結果，直到九二年鄧南巡講話後，才下決心繼續走改革開放道路。六四鎮壓差點斷送了中國的改革。

六四以後的經濟發展其實是靠科學技術的推廣使用帶來的，與政治因素關係不大。比如溫州地區的紡織業，由於採用先進的科技生產線，他們那一年內就可以為全世界的每個人生產一件襯衣，那當然襯衣就滿天飛了。

說到六四後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了，這也是個表面假象。什麼指標才能體現社會整體的生活水平呢？有肉吃有衣穿有新房住就是好日子了嗎？人畢竟不是動物，除了生存需要外，人們受教育的程度也是體現生活水平的重要方面。八十年代家庭供養一個大學生可以說是輕而易舉的事，可現在要培養個大學生，就連城市雙職工也要東拼西借精打細算的，更別說農村和下崗工人了。

據統計，九十年代後期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當然貪官污吏除外)。全國45%的農民生活在最近幾年出現零增長和負增長，下崗工人人數繼續增長，就連有工作的人，他們的實際生活水平也在下降。為什麼這麼說呢？老百姓把辛辛苦苦掙來的錢存在銀行裡，可銀行把這些錢貸款出去後，其中有44%都收不回來了，也就是說，老百姓的錢快一半都被貪官污吏花掉了，你說你有錢有存款，可是那錢還在嗎？當全國人民都去取款時，有一半人的錢就沒了。錢是什麼，錢不就是張紙嗎？到時候通貨膨脹，一大麻袋錢也許換不回個饅頭，老百姓能說自己有錢嗎？

說到蘇聯問題，我愛人曾在前蘇聯留學，於是我們有不少俄羅斯朋友。當我問起他們對解體後經濟貧困的根源認識時，一個朋友說，那是因為推行共產主義和搞軍事大國的結果，各地區產業結構嚴重失調，獨立分裂後，產麵包的地方不產汽車，生產機械的地方又不生產麵包，所以開頭幾年很混亂，但這不是實行民主的過錯，而是以前專制政權的爛攤子造成的，轉型時期的陣痛是不可避免的，中國的改革今後也必然會為此付出代價，這是歷史的規律。

當我問到一個老教授對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看法時，他想了想說，以前很多人都罵他，但現在是更多的人感謝他，因為他促成了一個新時代的到來。教授舉了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案的例子，按照蘇共一慣做法，對這樣的丑聞應當進行信息封鎖，一方面防止國外反對勢力的幸災樂禍和肆意攻擊，另一方面也避免國內民眾的恐慌以及因此而損害黨的權威，正如中共處理薩斯病一樣。可戈氏堅決否決了這種意見，他說要對人民負責，要對全人類負責。與古今中外所有共產黨領袖相比，戈爾巴喬夫可能是唯一一個把全人類的利益放在黨國利益之上的人。聯想到薩斯病的危害，是象戈氏這樣的改革者好呢還是江核心那樣的人好呢？

教授還說，在戈氏剛剛開始改革的時候，他就清醒地意識到：社會主義制度必然死亡，改革只會加速其死亡，而隨著舊制度的死亡，他本人也將失去最高權力。相反，如果不搞改革，他至少可以平平安安再統治十年。要穩定還是要改革呢，不但戈氏選擇了改革，在老布爾什維克的八月政變時，俄國人民最後也是選擇了改革。盡管買麵包要排隊，但至少沒有了恐懼感。相比之下，我們中國人是要那個把自己權力看得高於一切的軍委主席的穩定呢，還是要真正的改革呢？

鎮壓帶來的是穩定嗎？老百姓都知道，人心不服總會出亂子的，暴力的結果雖然可以把力量弱的一方暫時鎮壓下去，但矛盾怨恨積累起來，必將引起更大的爆炸。

鎮壓只會使政權越來越不穩定。(//www.dajiyuan.com)